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古人有“小医医人，大医医国”之说。常州中医药在南朝时就得到重视，梁武帝萧衍时代就很注意收集民间流传的医书，后被正式列入皇家文库。明代常州出过王彦昭等三位御医，到了清末民初常州孟河走出了六位御医，他们都因能解除帝王的病痛而名传天下。特别在道光、咸丰年间，孟河名医云集，形成孟河医派之乡。﹙名医多、儒医多、仁医多、御医多﹚当时孟河镇仅几百十户人家，却设有中药铺十几家，可见当时孟河医事之盛。

孟河医派作为中医药学派文化之一，其形成可追溯至东汉三国时期，可谓为葛洪医药余绪。孟河地区历代名医辈出，宋代出了许叔微，著《本事方》，开医案类著作之先河。明代王肯堂著《六科准绳》以求“宗学术之规矩”，“求醇疵互辨”。至清代初期，孟河地区积聚了以费伯雄、马培之、丁甘仁、巢崇山为代表的一批中医药学术较深的名医人物，为孟河医派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孟河是一个有着几百户人家的古镇，却有着十几家中药店铺，从孟河城内自小南门至文武桥几百米左右内中药店铺淋廊满目，分别是聚德堂（马家药店）、费德堂（费伯雄家药店）、同德堂、儒德堂、天生堂、天保堂、天生德、保灵堂、保安堂、灵济堂、树德堂等；孟河城再向北门外至城北操场分别是益生堂（为费保堂开）、佑生堂、仁济堂、庆裕堂、泰山堂（扬中人开）等等中药店铺。

据《武进阳湖县志》记载：“小小孟河镇江船如织，求医者络绎不绝”，“摇撸之声连绵数十里”。足见当时孟河医派医事之盛，孟河四大医家医派的文化崛起，增添了中医学家的活力，起到了鼓舞中医学家自强的作用，这是孟河四大医派文化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孟河医派文化著名四大医家和其它名医等纷纷走出故土，似一颗颗灿烂的中医药明星，照耀在清代末年、民国初年的医坛上，流派所及，至今未衰。

孟河四家医派之源远源流长。最早始于明末清初的费氏家族，费家是孟河医派最具开创性代表之一的是费伯雄：字晋卿，号砚云子（1800-1879年），世代有传人，迄今第十四世费季翔已有近400年了，其中以第九世费伯雄开创了孟河费氏中医学生涯。费承祖：字绳甫（1851-1914年）费伯雄的孙子，主治虚劳内伤杂病著称，以善治危、大、奇、急诸诊而闻名上海和民间。费伯雄以归醇纠偏，平淡中出神奇盛名于晚清年间，他是孟盂河医派的奠基人之一；费绳甫少侍祖父费伯雄录方，及长，同案诊病，因诊脉精细、辨证明确.用药纯粹不杂，颇得费伯雄赞赏。中年迁居上海，因诊务繁忙，生平少著述，留有验案数十则，多为病情较重而辨证独到者，其用药秉承家风，清润平稳。传其学，裔孙有费子彬、费赞臣等。

孟河四大医家立书著述，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是费伯雄的醇正和缓是孟河费氏学术思想的结晶之一，他认为医者论理必归醇正，所谓醇正的标志是“在义理之得当，而不在药味之新奇”，费伯雄的醇正和缓说可反映孟河医派论理立法上的慎重和灵活，是形成费氏医派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基础。

费伯雄的医学所著《食鉴本草》、《医醇》二十四卷，不幸毁于战火，七十岁时，追忆《医醇》中语，著《医醇剩义》、《医方论》、《怪疾奇方》、《费批医学心悟》等。《清史稿》称：“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费承祖是费伯雄之孙。幼承家学，精于临证，求诊者日以百计。中年适居上海。其治虚证别有心得，重视调和胃气。又兼收李东垣补阳、朱丹溪补阴之说，谓医者当吸取两家之长而弃其短，宗其法而不泥其方。用药以“切见症，切病原，切气候，切体质”为四要。谓“轻病用轻药，轻不离题；重病用重药，重不偾事”。邑中孟河育婴堂，多赖其力始予恢复。著有《临证便览》和《费绳甫医话医案》。费伯雄之侄费子彬、孙费继武均得其传授，行医于上海。次婿徐相任，从其学，蜚声沪上，为绳甫辑医案出版。

