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肖相如论中医

（一）肖相如：纯中医？不切实际的幻想！

网传，深圳市要建“纯中医治疗医院”了。这个消息很劲爆，很震撼，很多人因此而欢呼雀跃，像是中医的春天又要来了似的。

问题是，“纯中医”指的是什么？

是只懂中医，不懂西医和其他的方法，还是只用中医，即使懂西医和其他的方法也不用？

还有一个问题，无论是只懂中医，还是只用中医，现在这样的医生可能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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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说：大夫，我要看肝炎。

医生说：我是纯中医，不看肝炎。肝炎归西医看，我不看肝功能和肝脏超声的检查结果，因为这些是西医的。我只看胁痛、黄疸、腹胀。

病人说：大夫，我要看肾炎。

医生说：我不看肾炎，那是西医的。我只看水肿。

病人说：大夫，我要看慢性肾功能衰竭。

医生说：我不看慢性肾功能衰竭，那是西医的。我只看关格。

病人说：大夫，我要看高血压。

医生说：我不看高血压，这是西医的。我只看眩晕。

病人说：大夫，我要看糖尿病。

医生说：我不看糖尿病，那是西医的。我只看消渴。

病人说：大夫，我要看冠心病。

医生说：我不看冠心病，那是西医的。我只看胸痹。

这样，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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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职责是为病人提供疗效最好、毒副作用最少、费用最低、使用最方便的治疗方案。

中西医研究方法的区别，决定了各自有不同的优势领域和劣势领域。

二者只能互相补充，不能互相替代，即，有的病中医比西医疗效好，有的病西医比中医疗效好，有的病需要中西医并用效果才好。

比如，对于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在早期，中医的治疗比西医好，很多病人经过中医治疗，肾功能可以保持长期稳定，那么就可以不用透析，最起码也可以延缓透析；但是已经到了晚期的尿毒症，则中医的疗效并不好，透析或者肾移植才可以延续患者的生命，中医还达不到这种疗效；然而，透析过程的并发症则中医比西医的疗效好。

所以，对于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医生只懂中医，或者只懂西医，都不能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显然，都不能算是合格的医生。

其实，无论是从医生的角度，还是从病人的角度，亦或是从政府的角度或社会的角度出发，医生懂的更多一点，懂中医，也懂西医，或者还能懂的再多一点，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事。

02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渴求“纯中医”，而不希望中医懂西医呢？

其实质是人们对现在的中医不满意，对现在的中医院不满意，实质的实质是对现在中医的疗效不满意。

那么，现在中医的疗效为什么不能让人满意？

难道是因为现在的中医懂西医？难道是因为他们不是“纯中医”？

大家看到的现状，似乎与“西医”对中医的渗透有关。

比如，现在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中医，特别是在体制内中医院的中医，大多数的时候都不怎么用中医治疗，即使用中医治疗，效果也不好，而更多的是用西医的方法。

而且，现在的中医院和西医院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中医院治病主要是用西医的方法，这就是在中医院要强调中医药使用率的原因。

那么，导致这样的现状，是因为这些医生西医太好了吗？还是因为中医水平不够，只好西医来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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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问题的本质就是中医医生的质量不合格，即中医医生根本没有学会中医，根本不会用中医的理论和方法来治病。

而导致中医医生不合格的原因是，培养中医人才的中医教育名不符实，对现行的体制内的中医院医生的评价体系也不是中医的体系。

现在的中医药大学，从机构设置、课程设置，到管理体系、评价体系，完全不是为了培养合格的中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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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构设置而言，所谓的中医大学，所谓的各种学院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比如什么文学、外语、法律、管理等等，而真正与中医有关的机构可能只能算是零头，也就是说，在中医药大学里，真正的中医机构是少数，真正的中医人员也是少数。

从课程设置而言，中医的课程只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在这三分这一中，中医的核心课程占的比例更小，如四大经典，甚至有的已经变成了选修课。

更严重的是，对于中医的核心课程并不要求学生真正的掌握，只是考试合格就可以毕业了，而考试的时候大多数都把范围指定的很小、很明确，所以，学生毕业了，中医的基本内容都没有认真地学过。

