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整个宇宙自然作为认识客体和研究对象，以探求其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就是自然哲学。古希腊的伊奥尼亚哲学及后来的原子论，就是人们认为的典型的自然哲学。中国古代有没有自然哲学，哲学史界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本世纪以来，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以国家的治乱兴衰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其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是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因此，中国古代不存在古希腊那样的自然哲学。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系统化、逻辑化的像伊奥尼亚学派那样纯粹的自然哲学，也缺少崇尚自然，追求自然知识，刻意研讨抽象理论的学术传统，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中国古代就没有自然哲学，也不能表明百家争鸣的先秦哲学中就没有一个学派建立起了自然哲学的体系。亚里士多德说：“古今以来，人们开始哲学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辰的运动及宇宙之创始作出说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书馆1959年版第5页）。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适合于古希腊，因为古希腊之初的哲学家泰利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曾以极大的热情和高超的智慧探求大自然的奥秘和宇宙发展的“逻各斯”，取得了很大成就，创立了自然哲学。这段话也同样适合于中国古代早期哲学，因为在古代先哲的思想成果中，就已经包含了完全可以与古希腊相媲美的自然哲学，尽管它与古希腊自然哲学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但它确实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宇宙和自然的哲学思考，是他们探索自然奥秘的智慧结晶。

如果说，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最高成果是由基留伯、德谟克利特所创立的而完成于古罗马的原子论的话，那么中国早期自然哲学的最高成果就是发端于周末而完成于汉代的元气论。元气论是由八卦、五行、阴阳、精气等一系列范畴发展而成的。

中国最早的哲学思维，和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哲学的断言相同，也“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并且“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成书于周代的《易经》及后来的五行、阴阳思想的出现就是这样。《易经》是部占卜的宗教著作，但它却包含着古代人对自然奥秘最早的哲学思考。《易经》中的八卦是先哲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传·系辞下》）的产物，是自然界物质现象的概括和象征。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代表宇宙中的八种物质。八卦卦象中爻的符号“——”“它”代表了宇宙间两种最基本物质现象的对立统一关系。《易经》用八种物质现象解释世界的尝试，是人们观察世界矛盾运动所获得的经验总结和概括，它的基本思想是认为对立统一是宇宙间最普遍的规律，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可以用这种对立统一来说明。《易经》的卦象卦辞还体现了万物交感，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对立面相互转化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表明早在周代，哲人们对宇宙的哲学思考就已经非常深刻了。