明末清初，太医院马院判，招蒋成荣为婿，蒋成荣继马氏家族大业，开创了孟河马氏世医，其中以第四世马省三、第六世马培之最盛名。孟河马氏医派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马培之身上。他讲究眼力和药力，说：“看病辨证，全凭眼力；而内服外敷，又有“药力”。讲究眼力，就是要能深入剖析病情，抓住疾病症结所在；讲究药力，则是注重药物的性能、专长、配伍、炮制等，以利药效充分发挥。马培之主张辨证时要考虑到天时、年运、方土、禀赋。嗜好、性情等因素，细审病在气在血，入经入络，属脏属腑。马培之的这段论述则略见孟河医派处方用药的绵密和平正，正是孟河医派马氏以脉理精湛及刀针娴熟而形成风格，是奠定马氏医派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基础。

马氏原是以疡科名者闻世。马培之：名文植，晚号退叟（1820-1903年）。内外科兼长，外科尤甚，是孟河医派呼声最高，影响最大。1880年进京为慈禧太后治病，名声大振。宫廷里传出“外来医生以马文植最著”的声誉。从此马培之被称为“以外科见长而以内科成名”，马培之的医学著述《青囊秘传》、《马评外科全生集》、《医略存真》、《外科传薪集》、《马培之医案》、《务存精要》和《纪恩录》等著作。

巢家是清代名医，先后在两地（上海与孟河）成名。巢崇山：名峻晚号卧猿老人，（1843-1909年）在上海成名，巢渭芳（1869-1927年）在孟河成名。巢崇山擅长内外两科，而于刀圭尤有独到之处，其于肠痈所施的刀针手法，多得家传，留有医案若干。巢崇山在上海行医50余年，家学渊源，学验两富，擅长内外两科，刀圭之术犹为独到。巢渭芳系马培之入室弟子，擅内、外、妇、儿各科，尤长于时病。尝谓：求稳每致贻误，顾全反觉掣肘，审证求因，药有专任，贵在不失时机。故治伤寒每多奇效。治外科病也出手不凡，如肠痈用火针排脓，尽得马氏真传。巢崇山多应验如神，平生诊务繁忙，故著述甚少，有医学著作《玉壶仙馆医案》、《千金珍秘》、《巢崇山医案》等。巢渭芳生前曾著有医话、医案若干卷，未传。门人遗有其手抄《门人问答》，医著有《巢渭芳医话》等。