最简单的问题，有多少学生毕业的时候把四大经典背会了？四大经典都没有背会，那能成为合格的中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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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而言，中医药大学是行政权力主导的学校，学术只是陪衬，甚至有时这层“面子”也不给。

老师能不能评上教授，权力在行政领导，制订评价标准的是领导，参加评审的是领导，最终决定的还是领导。

学校上什么课、每门课上多少学时，还是领导说了算。

一个教授的学术意见可以被教务处排课的领导轻易否定，甚至人家都不稀罕搭理你。

如此这般，大学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那就真的是“活久见”，奇怪大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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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评价标准而言，对于大学的评价，首先是有多少科研课题和经费、有多少科研获奖、发表了多少SCI论文，然后就是有多少仪器设备、有多少帽子等等。

但是，就是没一条关于其培养的中医学生是否合格的硬标准，也就是说，即使学校培养的学生不是合格的中医，也不影响对中医药大学的评价。

现在的现状就是，大家都认为中医药大学没有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可是中医药大学却越办越大，越办越红火，这又说明了什么？

并且，这样的评价方式一直延续着，倒是颇有一脉相承的意味。

从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并没有学会中医，这些学生进入体制内的中医院后，评价他们的体系也并不是衡量他们中医水平的高低和中医治疗效果的好坏。

衡量他们的标准是挣钱的多少（拿骨折来说，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还是用西医的方法治疗，收费差的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中医院的骨科都被迫去钻研如何做手术了，小夹板什么的也就压箱底了）、科研课题和经费的多少、获得奖励的多少、获得帽子的级别和多少（如院士、学者之类）的等等。

所以，现在的中医和中医院基本上只有名称是中医，实质上并不是中医，不用中医的方法治病，即使用中医的方法治病疗效也不好，这和是不是“纯中医”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样的中医即使完全都不知道西医的存在，治病的疗效也不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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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的是，对于一个真正的好中医而言，他们同时学好西医，会是一个更好的医生。

一个好中医同时学好了西医，不仅不会使中医治疗的效果降低，还会使中医治病的疗效和整体的疗效都提高，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我的博士导师时振声先生，其父亲是近代名医时逸人先生，家传的中医，正规西医学院毕业。显然，时振声先生的学术造诣与同时掌握了中西医的知识关系密切。

综上，关于“中医”的一切问题的本质不在是不是“纯中医”，而在是不是“好中医”！

清醒一点，都9102年了，还追求像清代以前的所谓的“纯中医”，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二）“辨证论治”不是中医的优势

南京的老中医干祖望先生在《漫谈辨证论（施）治这个词目》一文中说道：“我们这批老中医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辨证论治、辨证施治。”

那么，建国之前没有“辨证论治”的中医，是怎么样的？

现在，“辨证论治”一统天下的中医，又怎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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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前的中医，汉代有张仲景、晋代有王叔和、唐代有孙思邈、王焘、宋代有钱乙、金元有四大家、明清则有张景岳及众多的温病学家、民国时期也名医辈出。

虽然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医遇到了问题，但不是中医自身水平有问题，而是有人因为西学东渐之后，存心要取缔中医。

现在中医的问题是自身的水平问题，是疗效很差的问题，差到了需要振兴、需要抢救的地步。

为什么会这样？

虽然，的确有很多其他因素的干扰，比如简化汉字的推行让大家都不认得繁体字，读不懂经典，又或者是，中医学院教育并没有以中医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等等。

但同时，中医整体水平的下滑和“辨证论治”对中医的统治有密切的关系，由于“辨证论治”的主宰，中医已经失去了医学的最终目标，目标不对，便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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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治好病！

比如，西医对每个病都有特效药，中医对每个证都有特效方，能药到病除，医学才能真正达到征服疾病的目标。

如果对所有的证，中医都以“辨证论治”来应付，则可能永远也达不到目标。

“辨证论治”强调中医和西医的治疗对象单位的区别，就是西医以病为治疗对象单位，中医以证为治疗对象单位，这是毫无问题的。

如果，在这个前提下，强调对证进行具体的研究，特别是对一个一个具体的证进行研究，确定每一个证的内涵和外延，在此基础上，研究针对证的有效的治疗方法——使每一个证和对证有肯定疗效的治疗方法能够确定下来，使每个医生有章可循，而不会对证的概念产生混乱和模棱两可的感觉，这样，中医才能稳定地传承和发展。

