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段子，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一个明显差异，即对于概念（或术语）可确定性的不同态度。段子是这么说的：老外苦学汉语十年，到中国参加汉语考试，拿到试题一看泪流满面，直接交白卷回国了。原来题目是：请解释下文中每个“意思”的意思。

阿呆给领导送红包时，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领导：“你这是什么意思？”阿呆：“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领导：“你这就不够意思了。”阿呆：“小意思，小意思。”领导：“你这人真有意思。”阿呆：“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领导：“那我就不好意思了。”阿呆：“是我不好意思。”显然，外国人没有办法理解这么多“意思”的不同含义。关于这样的段子还有很多，说明中西思维特征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当然，这是民间语言，说明望文生义的重要性。我国的传统文化名著，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先看看老子的《道德经》，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范本。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非常美的对仗，但是关于“道”和“名”的三个含义各有不同，存在明显的歧义性。形式逻辑强调概念的可确定性，这样变来变去的概念确实会令人抓狂。

再看看中医名著《伤寒论》，101条说：“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不必悉具。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柴胡证”、“柴胡汤病证”、“一证便是”，这里面的三个“证”意思一致吗？而且，“柴胡证”=“少阳证”吗，它们的内涵是什么？六经辨证是《伤寒论》的精髓，但是从张仲景到“伤寒学派”，从来没有人为“六经”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让训诂学家望文生义了几十个解释，都说是张仲景的意思，可张仲景就是没有明确的意思。

195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斯威策参加了一个“中国无科学的问题”的讨论会。他把讨论的主要问题记下来寄给了爱因斯坦并向其请教。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

概念是理论的逻辑出发点。“形式逻辑”要求对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即对其内涵和外延要有确切而简要的说明。中国的贤哲确实没有走上这一步，从来没有形成对“概念”进行定义的习惯，可能由于追求文字的“美”而常常用不同的词汇描述同一种事物，因此也常常用相同的词汇表达不同的意思，而没有创造出“定义”这一逻辑方法。正因为这个原因（也与没有创造出标点符号有关），我国的考校训诂之学特别发达。

科学需要严谨的思维。也许正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惯性，尽管我们古代有“四大发明”等在技术上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与科学只能擦肩而过。

不过我想，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有其弊必有其利，它可能在谋略、文学艺术等方面形成另外一种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