病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医学发展息息相关，病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大体有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早期尸体剖检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做尸体解剖的国家，比埃及还早100年以上。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人做过尸体解剖，并记载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古代病理学说和祖国医学病理学说古希腊名医Hippocrdftes（公元前460年～上77年）首创液体病理学说，主张疾病的发生是由于外界因素促使体内4种基本液体（血、粘液、黄胆汁、黑液）发生质和量的改变所致，以后Asclepiades（约公元前128年～56年）提倡固体病理学说，他认为人体是由原子构成，当原于之间的孔隙大小不利于原子侦畅通时，原子潴留则发生疾病。到了公元1～2世纪，埃及名医HcrJOphilos等主张疾病是由于病因作用于人体的局部，造成局部功能障碍所致。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萌芽学说，在西方影响甚大。

在此期间，我国随着祖国医学基本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对病因、发病机理的认识也初见雏形，如《黄帝内经》提出六淫、七情、房劳、饮食、劳倦等致病原因以及阴阳平衡失调的发病学说。隋唐时代的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对疾病的病源和征候已有详细记载和深入的论述，尤其对内分泌和营养学方面的论述较为突出。南宋时期著名法医学家宋慈所著《洗冤集录》对尸检、伤痕病变以及中毒等均有详述，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也为病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器官病理学

18世纪中叶，意大利医学家Morgagni（1682年～1771年）根据大量尸检的肉眼观察材料写了《疾病的部位和原因》一书，描述梅毒、心脏病、肺炎等各种病变，讨论了病变与临床症状的联系，提出疾病常在一定器官形成相应病变的理论，从而创立了器官病理学。

细胞病理学

19世纪，由于显微镜的出现，德国病理学家virchow利用显微镜研究人体病变器官和组织，发现了组织、细胞的形态变化，认为细胞的变化及其功能障碍是一切疾病的基础，由此提出细胞病理学理论，于1858年出版了著名的《细胞病理学》。它对近百年来病理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实验病理学

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Claude Bernard首创了实验病理学，在动物身上研究疾病的动态变化以及病因和发病机理，揭示了多种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让人们对疾病本质的看法提高到一个较高的理性认识阶段，从而纠正了细胞病理学所认为的疾病本质“就是局部的细胞变化”这种片面观点。因此，实验病理学的兴起，大大促进了病理学的发展，它也逐渐成为病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亚细胞病理学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电子显微镜的诞生和生物组织超薄切片技术的建立，病理学便跨入了亚细胞和分子水平阶段，使过去未被认识的许多微细病变和发生机理，逐渐得到了阐明。

近年随着现代遗传学、现代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新学科的建立，病理学又向纵横发展，出现遗传病理学、免疫病理学和分子病理学等新的分支，从而使人们对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和病理过程的认识更加深入，为制定疾病的防治措施提供更精确更有力的理论依据。

建国以来，以胡正祥、梁伯强等为代表的我国现代病理学开拓者和其他病理学家，先后带领病理工作者为我国病理学的发展、病理学教学和科研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51年出版了第一部全部用我国资料编著的病理学教科书，50年代在各院校相继创建了病理学教研室和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建立我国病理学科研队伍，1955年创办了《中华病理学杂志》，以后又创办了《中国病理生理杂志》。大力推进病理尸检、活检以及动物实验工作，为我国病理学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积极开创病理学研究新技术，在超微病理学、分子病理学、免疫病理学和遗传病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填补了我国的空白；在克山病、大骨节病、血吸虫病、黑热病，病毒性肝炎、肝癌、食管癌、宫颈癌、动脉粥样硬化症和冠心病、肿瘤病因学和发病学、冻伤、烧伤、休克、微循环障碍、高山病、缺氧、发热、炎症以及放射病等的病理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40多年来结合国情适时编著各种病理学教科书和参考书，出版了许多病理学专著，悉心培养出大量各层次医学和病理专业人才。前辈病理学家为我国病理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其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但是，我国在疾病防治方面尚面临不少问题，需要当代病理工作者艰苦奋斗，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进一步加强我国病理学教学、科研和检验工作，加速培养新一代病理专业人才，为我国病理学发展跟上或超过世界病理学发展的水平，作出积极的努力。

附：细胞病理学创始人——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

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 1821～1902)：德国病理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

1821年10月13日，魏尔啸生于波美拉尼亚湾的希费本(即现在波兰的斯维得温)。1843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1849年起他担任维尔茨堡大学病理学教授，在施莱登、施万(Schleiden-Schwann)的细胞学说影响下，系统论述了细胞病理学理论，强调“细胞皆源于细胞”，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的疾病，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体液病理学决裂，极大地推动了病理学的发展，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1858年，他的《细胞病理学》出版，成为医学的经典。

自从细胞病理学说（cellularpathology）创建以来，人们得以在常规光学显微镜下，直接观察疾病的组织病变，显著提高了诊断的准确率。这一方法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并为疾病的病理学诊断和病理学本身的发展，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划时*代的重大贡献。细胞病理学成为现代医学理解疾病病因、过程和结局的基础，引起了医学的生物学基础的一次革命。

魏尔啸还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被公认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医生，应与自希波克拉底以来各个时*代的名医并驾齐驱。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关心社会大众健康和公共卫生事业，把政治改革的思想与医学改革相结合，并且倡导医学教育改革。1848年他被当局派遣赴西里西亚调查斑疹伤寒爆发，他认为大众健康的恶化应归咎于恶劣的社会条件，政*府应负责任。所以他说：“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政治只不过是大规模的或更高级的医学”。“医生是穷人的天然代言人，社会问题应主要由他们去解决。”

魏尔啸1902年9月5日因心力衰竭逝世，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