现在的“辨证论治”成了一个万能而空洞的原则，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中医特简单，就是是什么证就该怎么治疗。

更可怕的是，现在的中医认为，对一个一个具体的证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是可笑的，是愚蠢的，有了“辨证论治”，就所有的病都能治疗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结果对每一个具体的证，都没有真正可靠、有效的治疗方案，甚至连先人们积累的一些有肯定疗效的方证都不知道了。

这个时候，对一个相同的证，每个医生就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想法来“辨证论治”，但是现在的中医（就是有中医资格证书的人），绝大多数并没有学会中医（标准很简单，就是学过四大经典没有？），只知道“辨证论治”，就是见到病人随我“辨”。

然后各来一套，有的用阴阳，有的用五行，有的用运气，有的用八卦，有的用佛，有的用道，有的用儒，五花八门，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认为别人不行，就属自己厉害。

总之一句话，中医很复杂，你们都没有学会，不按照我的这一套就不是中医，可是，想学我的这一套呢，你们的水平还不够。比如学《易经》的就说，不懂八卦就不是中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同一个病人，十个中医能开出十个方来，不就是这么来的吗？说得极端一些，现在的所谓“辨证论治”，在很多人那里就是毫无根据、毫无规范的乱猜瞎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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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只是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并不是肯定的疗效。就是说什么病都可以进行“辨证论治”，但是疗效怎么样并不肯定，即有的可能有效，有的可能无效。

追求“辨证论治”，医学最终能得到的也只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医学能达到的境界永远都只能是：什么病都能治，有多少疗效却不可能知道。

就像现在，在中医界自己这儿或是在大众心里，中医都是“让人不明不白的生”，并且，这似乎成了中医的一个优点了。

但是大家想想，这不是一件很诡异和荒谬的事情吗？“不明不白”，什么时候成了一个优点了？中医真的是“不明不白”就能够让病人活着的医学吗？又或者，西医明明白白了，都救不了的病人，如果中医是“不明不白”的，怎么可能让病人活着呢？

（三）中医概念需规范 ——“伏暑”可能和“暑”无关

01

首先，我们来看两个官方的概念。

伏暑，是由暑湿或暑热病邪伏藏，为秋冬时令之邪所诱发的，一种急性外感热病。本病起病急骤，病情较重，初起即见高热、心烦、口渴、脘痞、苔腻等暑湿郁蒸气分证，或见高热、烦躁、口干不甚渴饮、舌红绛等暑热内炽营分证。【1】

以上是《温病学》教材中“伏暑”的定义。

具有暑热性质的病邪，称之为暑热病邪。暑为夏令主气，与暍实同，性属火热。……暑热病邪的形成主要与炎夏高温的气候条件有关，所以其致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2】

以上是《温病学》教材中“暑热病邪”的定义。

如果，我们从教材对“暑热病邪”的定义来看，“伏暑”的病邪，其实并不符合暑的特征。

因为，暑有明显的季节性，即暑只能在夏季，所谓的“伏暑”的发病季节是在秋冬季，秋冬季应该不会有暑。

从“伏暑”这个疾病所述表现来看：

“初起即见高热、心烦、口渴、脘痞、苔腻等暑湿郁蒸气分证”，其实，这就是湿热的表现，热重湿轻而已；

“或见高热、烦躁、口干不甚渴饮、舌红绛等暑热内炽营分证”，其实，这就是热入营分的表现。

这些症状并不需要用“暑”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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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发证治

