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师节有些难产，也有些诡异：既不是“6.26”毛主席发布卫生工作指示的重要日子，也不是“3.17”国医节的纪念日，却选了“8.19”一个的平平淡淡的日子。也许，这是和谐社会的正确选择。

今年的3月17日，是“国医节”90周年的纪念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纪念日？中央一台正在放映的《老中医》为我们揭开了90多年前的那场民国废止中医案的前前后后。然而，抚开历史的尘埃，近百年来的中医存废之争却仍然埋藏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一、废止中医思潮起源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中国人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明显的一点是，对很多重要问题出现非常大的分歧。关于中西医问题就是这样，正与我曾经说过的：“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医学。”

我常常想，假若没有西方现代医学传入，假若现代医学不是那样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也许我们100年前的情景，以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一定是另外一番景象：大家安详地躺在祖国医学的保护伞下，其乐融融地享受着它带给的卫生服务。但是，西方医学与西方科技一起，在“科学无国界”的强权之下向我们袭来，把我们分成了不同的阵营，甚至把一个人的思想也分裂成两个部分。废止中医思潮就是这样地出现在了我们的大一统帝国。

2017年4月，洪钧老师获得了他35年前就应该得到的学位证书，并被邀请做一个报告。他的报告题目是，“两个晚清士大夫的医学观——清末中西医论争的文化反思”（据我所知，在并非他最先准备的报告题目），他在报告中说：国内外有关学界的朋友，大都给予《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很高的评价，......最使我感到不满意的是：旧作未能很好地记述废止中医思潮的源流。即：废止中医思潮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废止中医观点是否经过深思熟虑？这种观点有何演变发展？其中有无个人恩怨、偏见和喜好在内？历史地看问题，这种十分偏颇的观点，是否可以理解？今天有机会就中西医论争问题和大家交流，就专门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他的结论是：“余云岫等近代医学界的废止中医派，不是废止中医论的始作俑者。废止中医思潮，不是始于余云岫，更不是始于南京政府时期，也不是始于北洋政府时期，而是始于清末洋务运动中。”他觉得：废止中医思潮出现且愈演愈烈，有两个人责任重大，他们是俞樾和吴汝纶。这两位晚清士大夫的医学观很值得反思。

（一）俞樾的《废医论》和《医药说》

俞樾（1821～1906），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道光元年（1821）生于书香世家，道光庚戌（1850）进士，咸丰二年（1852）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四年（1854）简放河南学政，咸丰七年（1857）被劾免官。曾侨居苏州、上海、临安等地讲学。年48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历时31年，人以为同光年间一代经师，与张之洞齐名。李鸿章与之交往颇密，《清史稿》有传。其主要著作有《诸子平议》、《俞楼杂纂》等。俞氏谓治经之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尤要。他故于光绪32年（1906），是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的老师。余云岫自称为章氏的弟子，从中似可看出，否定中医的思想，倒是隐约若有师承。

《废医论》的逻辑很简单。文中说：“卜可废医不可废乎？”“古之医古之巫也”。“古无医也，巫而已矣”。“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医之治病，其要在脉”而脉不可凭。“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又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也，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

俞越的废医论是现在可以查到的最早的废止中医言论。“废医论”问世于光绪十一年（1885），有人考据此文成文于1879年。俞氏和李鸿章关系密切，他接受洋务思想主张引进西医可能是主要原因，也与日本废止汉方医不无关系。

