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西药，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奎宁是其中之一，再一个是毛地黄。这两个传统药物的现代化故事，为我们展示了化学药物起源，以及与天然药物有什么不同。

一、

在疟原虫发现之前，不论我国还是西方，都以为疟疾是“污浊空气”所引起的。古代我国称它为“瘴气”，外文为“malaria”，这一词汇乃意大利文，由mal（不良的）+aria（空气）所组成，可见，东西方对疟疾病因的误解是“不谋而合”的。直至1880年，法国的拉弗兰在疟疾患者的红细胞中发现了病原体——疟原虫，才打破了“瘴气”之说，解开了千年之谜。

然而，在发现疟原虫之前，世界上有些地区已经有了抗疟药物。在西方，最早的抗疟药要算是印第安人发现的一种树皮。传说有一位印第安人患了疟疾，寒热交作，口干舌燥，便在一个小池塘边喝了许多水，水味苦涩。但不久就退烧而痊愈了。他发现许多树浸泡在池塘里，使得水味苦涩。从此，印第安人得知苦水是树皮而来，遂采用树皮来治疗寒热病。于是，在南美印第安人中，就作为“祖传秘方”在族人中秘密传用。当时他们立下族规：此药治病，不得外传，凡违规者，全族共诛之。

1638年，时任秘鲁总督的西班牙人辛可（cinchon）伯爵的夫人安娜·辛可（Ana cinchon）患了严重的间日疟，她的印第安侍女卓玛照料她。出于好心，她在给夫人服用的汤药中加投了树皮粉末。岂料，被辛可伯爵发现，误认系卓玛在汤药中下毒，遂对她严加拷问。但卓玛不能说出真情，因为说出原委就会因泄密罪而被族人杀死。于是，辛可伯爵手下的西班牙人因卓玛“对伯爵夫人下毒”而准备将她烧死。在千钧一发之际，安娜发现卓玛不见了，追问其他印第安仆人，从而得知真情。她立即赶赴刑场，搭救了卓玛。从此，西班牙人得知树皮的秘密，并将其带回欧洲，而且将这种树皮称为“秘鲁树皮”和“耶酥树皮”。

随后，瑞典科学家林奈塔斯研究了这种树，并把这种树皮以总督夫人的名字命名为辛可那（cinchona），从而成为欧洲著名的解热药。辛可那的汉译为“金鸡纳”，其霜剂称为“金鸡纳霜”。“奎宁”之名来自印第安土著语——kinin，意为“树皮”。而英语、西班牙语则据kinin之音衍译为Quinine。我国是以粤语之音将Quinine译为“奎宁”的。

奎宁（树皮）虽然治好了许多疟疾病人，但一直不清楚其有效成分是什么。1826年，法国药师佩雷蒂尔和卡文顿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出奎宁和辛可宁生物碱。自此之后的一百多年，即1944年，化学合成的奎宁才告问世。然而，化学合成奎宁的工艺甚为复杂，提供临床应用则成本太高，所以，奎宁和其它生物碱仍然完全来自天然药源。虽然目前有众多新的抗疟药物被发现和应用，各有千秋，奎宁因此“退居二线”。但是这个“抗疟老英雄”——奎宁，在“新秀”如林的药坛中，依然占有一定的地位，至今还没有办理“离休”手续。

二、

康熙信任西医，多次由耶稣会传教士罗德先（Bernard Rhodes，1645-1715）治病见效。1693年，康熙患疟疾，服御医药无效。法国传教士洪若翰（P.Joames Fontaney，1643-1710）、葡萄牙传教士刘应（Mgr Claudusde Visdelou，1656-1737）等献上金鸡纳（cinchona），康熙服用后疟疾速愈，金鸡纳从此被尊奉为“圣药”。

讽刺的是，“金鸡纳”并不是欧洲医学的发现。欧洲自己的本草药物研究，要等到1785年维瑟林（Withering）的《毛地黄综述》（An Account of the Foxglove）出版，才算有第一种“科学”灵药。“金鸡纳树皮”（Chinchona barks，Cinchona ledgeriahna）本来是秘鲁印第安人的土著药物。耶稣会教士在1632年左右从新大陆引入西班牙，传教士将此药呈奉给康熙，谓之“西洋”圣药。其实它是与中草药无异的土著本草，并非科学产物！

“金鸡纳”最初只是土著本草，但到了19世纪，经过大量新兴的科学研究，它的有效成分奎宁（quinine）成为有现代科学根据的治疟疾药。先是1820年法国的化学家皮埃尔·佩尔蒂埃（Pierre Pelletier）与约瑟夫·卡文图（Joseph Caventou）从“金鸡纳”分解出有效成分奎宁和金鸡宁（cinchonine）两种活性生物碱（alkaloids）；1880年外科医生阿方斯·拉韦兰（Alphonse Laveran）在阿尔及利亚用显微镜观察到疟疾病人血液的疟原虫（Plasmodium）；1944年哈佛科学家罗伯特·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与威廉·德林（William Doering）第一次成功以人工方法合成奎宁。这些化学、药物学、病理学的发现，令原始的“金鸡纳”进化为治疟疾的现代医药。

“金鸡纳”的故事，可用以说明中西医学在19世纪是如何分道扬镳的。在这之前，虽然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已远远超前于中国，但单就治疗而言，西医并不比中医更有办法。威廉·卡伦（William Cullen,1710-1790）是18世纪最重要的医家，他撰写了一系列疾病分类学的专著，其贡献与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相似。但他的治疗方法未超过希氏医学，无非是放血、催泻和催吐，以及一些解热发汗药。对于大部分疾病的治疗，卡伦是“毫不掩饰地悲观”。在十七八世纪，有效的治疗仍主要是像毛地黄和金鸡纳这些本草。而单就本草药物而言，当时的西方医学并无可与李时珍1578年写成的《本草纲目》相比的学术著作。“金鸡纳”与疟疾的科学研究，是19世纪西方医学科学发达的缩影。

19世纪现代化学研究对医学进步的影响，还可列举两个例子作为说明：麻醉药与消毒化学剂的发明，令大型的外科手术变成通例，而西医外科手术的成功，正是鸦片战争以后西式医院在中国扎根的最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