卫气同病

证候：发热恶寒，头痛，周身酸痛，无汗或少汗，心烦口渴，小便短赤，脘痞，苔白腻，脉濡数。 

病机：本证为伏暑初起，暑湿内郁气分，时邪束表，卫气同病之候。暑邪内郁气分，故见心烦口渴，小便短赤；湿邪阻滞气机则脘痞；时邪郁表故见发热恶寒，头痛，周身酸痛，无汗或少汗；苔白腻，脉濡数乃暑湿郁阻气分之象。其中发热恶寒、周身酸痛、心烦口渴、脘痞溲赤为本证辨证要点。

治法：清暑化湿，疏表透邪。

方药：银翘散去牛蒡子、玄参加杏仁、滑石方或黄连香薷饮。

银翘散去牛蒡子、玄参加杏仁、滑石方（《温病条辨》）

银花一两，连翘一两，苦桔梗六钱，薄荷六钱，竹叶四钱，生甘草五钱，荆芥穗四钱，淡豆豉五钱，杏仁六钱，飞滑石一两

服如银翘散法。

本方由银翘散加减而成，用于风热袭表，暑湿内郁者。

银翘散疏透表邪，轻清泄热；加杏仁宣肺气，气化则湿亦化；滑石清利暑湿。去牛蒡子、玄参意在提示用药不宜寒凉滋腻过重，以免阻碍湿邪祛除。

黄连香薷饮（《类证活人书》）：香薷一两半，黄连二两（二味入生姜四两，同杵炒令紫色），厚朴（去皮）二两，一方有白扁豆尤良。

本方由香薷饮加黄连而成，又称四物香薷饮。方中香薷、厚朴、扁豆解表散寒，涤暑化湿；黄连清热除烦。适用于表寒外束，暑湿内蕴，而暑热较甚者。【3】

以上是伏暑第二节辨证论治中，常见证候辨治的第一个证候的证治内容。

021

从临床表现来看，其实就是湿热兼有寒邪束表。

病机中解释为“暑湿内郁气分，时邪束表，卫气同病之候”，这，不准确，应该是内有湿热，并不是暑湿；

“发热恶寒，头痛，周身酸痛，无汗”，只能是寒邪或者湿邪束表，不能泛化为所谓的“时邪”。

“暑邪内郁气分，故见心烦口渴，小便短赤”，里热炽盛就可以见到这些表现，也不需要用“暑”来解释。

“苔白腻，脉濡数，乃暑湿郁阻气分之象”，这也就是湿热之象，不必用“暑”来解释。

“其中发热恶寒、周身酸痛、心烦口渴、脘痞溲赤为本证辨证要点”，本证的要点就是湿热兼有寒邪束表。

治法的“清暑化湿，疏表透邪”并不准确，改为“清热化湿，解表散寒”更准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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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用“银翘散去牛蒡子、玄参加杏仁、滑石方”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银翘散本身的功效是清肺热，稍兼辛温解表。

从本证的表现来看，恶寒发热无汗，头身疼痛，外感寒邪的表现很明显，银翘散本身的解表散寒的力量不够，应该加羌活或者白芷，效果会更好。

要知道银翘散本身的适应证是“但热，不恶寒而渴者”，所以用它治疗本证，除了要加化湿的杏仁、滑石，也还要加强解表散寒的力量。

方解中说“滑石清利暑湿”是不准确的，在夏季用滑石可以是清利暑湿，在秋冬季用滑石，则是清利湿热。

同时，银翘散中并没有玄参，这是吴鞠通的错误，相同的错误还见于《温病条辨》上焦篇第16条：

“太阴温病，不可发汗，发汗而汗不出者，必发斑疹，汗出过多者，必神昏谵语。发斑者，化斑汤主之；发疹者，银翘散去豆豉、加细生地、丹皮、大青叶，倍元参主之。”

银翘散根本就没有元参，怎么倍？

在银翘散的加减方法中有“项肿咽痛者，加马勃、元参”，显然，没有元参才要加的。

在《温病条辨》中类似的错误还有不少，教材完全照搬了《温病条辨》的内容，但最好要把错误的地方说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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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香薷饮由香薷散加黄连而成。

香薷散原本的适应证是，夏月乘凉饮冷，感受寒湿之证，和暑毫无关系。只是因为是在夏月，即暑季，因而将发病的季节理所应当地换算成了病因，即认为夏季就等于暑，夏季的病都是暑，于是香薷散就成了祛暑剂。