据郝先中教授在《日本废除汉医与中国近代医学》一文介绍：日本废除汉医与中国近代医学明治维新（1868年）伊始，日本先后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五条誓文》、《政体书》，实行废藩置县，发展工商，引进西洋科学文化的方针。大政官宣布，日本今后医学学修之路，当以西洋医学为依据。为此明治政府开始实行废止汉医全盘欧化的措施。其特点是：通过议会与政令一举废止官设的汉方医校；擢西医取代汉方医掌握国家医政大权；实行医师西洋七科考试制，扼制汉方医的产生来源；用自然淘汰的方法逐步消除特许执业的汉方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西医事业，举办医校、医院，聘请西医学者任教讲学，派员留学海外，培养西医人才。至1906年，历经30余年，基本达到废止汉方医的目的（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决定版，日新书院1947年版，第60～66页）。日本的医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剥夺了汉医的授徒传业权，也就断绝了汉医的繁衍生存权。虽然，汉医们也曾组织过集会、请愿、结社等斗争，要求修改医师法，另定汉医考试条例，允许汉医办学培植人才，但均无济于事，颓势难挽。汉医人数急剧下降，日本的汉医与西医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西医所占比例日益扩大并占据主导地位。“据明治初年之调查，医师百人科学医仅21人，在明治7年顷仍有汉方医8人对科学医2人之比……。明治20年5月1日之调查，原由政府免试而许可者尚有32800人。然在明治30年，原来免试许可者已减至23900人。”而“经开业实验及格者”则从4072人增至8467人（罗嵩翰：《日本近世医学教育之沿革》，《医育》1936年第1期）。可以看出，西医势力日益壮大并逐渐占得上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彻底铲除了封建幕藩体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了西方列强近两百年才建立的成就，迅速进入世界强国之列。

日本的成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得到了启示。他们认为，日本现今的文明正是西方文明孕育的结果，日本现有的文明成果与西方文明犹如母子之关系：“磅礴弥纶于现今之世者，无分泰东西，皆唯一无二之欧化主义也。泰西文明之为母，而孕育泰东文明为之子。……观于东邦革新，输进欧化，举国风靡。哲学也，耶教也，文物也，风俗也，盖去不尽弃其旧而倾向焉。卒归日本国家之主义。是可见欧化之实效也。”（董寿慈：《论欧化主义》，《寰球中国学生报》1907年3月第4期）而中日两国命运的迥异，正是在欧化问题上所采取不同态度所致，是否具有欧化意识是问题的关键。“欧化东渐一语，日本妇孺皆习为口头禅。而叩诸中国人，虽大夫亦多懵然。……地小地大、兵弱兵强、财困财裕，固无关两国之兴败。两国之兴败欧化故。……虽今日之比例，日本优于中国，焉知他日之比例，中国不优于日本？无他，欧化之速率每成一比例，国势之速率即遂以日增。于是而中国立矣。”（《论中国与日本欧化速率之比例》，《东方杂志》社说，1904年10月第10期）

大约1885年，俞樾又写了《医药说》一文。此文对《废医论》的见解做了补充说明。大意是说他“不信医而信药”，因而主张“医可废，而药则不可尽废”。所谓“不信医”是说不相信“切脉处方”的“俗医”。所谓“信药”是说相信那些多世相传的老药店如同仁堂等配制、出售的丸散膏丹。俞氏不否认有高明的医生，说：“余亦岂敢谓世间必无良医。然医之良不良，余不知也，必历试而后知焉，身其可试乎哉！不如其废之也。”可见他所谓“废医”，是自己不请“俗医”治病。总之，俞樾的这些认识，并非真知灼见。不过，他对我国职业医生出现的简单考证，还是有点参考意义。他说：“古之圣人未始言医，王季有疾，文王不为求医也。文王有疾，武王不为求医也。武王有疾，周公不为求医也。孔子有疾，子路不为求医也。伯牛有疾，孔子问之，鲤也死，回也死，孔子深悼之，不为求医也。夫使古人而尚医，则以周公之多材多艺，孔子之圣又多能，岂不知医乎。”可见，到孔夫子时代，我国的职业医生还相当少见。