商周时代，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特别是天文、历法、数学、冶炼等都有很大的发展，人们的分析综合能力即抽象思维有了进一步提高。在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推动下，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五行思想出现了。《洪范》中所提的洪范九畴，其中第一条就是五行：“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碱，炎上若苦，曲直作酸，从草作辛，稼穑作甘”（《尚书·洪范》）古人认识到五行就是构成自然界的五种基本元素，这五种元素具有各自的性质与规律，不能违背。春秋时期的史伯，在原始五行的基础上提出了“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这是一个具有哲学世界观意义的问题。他以哲学命题的形式表达了物质元素的结合，产生千差万别的具体实物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史伯还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观点，认为一种元素同另一种元素相配合，就能求得矛盾的均衡和统一。如果回避矛盾，追求无差别的同一，那么，事物就不可能产生。原始的五行说是我国人民最早对自然现象的性质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初步观察总结而产生的唯物主义思想。从哲学角度考察，它是从宗教中分离出的科学，是从神话中分离出的哲学，是从征服自然的幻想升华为解释自然的科学思想的重要过渡环节，其中蕴含着可贵的自然哲学思想。五行的基本特质是从自然物出发解释世界的形成问题，虽然它在理论上尚未提出完整的回答世界的起源问题，它本身还反映着科学思维与宗教幻想的联系，但已经发展为认识自然的哲学萌芽，对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对自然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另一重要范畴是阴阳学说。阴阳学说曾与古代天文学相联系，是古代天文知识的哲学抽象。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阴阳学说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成为自然哲学最重要的发展环节和核心范畴。最早以理论形式表述阴阳范畴的是西周末年伯阳父论地震时提出的，“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伯阳父试图用自然本身的原因来解释地震，实际上是用科学理性知识解释自然现象。他认为世界充满着相互依存与相互对立的阴阳二气，阴阳的对立趋势超过一定限度，就会爆发地震，这样，伯阳父就把事物简单的多样性概括抽象为本质的对立性，使阴阳概念具有了一定的哲学意义。阴阳学说一开始就带有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理论色彩，说明人们在探寻自然奥秘的过程中开始摆脱神的意志，走上从自然本身探求自然成因的正确途径。到了春秋时期，阴阳学说就被人们作为一种普遍概念和一般思维方式广泛地接受与使用，从此后，阴阳学说同五行学说一样，成为发展辨证思维，影响哲学斗争的又一思想成果。春秋时的叔兴曾用阴阳二气的变化说明事物的变异，他认为陨石下降和六澄鹢退飞等怪异现象，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16年），划清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区别。可见当时人们已经习惯用阴阳范畴来认识自然现象了。春秋时的史墨在前人的基础上，把阴阳学说变为一种思维方式，他认为事物都具有自身的发展过程，其原因就在于事物自身内部的矛盾性，而每一客观事物本身又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所以他提出：“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左传》昭公32年）的观点。“两”是指事物在生成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对立的矛盾双方。“陪贰”是强调矛盾双方，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由主辅两个方面构成。史墨一般地认识到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法则，同时也看到了矛盾双方的主辅地位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而这种转化是经过斗争实现的。史墨把以往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扩展到了思维领域，变成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对古代的哲学思维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春秋前期的阴阳五行说是人们以直观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在认识自然现象过程中提出的，作为哲学思想，它与古希腊伊奥尼亚哲学一样，肯定了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和客观事物的辩证性，具有很显明的自然哲学特征。但这些认识还比较粗糙直观，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巫史文化神秘主义的痕迹，这是它的历史局限性。然而从其思维水平来看，丝毫不亚于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并且在辩证性方面略胜一筹。如果我们把早期阴阳五行说与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与埃利亚学派相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春秋末战国初的老子哲学，是我国古代哲学特别是自然哲学发展的理论总结，它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自然哲学体系，其理论性和思辩性，其对世界本体及其规律认识的深刻程度，都是同时代的希腊哲学不可比拟的。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和世界万物的总根源并给以系统的哲学论证。他认为在天地万物形成之前，有一个混然一体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存在着，自然而然地运动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第25章），这就是“道”。道的特点是“夷”、“希”、“微”，即不可感觉的。在老子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从某种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马恩选集》第3卷第448页）。道与世界的关系是母子关系，“道者，万物之主也”（《老子》第4章），“渊珂！似万物之宗”（《老子》第4章），道是万物的主宰和宇宙的总根源。道产生世界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道在不断运动中产生天地万物，产生了物质世界。这就是宇宙万物的生成模式和生化过程。老子哲学还发现了许多自然界所遵循的共同规律，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等。在老子哲学中还有许多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这些思想在揭示大自然的奥秘，扫荡鬼神和殷周以来的神学世界观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老子对我国春秋以前的古代辩证法作了历史的总结和理论概括，原始的阴阳五行学说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萌芽和“和同”、“一两”、“倍贰”思想以及儒家的“执两用中”都被老子经过扬弃综合纳入了自己的体系，形成了自己的范畴系统，它克服了早期八卦、阴阳五行学说用某些特殊实物说明万物起源的理论局限，是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伊奥尼亚哲学在赫拉克利特之后，经过埃利亚学派的逻辑改造，学术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其从早期的个别实物，如水、火等为始基发展为原子论。后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批判，形成了追求科学理性的学术传统。而与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相似的阴阳五行学说，在老子哲学中得到了升华和更进一步的概括、抽象，没有改变其哲学发展的结构及方向，为以后的元气论产生奠定了基础。