暑本为热，香薷散四味药都是温热药，怎么祛暑呢？

方解中说“方中用香薷、厚朴、扁豆解表散寒，涤暑化湿”，三味温药，解表散寒可以，化湿也可以，怎么“涤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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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家不妨去试试，在《温病学》教材中关于“伏暑”的全部内容中，凡是有“暑”字的地方都换成“热”，如果是定义、分析、处方用药都是正确的话，则可以证明“伏暑”跟“暑”并没什么关系了。

秋冬季是可以有热的，但是不可能有暑的，如果有暑，则必须是从夏季“伏”过来的，否则就说不通了，问题是，有必要用“伏着的暑”来理解上面的证治吗？

参考文献

【1】马健主编，温病学（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新世纪第四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8月第4版，2018年8月第4次印刷，第123页。

【2】同上，第17页。

【3】同上，第125页。

（四）火、暑、热三兄弟的“皈依”——外感病因辨析系列(一)

现有的外感病的病因理论有“六淫”和“杂气（疫疠之气、疫气、疠气）”学说。

但是，“六淫”之中，“火”不可能有外感，“暑”的本质是“热”；“风”多是泛指外邪，不是具体的病因；“杂气”学说不能指导外感病的临床治疗。外感病的病因可简化成寒、热、燥、湿四种。

《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一般认为“六淫”的概念来源于此。

因此，长期以来，中医学中的外感病因“六淫”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邪气。

但“六淫”病因理论存在问题。

01  “火邪”非外感之邪

关于火邪是否属于外感六淫，存在着不少争议。

1979年李今庸对《内经》有关原文考证认为，《内经》原本只有与春、夏、长夏、秋、冬五季对应的“风、暑、湿、燥、寒”五淫。

把“火”加入“五淫”而变成“六淫”，则起于东汉时期写成的“运气七篇”，其目的是“运气学说”为了配合“三阴三阳”一岁之中有“六节之气”的需要。

1981年王元石指出，“火”只有生理性的火和病理性的火，不存在外感之火，因此不能与其他五淫并列。

“六淫”首见于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陈氏指出“夫六淫者，寒暑燥湿风热是也。”

基于以上认识，六淫之中的“火”应该改为“热”。

02  暑的本质为热

《说文解字·日部》载“暑，热也。从日者声。”可知在先秦时“暑”与“热”相同。

《素问·热论》载“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

《素问·阴阳大论》云“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

并且，据李今庸对“暑”字的考证，“暑”字的本义就是“热”。

而从临床实践来看，“暑”是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第一，有季节性。即“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暑只在夏季才有。

第二，暑比其他时间的热在程度上要重。所谓“盛夏酷暑”，证之临床，感受一般的热邪，初期是在肺，即“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表现为银翘散证或桑菊饮证；感受暑邪，初期就在阳明了，所谓的“夏暑发自阳明”，表现为白虎汤证。

第三，暑多挟湿。夏季因为天气炎热，蒸腾地表的水气，使空气中的湿度增加，容易形成湿热的环境，致病往往也是热与湿并见，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之为“暑湿”。

所以在现行的六淫病因中，“暑”应附于“热”，不必单列。

03  “阴暑”的概念是错误的

阴暑证，指夏季因避暑热，纳凉饮冷而感受寒湿邪气，可见恶寒无汗、发热神倦、体痛而重、舌淡、脉弦细等证，其本质实为在暑季感受了寒湿所致的表证。

有人认为阴暑证乃同时感受暑邪、寒湿而致，这纯属意断，他们认为在暑季就会一定会感受暑邪。

然而，从临床表现来看，所谓的“阴暑证”只有寒湿证的表现，并没有暑的表现；同时，从治疗方药来看，乃是治之以温热。

可知“阴暑证”并非暑证，与暑唯一的关系，只是因其病发生在暑季而已。

“阴暑证”之名，也是一些医家对阴阳学说的滥用，暑的本质为热，用阴阳来划分只能属阳，怎么可能还有“属于阴”的“阳”呢？

并且，中医界一致认为，“夏月之用香薷，犹如冬月之用麻黄”，意思是，在夏季感受了寒邪用香薷，和在冬季感受了寒邪用麻黄的意义是相同的；

这也默认了香薷散属于解表剂，解表剂解表散寒，针对的是暑季感受的寒湿之邪，而与暑邪并没有什么关系。

（五）善治者先治外感 ——《外感病初期辨治体系重构》自序

我在当医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外感病初期的治疗感到恐惧，因为我辨不清楚外感病初期寒热的性质。