（二）吴汝纶及其言行

洪钧老师在演讲在详细介绍了清末又一士大夫吴汝纶：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二年（1863）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次年中江南乡试第九名举人，再次年（1865）进京会试中第八名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才，留佐幕府。吴汝纶与李鸿章的关系也很密切，他先后在曾、李的幕府任事。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奏议，多出自他手笔。他曾经历官直隶深州、冀州知州。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889～1902），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弟子甚众。光绪二十七年（1901），吏部尚书张百熙荐吴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不就，自请赴日本考察学政。归国后，还乡谋办桐城学校，未及学校开学病逝。

《清史稿·吴汝纶传》称：“其为教，一主乎文，以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革新之，况其窳（yu）败不可复用。’其勤勤导诱后生，常以是为说。尝乐与西士游，而日本之慕文章者，亦踔海来请业。”可见，吴汝纶力主引进当时的西方科学技术，是典型的洋务派观点。

吴汝纶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曾国藩尤其属意张、吴，说：“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清史稿·张裕钊传》）。其为文宗桐城派，求文者甚众，人称桐城派最后宗师。吴氏生前刊刻的著作有《深州风土记》、《东游丛录》等。殁后一年，其子吴凯生编次《桐城吴先生全书》印行，内含文集、诗集、尺牍及说经著作等 6种。另有编定未刻及未编定者多种。嗣后陆续有《桐城吴先生日记》、《尺牍续编》及点勘古籍多种行世。近年有《吴汝纶全集》出版。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吴汝纶专门写文章讨论中西医。据洪钧老师考证，他的有关言行大多见于书信。

1．1891年，称中医为含混医术：“今西医盛行，理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痼疾，决无延久不瘥之事。而朋好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辛卯六月晦日答肖敬甫）

2．1893年，说中医一钱不值：“近日五洲医药之盛，视吾中国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巳一钱不值。近今西医书之译刻者不少，执事曾不一寓目，颛颛（音zhuan）焉惟素问、灵枢、伤寒、金匮、千金、外台等编，横亘于胸而不能去，何不求精进若是！平心察之，凡所谓阴阳五行之说果有把握乎！用寸口脉候视五藏果明确乎！本草药性果已考验不妄乎！五行分配五藏果不错谬乎！”（癸巳三月二十五日与吴季白）

3．1897年，认为许多中医书应该付之一炬：“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与童子。……河间、丹溪、东垣、景岳诸书，尽可付之一炬。”（二月十日答王合之）

4．1897年，说中医万不可用：“中药不足恃，不用宜也。若不用西医，则坐不知西医之操术何如，仍中学在胸不能拨弃耳。实则医学一道，中学万不可用。郑康成之学尤不可用。中医之谬说五藏，康成误之也。咳嗽一小疾，然可以误大事。中医无治咳嗽之药，亦不知咳嗽之所关为至重。此皆非明于西医者不能自养。”（三月二十三日与廉惠卿）

（注：所谓郑康成说，指东汉大儒郑玄所持的《尚书》古文说。这里吴氏批评郑玄，但联系下文可知，他在经学上应该是古文学派。）

5．1897年，说中医自古妄说：“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十一月十七日答何豹臣）

6.1898年，激烈批评阴阳五行说和脏腑开窍说：“中医所称阴阳五行等说绝与病家无关，此尚是公理，至以目疾为肝肾二经，则相去千里。吾料公今所服药大率皆治肝补肾之品。即令肝肾皆治，要于目光不相涉也。况中药所谓治肝补肾者，实亦不能损益于肝肾也。然且劝公勿久服者，中药性质言人人殊，彼其所云补者不补，其所云泄者不泄，乃别有偏弊，而本草家又不能知，特相率承用，而几倖其获效，往往病未除而药患又深，此不可不慎防者。”（戊戌十二月四日与贺松坡）

7.1899年，不信燕窝、鹿茸补益：“汝堂上属买燕窝、鹿茸等物，一时无人携带。自西医研精物理，知燕窝全无益处，鹿茸则树生之阿磨利亚及骆驼粪中所提之阿磨利亚皆与茸功力相等，而价贱百倍，何必仍用此等贵物乎？西医不但不用鹿茸，亦并不用阿磨利亚者，为其补力小也。汝平日不考西书，仍以鹿茸为补养之品，何其谬耶！”（已亥五月二十四日与千里）