丁甘仁：名泽周（1865-1926年），是孟河四大名医家医派中医﹙药﹚学造诣最深者之一，是孟河医派后期之冠的领袖人物。有“孟河宿学，歇浦良医”和东南医学界“祭酒”之美誉。他师从马培之学医，能兼蓄马氏内外喉三科之长，为上海一大名医学家之一。丁甘仁8岁入私塾，读过四书五经，15岁时从学于堂兄丁松溪，﹙丁松溪是费伯雄的学生﹚学到了费氏的中医药理论，他又受业于圩塘马仲清。19岁时取马培之之女为妻，又在马培之处学医，后又从巢氏习外科，故他通晓内、外、喉等几科。能兼蓄费、马、巢三家之长，是当时大上海的一大名医之家。丁甘仁初来上海之后还拜了安徽名医汪莲石为师，认恽铁樵为其师兄。丁甘仁医术精湛，品德高尚，特别是到上海行医之后一直乐善好施，对病家不分职位高低、不论富贵贫贱，均一视同仁，为上海大众所敬仰。民国初年的1885年上海疫痧症流行，其沪上医生有上千名，但经丁甘仁诊治者不下几万人，上海受益民众达数十万人次之多，这也使他积累了治疗疫痧症丰富的临床经验。使当时的丁甘仁名声隆起、名望之高一下之就名震上海与大江南北，西方各国在沪人士亦重金争相邀请他就医。丁甘仁认为看病就诊一定要讲究和与缓；“和”则无猛峻之剂，“缓”则无急切之功，“和与缓”乃先贤遗风。其在处方用药上，大都以轻灵见长，最擅运用“轻可去实”之法；在临诊中务必从三个方面考虑用药多少。第一要充分估计病者的体质强弱；第二要确定病情的重轻缓急；第三要了解患者的居住饮食嗜好等习惯。在初次用药效果不明显时，必须研究分析找出其真实的原因，是用药不对症，还用药不胜病，然后加以适当调整药量。他还常与同行汪莲石、余听鸿、唐容川和张隶清等同道交往互相探讨，吸取各家之长；沪上的当时中医药界都是靠私人传授学医，大多医生思想较保守，对医学造诣秘而不宣，或传临床经验而不讲理论知识，使从师问业者能得一技之长者比较少。丁甘仁认为：“个人带徒方式不能满足培养中医人才之需要，拯救祖国中医学遗产，为当务之急，刻不容缓，为振兴中华民族的中医﹙药﹚学事业，普及与提高教育为关键。”遂邀请上海社会名流李平书、王一亭诸公发起筹备，并联合沪上同道名医谢利恒、夏应堂集资办学。并正式行文筹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之文呈于大总统，于1916年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现上海中医药科大学前生，创办初期得到曹颖甫、余继鸿、恽铁樵、祝味菊、陆渊雷和包识生等名医的支持和帮助﹚他担任主任，主持校务。开创了近代中医学教育的先河，改变了中医培养师承家传的单一模式，被中医学家认为是中医药事业发展史上的杰出创举。后又创办了上海中医女子专门学校，为配合临床，又着手创办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门诊和病房作为在校学生提供临证实习基地。他所著述的《脉学辑要》、《医经辑要》、《药性辑要》，均为早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课本。并设置了生理解剖学、病理学等西医重点课程，吸收西医学知识为我所用，并组织学生到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临证学习，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由此造就了大批高水平的中医人才，如建国后担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的程门雪、黄文东，以及建国前后的著名中医丁济万、曹仲衡、刘佐彤、王一仁、盛梦仙、张伯臾、秦伯未等，均为早期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高材生，可谓“医誉满海上，桃李遍天下”。有称为“丁氏学派”者，丁甘仁之子丁仲英，孙丁济万、丁济华、丁济民、丁济南等，亦克绍家业。曾孙丁景源等在美国以及香港从事中医工作，尤其是丁景源，为中医针灸获得美国官方认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现为美国纽约医师公会理事长。

丁甘仁先生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医学校，开创了近代中医教育的先河，改变了培养中医师承家传的单一方式，无疑，其这一创举，为推动近代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被永远载入了史册。丁甘仁在上海一时众望所归，1921年上海中医学界公推为上海中医学会首任会长, 并主持《中医杂志》，为增进中医学术交流广开门路。在此期间上海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八届以后由其孙丁济万接办，后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至解放时止共三十届学生869人﹚中医学骨干，其中佼佼者颇不乏其人。并发起成立“国医学会”，首次把中医师组织起来，相互切磋，开创了团结协作和谐之风。为了加强中医学术的研究，在发行《国医杂志》后，又发起成立“江苏省中医联合会”，丁甘仁首任江苏省中医联合会副会长。丁甘仁因首创中医专门学校，有“医誉满海上，桃李遍天下”之称颂。丁甘仁更广办慈善事业，如仁济堂、联义善会、救生局、荫沙义渡局、通江养老院、通江市文社等。丁甘仁曾为光绪帝诊病，由于医名显赫，清末授封“中宪大夫和花翎四品衔候选道'。也为孙中山先生诊病，为孙中山开展国民革命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孙中山对其丁甘仁的嘉勉其济世之心，于民国年间的1920年，孙中山大总统对他嘉勉了“博施济众”的赞誉，以颂其德，给了他最大的荣誉。﹙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曾为之题词﹚丁甘仁是孟河医派的集大成者，也是继往开来者，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医药事业上升到近代的中医学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丁甘仁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在创办之初还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即在谢利恒校长带领下编纂成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以硕儒延聘商务印书馆，参与编纂《辞源》，与同乡陆尔奎、方毅、臧励和为民国初年之文字改良运动中有名的'武进四杰'，以编纂各种辞典而著称。《中国医学大辞典》为研求中医者挈其纲领，为沟通西医者导彼先河，谢利恒与丁甘仁的这一段友好的情谊及业绩，为孟河医派注上了浓重的一笔，也为孟河医派增添了一道绚丽的光环。