这就促使我关注、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辨不清外感病初期寒热性质的不仅是我，而是绝大多数的医生，也包括很多著名的医生。

显然，我的博士导师时振声老师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时老师有一个经验方——荆防银翘汤，由荆芥、防风、苏叶、银花、连翘、淡竹叶、茯苓、陈皮组成，用于外感病初期辨不清寒热的时候，而且很多医生和我提到时老师的这个方。

这说明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外感病初期的误治很严重。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这么严重的问题，整个学术界都视而不见？

01 

现在我才知道想要探讨这个问题有多难！

首先，从问题的本身而言，涉及到了整个中医的理论体系。

从《内经》关于外感病病因的理论，将外感病称为“伤寒”，到《难经》将伤寒的概念泛化，到《伤寒论》将温病初期称为“太阳病”，到明清时期温病学派的形成，提出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伴随着寒温之争又将温病的概念泛化，直到现在的教科书中的风热表证和辛凉解表。

由此，形成了一个实质错误而表面完善的体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从局部解决这个问题。

其次，绝大多数的人虽然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中医关于外感病的理论有问题，所以如果有人提出对现有外感病理论的质疑，他们会本能地反对。

比如，我2003年8月4日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了《温病初期不是表证》，就有人跟我说，你这是要否定温病学吗？

我想和很多学者探讨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探讨，你改变不了这个理论体系；

因为我的精力和时间都有限，准备指导我的研究生探讨这个问题，我的朋友们也劝我，这个问题风险太大，答辩不容易通过；

到现在为止，也还有人认为我是要否定中医的理论体系。

只是我已经确认，中医关于外感病初期的理论是错误的，我会坚持探讨这个问题。

02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此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论据也越来越充分，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做了数十次专题讲座，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和我探讨这个问题，很多学者表示了对我的支持。

2009级博士研究生董正平，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基于中医“四淫”、“八质”因素的外感病初期诊疗模式探讨》；

2011级硕士研究生石玥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辛凉解表剂之“解表”质疑》；

2011级硕士研究生李佩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基于肖氏表证辨治思路对辛凉解表药的探究》。

三位研究生的选题都是围绕外感病初期辨治体系而展开的，而且都是对现行教科书中理论体系的质疑，从开题到答辩，都得到了与会专家坚定的支持和热情鼓励。

03

经历了30多年的困惑，经过了10多年的探索，我对外感病初期的辨治体系有了初步的认识。

虽然只是初步的，而且肯定也是粗浅的，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公诸于世。因为还有很多的医生正在经历我所经历过的困惑，千千万万的病人还在遭受误治带来的灾难。

只是书名颇费思量，最终还是没有满意的选择，姑且名为《外感病初期辨治体系重构》吧。

这个书名有些狂妄，大家会质疑：你有能力重新构建外感病初期的辨治体系吗？大家完全有理由质疑我的能力。

从另一角度而言，外感病初期辨治理论的混乱，外感病初期的误治严重，影响了中医的生存，阻碍了中医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此至今没有人进行研究，没有人提出解决方案，这是令人震惊的事！

如此而论，重新构建外感病初期的辨治体系，舍我其谁也？

我深感凄凉，学术界都在研究什么？难道不是张仲景所怒斥的那样“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吗？

04

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董正平，硕士研究生石玥、李佩！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以及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

感谢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我一见如故的新朋友刘观涛先生！感谢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我的老朋友农艳女士！感谢你们对我的帮助理解和对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心血！

                                肖相如

                          2014年7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