8．1897年，说中医不了解肺结核：“令四弟如系肺疾，应就西医，并宜移居海濒，借海风所涵碘质以补益肺家，服麦精、鱼油以调养肺体，仍戒勿用心，勿受外感。此病甚不易治，中医不解，亦无征效之药。其云可治，乃隔膜之谈。若西医用症筒细心审听，决为可治，乃足信耳。”（九月二十日与廉惠卿）

9．1902年，盛称西医和西方法医：“前初见文部大臣菊池君，即劝兴医学。昨外务大臣小村君亦谆谆言医学为开化至要，且云他政均宜独立，惟医学则必取资西人，且与西人往来论医，彼此联络，新学因之进步，取效实大等语。是晚医学家开同仁会款待毓将军及弟等，长冈子爵、近卫公爵、石黑男爵皆有演说，皆望中国明习西医，意至恳至。东京医家集会者近百人，可谓盛会。而弟所心服者，尤在法医。法医者，检视生死伤病以出入囚罪，近年问刑衙门获益尤多。吾国所凭《洗冤录》仵作等，直儿戏耳。恐议者以医为无甚关系，故具书此间所闻，以备张尚书采择。”（壬寅六月十日与李亦元）

10．1902年，在日本西医界欢迎他的招待会上致答辞，完全否定中医，说：“敝国医学之坏，仍是坏于儒家。缘敝国古来医书列在《汉书•艺文志》者皆已亡佚。今所传医经《素问》大抵皆是伪书，其五藏部位皆是错乱。其所以错乱之故，缘敝国汉朝有古文、今文两家之学。古文家皆是名儒，今文则是利禄之士。古文家言五藏合于今日西医，今文家言五藏则创为左肝右肺等邪说。及汉末，郑康成本是古文家学，独其论五藏乃反取今文。自此以后近二千年，尽用今文五藏之说，则郑康成一言不慎，贻祸遂至无穷，其咎不小。敝国名医以张仲景、孙思邈为最善。仲景伤寒所称十二经，今西医解剖考验实无此十二经路。苏东坡论医专重孙思邈，今观《千金方》所论五藏亦皆今文之说。此敝国医道所以不振之由也。”（同仁会欢迎会答辞）

11．1901年，孙子患眼病，他写信给儿子嘱咐不要服用中药：“犬孙目疾，若中药虽可见效，吾不主用，缘中药难恃，恐贪其效而忽其敝。中医不能深明药力之长短。孙儿障翳苟不碍瞳人，即可置之不问，久亦自退，较胜于用不甚知之药。观西医不见病不肯给药，则知中医欲以一药医百人，其术甚妄也。”（辛丑二月二十七日谕儿书）

12．1903年，自己病重垂死，不肯一试中医：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吴汝纶卒于桐城故里。其所聘学堂教习日本人早川新次，以报丧书寄其本国，中述延米医治疗事，谓：“正月九日下午，突有先生之侄某，遣使送书，报先生病状，且言先生不信汉医，专望西医之诊视，乞伴米国医偕来。小生不敢暇，即与米医交涉。十日晨发安庆，夜半到吴氏宅。直抵病床询问，见其容态已非现世之人。惊其病势之急激，知非等闲之病。亲戚辈具述疝气之亢进，腹部膨胀如石，热度高，米医不能确定病名，小生疑为肠膜炎也。是夜及次日，米医种种治疗，病势益恶。先生自觉难起。……小生酬知己之恩，正在此时，与米医议良策，奈传教兼通医术之人内科非所长。先生病势益恶，至十二日早朝呼吸全绝。……先生于卫生医术，生平注意。……今兹之病，斥一切汉医不用，辩汉医之不足信，特由安庆奉迎西医，闻生等一行到宅，甚为欣喜。岂料米医毫无效验！米医云：‘若在上海或日本，得与他医协议良法。’小生亦觉此地有日本医土一人，或可奏功。遗憾何极！”