庄子的哲学体系是直接从老子哲学发展而来的，其中包含了丰富的自然哲学思想。庄子认为“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庄子·知北游》）。就是说道既可生出精气，又可产生意识。精气可生出有形体的东西，而天下万物都是有形体的事物产生的。庄子是我国第一个比较充分地论述了宇宙的有限与无限问题的哲学家。他自设问题：“天色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他答道：“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邪”（《庄子·天运》）。庄子认为所谓宇宙就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意思。他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庄子·庚桑楚》）。空间本身是没有界限的，时间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实体，所以时空是无限的。庄子认为不仅时间、空间是无限的，而且整个物质世界也是无穷的。在他看来，物质世界是“物量无穷，时无止”。并且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根据这一思想，他发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这一物量无止的原理，揭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数学原理——极限问题，在物理学上首次提出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庄子认为“日月星辰行其纪”（《庄子·天运》），即宇宙中日月星辰都按其固定规律运行，而打雷闪电等自然现象是阴阳二气错行的结果。他说：“阴阳错行，天地大骇，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愧”（《庄子·则阳》）。认为下雨、雷鸣、电击、焚愧等是阴阳运动的矛盾造成的。他没有解释阴阳是什么，但以阴阳解释奇异的自然现象却是很深刻的。庄子对战国以来关于气的学说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说：“是故天地者，性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庄子·则阳》），认为阴阳二气是根本之气。他认为人的生死，本质上只不过是气的聚散而已。“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生死为途，吾又何患”（《庄子·知北游》）。人的形体由气聚而成，死而又化为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没有什么可悲哀的。总之，他认为“通天下一气尔”（《庄子·知北游》），把整个物质世界的根源看作是气的聚散循环，表达了较典型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从总体上看，庄子的哲学体系是相对主义的，但其自然哲学的深刻程度则前无古人。对于老子和庄子的哲学，西方近现代的许多哲学家与科学家都有很高的评价，日本现代大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对老庄哲学的看法也非常中肯，他说：“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可能显得和古希腊思想完全不同，但是它们却构成了一种自洽的、理性主义的看法，它内容丰富，从而就其本身的价值来看作为一种自然哲学至今仍然是值得重视的。”（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后期墨家的自然哲学和逻辑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由于其成员多为下层劳动者与知识分子，有较多的生产技能和科学知识，他们总结出了不少几何学的定理和光学原理，在力学和生理学方面也有不少精粹见解。后墨对时间、空间、运动等范畴，作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他们认为宇宙是无限的，但它是由有限所组成的。由“异时”组成“久”（宙），“久，弥异时也”（《墨子·经说下》），“久，有穷，无穷”（《墨子·经上》），由“异所”组成宇，“宇，弥异所也”（《墨子·经上》），发现了宇宙时空有穷而又无穷的辩证统一，丰富了中国自然哲学的宇宙理论。关于事物的运动，他们用“动”与“止”来表达物体机械运动的内容。《墨经》说：“动，域徒也”，“止，以久也”（《墨子·经上》），认为所谓运动是物体场所的移动或受阻而停止的位移。后期墨家还认为运动必然经过先后远近的变化，只能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接触到了运动与时间的统一关系，具有辩证思维的特征。这些自然哲学思想在当时的水平是无与伦比的。后墨在逻辑理论方面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比较完整的理论，其对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就并不比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逊色。后墨在自然哲学和逻辑学方面的辉煌成就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这些思想在战国时代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在汉代以后就被完全抛弃了。

战国后期《管子》书中《心术》等篇所代表的稷下道家提出的精气说认为世界是由精气构成的。“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管子·内业》）是说精气结合起来就能产生万物，它运流不息，充满天空和其它所有地方。在《管子》哲学中，气之精者谓道，精气与道是相同的概念，（道也指规律性）。他们认为“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管子·心术上》），精气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充塞天地，构成万物，所以其大无外。同时“万物皆得以然，莫如其极”，（《管子·心术上》）所以其小无内。道是虚而无形的，因为它“虚”所以不可穷竭，也正因为它无形而无所抵触，“故能流变万物而不变”（《管子·心术上》）。它可以成为任何具体事物，但它本身仍然是气。精气说在以前哲学的基础上，在说明世界物质多样性和统一性方面前进了一大步，是气一元论传统的重要源头，它的提出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