丁甘仁的医学名书有《诊余集》、《外科丸散验方录》、《医经辑要》、《药性辑要》、《脉学辑要》、《喉痧症治概要》、《诊方辑要》、《成药全书目录》、《丁甘仁家传诊方选》和《思补山房医案》等著作。他的大部分医学著作均存放在北京图书馆中，解放后《辞海》一书也收有丁甘仁的条目。孟河医派最重要的鼎盛人物丁甘仁走出故土，在上海倡导中医教学改革，在“昌明医学，保存国粹”的思想指导下，将西方的教学模式和中国的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不仅授以中医经典，还学习西方解剖学，生理学以及中国文学等，他一生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骨干，其中佼佼者颇不乏人，如建国后担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的程门雪、黄文东，共和国建立前后著名中医专家和后担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的丁济万、还有宋大仁、秦伯未、章次公、曹仲衡、许半龙、王慎轩、叶劲秋、严苍山、李怡庵、余鸿孙、施文德、谢金生、陈存仁、刘佐彤、陈耀堂、何时希和张伯臾等人才济济﹙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还有裘沛然、阮望春、朱良春、李怡庵、施文德、谢金生和严以平都是一代中医翘楚和杏林骨干。

孟河医派的四大名医家只有丁甘仁能完成前几位想办而办不成的大事，他走完了从传统中医药事业至近代中医学教育到形成了当代中医学文化的实践道路，完成了从一个量的飞跃到另一个质的飞跃阶段，从中医药的初级阶段上升到中医学事业中级阶段、最后发展到中医学文化的高级阶段﹙其他几位孟河医派的开创人物由于受当时朝代经济和人力与物力的限制没有能完成这个阶段﹚。丁甘仁对中医﹙药﹚学的主要贡献是继承和发展了孟河医派的学术思想，开创了我国近代中医﹙药﹚学教育的先河，改革中医药开办了近代中医医院的先例，扩大了孟河医派文化在国内的影响，进一步弘扬了孟河医派的学术思想，为孟河医派文化发展海内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丁甘仁最早提出伤寒、温病学说一体论，开中医学术界伤寒、温病一体之先河。丁甘仁是我国近代杰出的中医学家，中医学教育家，是中国中医﹙药﹚学界的一代名宗师。他立足京沪蜚声几十年，鼎盛中医学坛数十年，将辉煌华夏的孟河医派文化创至民国时期的顶峰。他于1926年夏在沪上病逝，国民政府中央及上海各界人士代表、华侨代表、当时的驻沪六国公使等，亲临吊唁。后遵照其丁甘仁的遗嘱“安葬孟河”的栖风山中，上海有22个团体，10多个乐队，携带230幅挽幛，走水路船运棺柩至孟河城大南门外的娘娘庙之中，棺柩停在娘娘庙内吊丧3日，地方上的吊丧者通宵达旦，吊丧饭昼夜不停只好开“走马席”，3日之后将丁甘仁灵柩厚葬于孟河城西的栖凤山南麓。