（注：以上引文俱见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谭荟》.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192～196.）

13．信用西医，及于家属。其子闿生（启）患肺病，他请日本军医（系西医）冈柴治疗。（《吴汝纶全集》，第1册第444页）又征询从美国回来的罗大夫及应系洋人的阿大夫意见，令闿生坚持休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73、577页）；让其弟山东汶上知县诒甫北上天津找西医治病。（《吴汝纶全集》，第1册第433页）

14．着力劝谏友人改从西医。萧敬甫久服中药不见效，光绪十七年（1891）吴氏在信中说他“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进而劝他改从西医云：“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顾久留病魔，不一往问西医耶！”（《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5页）。吴季白之侄，听了吴氏的话请西医治病，后到京城，吴氏于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劝导其继续用西医，给吴季白信云：“令侄还京后，幸尚就西医治之，可望复壮，勿听他人沮（ju）败也。”

15．甚至采取责骂态度逼迫他人遵从西医。如谓信中医的吴季白云：“执事于医学，所见如此肤浅，劝君且止此事，但可作举子业，今年取乡荐，明年入馆选，岂非用君所长乎！医道一事，从此闭口勿言可也”。（《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8页）又给姚叔节信中说：“不信西医者，皆愚人也。”（《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10页）。

总括以上吴氏的医学观，可以说，在他看来，中医全面落后、谬误，西医全面先进、正确，中西医之间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他把中医说得一无是处，自己也宁死不用中医。对中西医问题持这样的态度，必然会得出废止中医、引进并大力发展西医的结论。

（三）吴汝纶在清末思想界的地位

不仅如此，洪钧老师的演讲中谈到了吴汝纶在清末思想界的地位：

虽然吴汝纶从未处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那样的权要地位，在近代文化思想上不如他们影响大。但是，应该认识到，一旦上述四位“中兴名臣”退出历史舞台，吴汝纶的地位就立即攀升。这是由于，吴氏曾受曾国藩、李鸿章的赏识，又主讲莲池书院十二年，加之文章风行海内，造就了吴汝纶名重朝野。他在当时的影响，也主要来自他对西学的重视。特别是，严复创译的《天演论》和《原富》都请他写序，对清末启蒙运动有极大影响。比如，青少年时代的鲁迅先生便喜读《天演论》，后来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还说：“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言下之意对严复和吴汝纶颇有几分赞许。从中也可以看出吴氏对鲁迅那一代人的影响。

庚子之后，吴汝纶做了两件看起来很令人费解的事：就是他坚决拒绝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相当于北京大学教务长兼教育部次长），却宁可回到故乡自己办学校。

今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998），是戊戌新政的主要举措之一。然而，我们知道，戊戌变法只持续了一百天，这个大学堂虽然没有因为慈禧太后的政变而解散，却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被侵略军占领、破坏。光绪二十七年（1901），该大学堂重新办理，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张百熙再三欲聘请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可见具有开化意识的吴汝纶已经处于学界泰斗的地位。然而，吴氏却拒绝这一天下仰望的殊荣。张百熙则求贤心切，亲自登门礼聘，竟至“拜跪以请”。即便如此，吴汝纶仍不允。后经多方劝说，张百熙且向朝廷奏准，赏吴氏五品卿衔，并云：“若再固辞，是不齿弟于廷也！”这时吴汝纶才勉强答应暂不坚辞，而是提出先行到日本考察学制，再定莅任。考查日本归国后，他终于没有赴任，而是回乡自己办学校去了。