《易传》是《易经》后七、八百年之久而出现的哲学著作。《易传》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它包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易传》是从直接观察自然和社会现象出发研究其普遍规律的，它认为，“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以此为基点，围绕天地万物的生成和运动规律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建立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自然哲学体系。与古希腊自然哲学不同，《易传》并不着重讨论世界由什么构成的问题，而是一直把世界如何生成的问题作为思考的中心。并不着重探讨实体的问题，而是着重讨论规律问题。《易传》认为天地所代表的自然界本身就是不证自明的实体，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天地是自然界的统称，因而自然界应该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天地如何生万物呢？《易传》认为是阴阳二气交感的结果，“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易传·咸卦象传》），阴阳二气的变化是各种自然现象变化的原因。同时认为，阴阳不仅是一种气，还是万物的一种属性。据此，事物可以分为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阳刚阴柔，所谓阴阳的对立就是柔顺与刚健的对立，“乾，健也，坤，顺也，”（《易传·说卦》）“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传·系辞上》）这是对阴阳学说的发展。他们认为从自然界的普遍联系角度看，不管天道地道，都是一阴一阳，一柔一刚，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阴阳、刚柔是一切变化的根本。既然阴阳是事物变化的规律，天地是这种规律所依附的实体，所以阴阳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就是规律与实体的关系。《易传》概括出一条总原则总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用来表达自然界的普遍联系。运用这种总规律，把阴阳放在最高范畴的地位，对于事物的矛盾对立，相反相成的现象，可以从事物的内部本身得到很好的解释，不需要一个神秘的外在力量来推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这就抓住了辩证法的核心问题。《易传》在探讨这个规律时，触及到一些深刻的哲学问题。其一，一切事物的复杂性，一切事物的变动性，都受这统一规律的制约。其二，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上》），规律是无形的，抽象的，而现象则是有形的，具体的，规律对现象具有支配作用。所以，如果能认识和运用无形的道，具体事物就会随之得到认识而具体问题则会迎刃而解。《易传》中还包含着许多深刻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对中国古代辩证思维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荀子是先秦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他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焰，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谓之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谓之天”（《荀子·天论》）。这里勾画的是一个自然界的总画面，说明天是自然现象的总和，自然界一切现象的出现都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荀子·天论》）亦即“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的结果。荀子认为万物虽各有其特殊本质，但追其根本，仍是由气构成的。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荀子·王制》），既看到了宇宙间事物的差别性，又看到了世界的统一性。荀子把世界的多样性统一于气这个本原，表明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一思想离元气论只有一步之遥了。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他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荀子·天论》），承认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反对把任何外来的主观成份强加给自然界本身来解释自然，主张自然无为。同时，荀子认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对自然界的规律是能够认识和利用的，提倡“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达到了自然界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这一思想远远超过了道家学说和其它一切学说。

到了汉代，元气论已经成为认识自然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甚至连唯心主义者董仲舒和《淮南子》都以阴阳五行和元气学说建立了自己的宇宙生成模式。这表明，汉代之时，以元气的发展变化说明宇宙天体的形成过程的思想已渗透到一切哲学之中。元气论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和共识。

东汉王充是元气自然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之根源，天地万物皆由元气构成，元气的特点自然无为。他说：“天地，合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万物自生，皆禀元气”（《论衡·言毒》）“气积为人”（《论衡·道虚》），即是说天地人，都是由元气自然凝聚而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事物的多样性呢？王充说：“夫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论衡·物势》），“禀性受气，形体殊别”（《论衡·初禀》），即世界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自然巧合生成，由于禀受元气的粗精厚薄不同而产生了形体上的千差万别。王充用元气自然发生论来说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谶纬迷信和宗教思想，在思想界起到了重大作用。王充的元气论在理论上是比较完备的，至此，元气论最终形成。

无论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还是中国古代早期自然哲学，它们的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把最精细、最流动的物质作为世界的始基和本原，试图用所能观察倒的带有普遍性的具体自然物来说明世界的本质。在古希腊，泰勒斯用水，阿那克西曼德用无限者，阿那克西美尼用气，赫拉克利特用火，毕达哥拉斯用数，巴门尼德用存在，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用原子作为世界的始基和本原。而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则是用八卦、五行、阴阳、无、精气、道、元气等作为世界的根本。最后，西方哲学是从多种不同的具体物质走向了一种统一的物质——原子论，中国是从八卦、阴阳、五行、精气走向了元气论，中西哲学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形态是大致相同的。中国早期的自然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在范畴上也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反映了当时的思维水平大致相当。例如无论是中国古代的阴阳、精气、道或元气，古希腊的早期的水、无限者、气或火，都是无定形的或形而上者，而不是固定的。无定形或形而上从朴素直观而言不占有厚度，正如黑格尔说的“把物质当做本来就存在着的并且自身是没有形式的”（转引自《自然辩证法》第221页），没形式即无形。中国早期与古希腊因为把无形的东西作为宇宙本原，因而都非常重视原始物质的聚散亦即浓厚化与稀薄化的问题。李约瑟说：“聚与散，浓厚与稀薄——对于不同密度的表示，可能是所有物理发现中最古老最重要的一个。它是被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各自独立地发现……”（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 期）聚散问题是朴素辩证法中量变引起质变的思想萌芽。中国古代把阴阳的消长、推移不仅看作是宇宙变化的总规律，而且看作是宇宙运动变化的原因，这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自发结合。同样，古希腊哲学家也对冷热关系非常重视，伊奥尼亚哲学把热与冷看作宇宙变化的原因，与气论思想恰好相合，这也表明东西方早期自然哲学的范畴的含义与认识水平非常接近。