上海医学界为怀念丁甘仁生前的业绩，专门出版了《丁甘仁作古纪念录》。丁甘仁长子孟淦早故，次子丁仲英，孙丁济万、济民、济华、济南等均秉承世家医业，并传代后裔世。现在留在上海的丁家尚有其重孙丁一谔均承祖世业在龙华医院任主任中医师，其子丁甘仁的曾嫡孙丁佐泓在读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学系；其后人丁甘仁之女懋英、德英；其后人丁甘仁之重孙景耀、景源、景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寓居香港和美国行医。学生中尚健在者仅存上海中医药科大学的著名教授沈仲理，已年过耄耋，已接近天颐年了。丁甘仁已被收入了世界名人录，后人整理了丁甘仁的学术著作刊行，有丁甘仁的《丁甘仁医案》、《丁甘仁家传珍方》、《丁甘仁临证医集》、《丁甘仁医案续编》。其后人整理出版的还有《百病医方大全》、《医学讲义》、《丸散膏丹药配制法》、《丁甘仁晚年出诊医案》、《丁甘仁家传内外科实用经验神效秘方》和《沐德堂丸散集》等中医﹙药﹚学术著作。丁氏祖孙几代共创办中医学院校四所，办中医学杂志四种，出中医﹙药﹚学著作近百部，为祖国传统中医﹙药﹚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丁甘仁的医学名著《诊余集》、《外科丸散验方录》、《孟河丁氏医案》、《喉病诊治概要》、《脉学辑要》等书。丁甘仁其子仲英，济万、济民、济华、济南等均秉承家业，传代后世，并整理丁甘仁的学术著作刊行，有《孟河丁甘仁医案》、《丁甘仁先生家传珍方》、《丁甘仁临证医集》、《丁甘仁医案续编》、《喉痧症治概要》等。

孟河医派曾以众多名医而驰名，更以孟河医派文化的崛起而声振大江南北。孟河医家逐渐增多，各家学术经验积累之丰富，促使孟河医派文化经验逐渐成熟，为孟河四大医派医学医德医术思想逐步形成孟河医派文化奠定了基础。发展到全国各地和港澳与世界各地，可谓“孟河医派弟子遍天下”，正如近代名医丁甘仁在《诊余集》序中所言：“吾吴医学之盛，甲於天下，而吾孟河名医之众，又冠于吴中”。

孟河四大中医医派文化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世医相传久长，费、马两家自明末至民国，历300多年，累世不衰，门人学生遍及大江南北。第二，各家名医辈出，约计30余人，杏林春暖，极医林之盛事。第三，尊师爱徒，互教互学，取长补短，促后来居上，如培之随祖父16年临诊，又得生父、伯雄三家心法而成大业。费、马两家又有姻娅之谊，互教互学，尽心尽力。培之又培养马伯藩、巢渭芳、丁甘仁、贺季衡、邓星伯等不遗余力。并均成一方名医。第四，孟河医派中各名医能吸取各家学说之长，不限于古方，从理论至实践，创造出自己独有的特色。第五，适合时代群众需求，学成多学科，多数名医内、外、妇兼治，擅刀针，精炮制，讲务实，为诊疗内、外各科急性危重病人作出努力。第六，总结提高、著书立说，许多名医至中晚年均有著作，并各具自己特色，为后人留下了最宝贵的中医学经验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孟河医派医家在杂病，外证方面的突破，使孟河医派之名遂扬，竞与擅长温病证治的叶派相媲美，正如陆膺一说：“叶天士之后，江浙问医家多以治温病名，独武进孟河名医辈出，并不专治温症，由是医家有孟河派、叶派之分”。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在“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思想指导下，孟河以儒从医者甚众，或承其家学，或受于师门，且受儒学之影响，同业相互切磋，阐发古典经籍之奥义，或下承诸子百家之说逐渐形成了孟河医派。孟河四大医派文化以其高深的学术造诣，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功绩。

德国籍著名学者蒋熙德，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有20年,有多部著作在欧美出版，他旅居上海年余,数下孟河,阅读与孟河医学流派有关的著作、地方志、家谱百余种，其编著的《从孟河到中国》（英文版）即将出版。孟河医学医派在海内外的广泛传播使我们认识到作为孟河医学医派的发源地，常州可以做的更多、更好。常州市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为促进建设文化名城、传承中医文化、创优人文环境，大力支持研究孟河医学医派以及孟河文化。将孟河医学医派作为了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并为研究孟河医学医派、孟河文化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以扩大孟河地区以及常州市在国际舞台的知名度。

孟河四大医派不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中医药的学术经验，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他们的治学思想和方法，他们注重实效，不尚空谈，既承家学，广撷众长。这既是他们当年成功之诀，也是我们今天发展中医学的有益借鉴。孟河医派文化发源于常州，是常州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瑰宝，更是中国医学流派中的一支奇葩，振兴孟河医派文化应该成为每一位常州中医人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