吴汝纶的上述选择非常难能可贵，此举代表了中国士大夫的崇高品格：一心利国、利民，不惜抛弃一切个人的名誉地位，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他对民族复兴的全力追求，也可以从他访问日本的事迹中看出来。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三日，吴汝纶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率团赴日本考察。在日本期间，吴汝纶考察了东京大学堂（今东京大学）、西京大学堂（今京都大学）等高等学校。此外还有各类小学校、中学校等，共达四十余所。而且，对各类学校的考察无不认真详细。从学制到学校组织，从课程设置到教材使用，从学校布局到室舍构造，从课堂到实习、实验，从教育经费来源到教职工薪俸等等，一一细加询问，详做记录，以期求得可供中国教育改革之借鉴。他还参观了造船厂、图书馆、博物馆等30处，以学习富国强兵的经验。其间，吴汝纶还拜访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田中不二等文部长官，和井上哲次郎等著名教育家，认真听取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教育改革的过程、措施、得失，并就中国的教育改革做了详细的讨论。还仔细听取了文部专门为他们一行组织的系统教育讨论十次，对日方所介绍的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教学设备、日本教育沿革等，吴汝纶都亲自详细记录。还应邀出席了欢迎会、研讨会30多次，认真听取日本友人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建议。其间，吴汝纶表现出高度的敬业精神。一次出访途中，因所乘人力车倾覆，鼻子跌伤，血流如注，他到附近医院简单包扎以后，仍赴会。他常常“日夕应客以百十数，皆一一亲与笔谈，日尽数百纸”。“客退，辄撮记精要，手录成册，每至过午不食，夜分不寐以为常”。吴汝纶这次考察，在日本受到广泛关注，也受到极高的礼遇，竟至明治天皇破例延见。在日本期间，吴汝纶即将文部听讲笔记、有关日记、各校所赠图表、函札笔记整理成长达十余万字的汇报文摘，由日本三省堂书店于当年出版，题为《东游丛录》，再加上他考察期间发给张百熙及其幕僚访问所得的信，反映出吴汝纶为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绘制的蓝图和一些可贵可行的设想。九月十七日，吴汝纶一行启程回国，十八日过马关，忆及七年前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悲愤地写下“伤心之地”四个字。九月二十一日抵达上海，历时四个多月。

吴汝纶毫不掩饰要向日本学习西学，说：“今时国无西学，不足自立。下走东来，仰求师法，实欲取长补短，以求自列于群集竞存之场。”（《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50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改革、开放、走出去、引进来，使中国立足于竞争的世界之林。

由以上简述可见，吴汝纶对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对改革中国教育、对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和科学技术的无限热诚。他的态度，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士大夫的普遍追求。这样照搬日本的经验，固然未能使中国迅速富强，因为中国的近代变革首先要解决推翻清王朝这个政治问题。但是，此举毕竟彻底废除了科举制度，开创了近代学校教育，开始全面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吴汝纶这个从科举制度中走出来的士大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首先革了自己的命，这无疑需要彻底的觉醒和极大的勇气。他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废止中医只是他认为中国必须舍弃的不太重要的东西。至于今天看来，他对中医的看法相当偏颇，是经过历史检验后才有的认识。一百多年前，他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倘吴氏生当今日，必然会改变自己的观点。