中国先秦和古希腊自然哲学在其发展中都充满了辩证精神，特别强调事物的运动变化，并且把阴阳、冷热等的矛盾斗争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把古代朴素辩证法发展到了极致，这是自然哲学中最富有时代气息和最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同时还应指出：古希腊和中国早期自然哲学的主旋律或总方向是朴素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其中偶然出现的唯心主义哲学如毕达哥拉斯哲学和老庄哲学，都具有其合理的内核，而其合理内核中都含有非常现实的唯物因素。古希腊和中国早期自然哲学既是人们观察自然的成果，又是人们对世界本原的探索，因而哲学与科学必不可分，这一点东西方基本一致，但这一特点在古希腊哲学中更为显著。早期自然哲学的最大共同点，就是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对世界总画面的认识和描述是正确的，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深刻的，就其思维特点看，“在古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做一个整体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自然辩证法》第30～31页）

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中国先秦时期不但有自然哲学，而且其水平相当的高，与古希腊哲学相比毫不逊色，只不过是东西方后来所走的道路有所不同罢了。如果我们因为中国古代哲学总体上的伦理化倾向就一概否定中国早期自然哲学，那就从根本上就违反了历史主义原则和逻辑与历史的相统一的原则，就不能准确地评价中国古代哲学的伟大成就。从哲学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生，是伴随着无神论思潮而出现的。无神论思潮循着两条相互关联的线索而展开，一是从天命中包含的“人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民本思潮方面突破其体系的，通过提高现实社会中人的作用，人的价值，人的地位和人的能动性来贬低、怀疑、排斥最后否定天命论，从而激发了人的理性自觉，丰富了人们对社会政治伦理生活的辩证认识，使中国哲学呈现出伦理化的倾向。另一条线索是从西周天命论所包含的阴阳五行的自然史观方面来冲击和否定天命论的。通过用具体物质形态所形成的范畴来研究和解释自然现象，发展了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为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化积累了大量资料，并初步形成了自然哲学。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殊途同归，在各自所涉及的领域中逐步清除了神学的阴霾，铺平了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决定了中国哲学前进的方向。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哲学发生之际，就已经具有了自然哲学的萌芽，并在以后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不断地壮大和完善，经过道家哲学，墨家哲学，管子，《易传》，荀子以至于两汉哲学的发展，最终确立了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元气论哲学的体系。元气论的最后完成，标志着中国自然哲学已经发展到了最高水平。汉代以后，统治阶级独尊儒术，形成了深厚的经学传统，自然哲学也逐渐消声匿迹了。

但是，也应该承认，中国早期自然哲学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哲学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征。简言之，中国古代虽然也有高水平的自然哲学，但它却有着以下和希腊自然哲学不同的特点：首先中国早期自然哲学是被包裹在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的体系之中的，很少有独立的自然哲学家和自然哲学体系。其次，与古希腊自然哲学比较彻底的无神论倾向相比，中国早期自然哲学从未与神秘主义彻底决裂。再次，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始终与直观经验、实践理性有着血肉联系，没有运用逻辑方法构造出纯概念的原理体系。最后，中国古代早期自然哲学和古希腊哲学一样，充满了“天然纯朴”的辩证法思想，但中国古代在辩证逻辑和辩证思维方面有长足的发展。实际上，中国早期自然哲学的特点也完整地表现了全部中国古代哲学的特征，在总体上，不同于希腊哲学和全部西方哲学，因而，决不能拿欧洲古代和近代哲学的模式来规范中国古代哲学。否则，就失去了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