从日本回国后，吴汝纶派人将整理好的汇报材料送往北京，自己则从上海直接回安庆。此举主要是为了在故乡创办一所新型学堂。到了安庆，他顾不上回老家省亲，便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学校筹办工作中去了。他将桐城县学堂校址暂定在省城安庆，可能是因为按清律在州县只能设立小学堂，而吴汝纶欲将桐城县学堂办成中等以上学校，先在省城报批，以后再迁回桐城县。他亲自撰写相关材料报呈官府，办理审批手续；亲自起草《创立学堂说帖》、《学堂招考说帖》，明确指出“本学堂应国家之急务，以专授实学速成人才为宗旨”。他亲自说服巡抚和藩台，借用旧武备学堂暂作桐城县学堂校舍；亲自筹措经费，并率先捐出100银元。他亲自任学堂堂长，并聘请声望很高的马其昶、姚永概为分理，任用从日本带来的早川新次郎为教习；亲自为学堂撰写了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和匾额“勉成国器”。风闻新式学堂在安庆开办，特别是学堂管理人员及教师的崇高威望，前来报考的学生竟达一千多名。由此可见，当时国人对新学的渴望。限于条件，经过严格考核，第一期录取了正取生52名（伙食由学堂供应），附取生60名（伙食自理）。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桐城县学堂正式开学。吴汝纶则因积劳成疾，于正月十二日卒于家中。由桐城县学堂演变而来的桐城中学已逾百年。房秩五、章伯钧、朱光潜、马茂元、舒芜等“国器”层出不穷，也是对吴汝纶的最好告慰了。

需要说明，吴汝纶逝世前后不久，清政府颁布了新的教育制度——壬寅和癸卯学制。1903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第一次全面地引进了近代高等教育体制。其中医科大学分医学门和药学门。医学门共设29门课，中医课作为29门课之一摆在首位；药学门共设17门课，也只有第一种为中国药材。这样一来，中医仅在形式上居于领导地位，其势可危，对中医界构成了重大刺激。这个章程必然受吴汝纶影响很大，但很可能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思想办理。如果是他主持此事，医科大学很可能完全不设中医课。可见辛亥后的教育体系，拒中医于门外也不是一步作成的。

（四）俞樾和吴汝纶医学观的文化反思

洪钧老师中肯地评价了二位士大夫的医学观：

俞曲园和吴汝纶都天分极高，在科举道路上都相当顺利，都终生治学不辍，都是当时的著名士大夫。他们的人生重要阶段都处在清王朝风雨飘摇、没落的时期，都和洋务派领军人物关系密切。正是他俩最先提出了废止中医。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呢？

1.首先是士大夫对国家政治和民族兴亡最敏感。传统上中国读书人的最高境界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故要随时提出自己的政见，废止中医并引进西医是俞曲园和吴汝纶的政见之一。

2.其次是俞、吴二人都生活在洋务运动时期。俞樾与李鸿章关系密切，吴汝纶更是长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府工作且师事李鸿章，故洋务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洋务派领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止中医，实际上却是重视引进西医，而忽视中医。由洋务派创办了北洋医学堂，却没有办过中医学校可知。这种思想进一步发展，就会提出废止中医。据《一士类稿•第三十一节》记载：“李鸿章尝戏谓（吴汝纶）曰：‘吾与执事笃信西医，可谓上智不移者；余人皆下愚不移者也！’汝纶师事鸿章，其笃信西医之由来，殆即受教于鸿章。”

3.再其次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洋务思想彻底破产。中国朝野特别是最有切肤之痛的士大夫，一致认为，只有向日本学习，废科举、兴学校、改官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才有可能富国强兵。日本的明治维新在医学方面采取的是取缔汉医，引进西医，中国也最好这样做。简言之，就是中国废止中医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医事政策的影响。历史证明，这一向日本学习的思潮，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选择。

4.再其次是不少士大夫读过《全体新论》等当时的一些西医书，发现西医对人体构造和功能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医。这些知识给了读者对西医的信心。反过来开始怀疑并批判中医。

5.还有经过传教医师长时期的医疗实践，使中国人看到它的长处。

6.至于个人恩怨，总的来说是没有的。如果说有，也只有一个人，就是鲁迅先生——我暂时把鲁迅先生归入清末的士大夫，他留日归国时清朝还没有灭亡——他说：“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辛亥革命后，由清末士大夫转身而来的近代思想家和文化名人，继续批评中医。我发现，凡是曾经站在时代前列的近代著名思想家和学者，都对中医持否定态度。详情请参看学苑版《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代序——近代名人论中西医。

二、日本汉方医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