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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任中平: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特点及其起因初探

已有 561 次阅读 2019-1-3 15:48 |个人分类:思考中医|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先秦哲学, 古希腊哲学, 特点与起因 |文章来源:转载

摘要: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分别是整十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发瑞。虽然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时代,但各自形成的社套历史案件足有看很太不同,从而导致了两种哲学在致思趋向、思维模式、思雏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明显不同,可谓各具特色,相映成趣。通过这种比较分折.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表明不同国家、不同传统的文化之间进行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在空间上、时间上的距离大大缩短,各种社会交往日益频繁,各种不同传统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互相冲突、互相影响越来越深刻,思想文化上的互相融台、互相吸收的趋势也愈来愈观显。我们目前正处于这样一种整个世界文化格局发生普遍变化的国际环境之中,同时还面临着现代化建设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因而,怎样吸收与借鉴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成果,避免和克服其消极因素的影响。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着的一个极为艰巨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试图对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源头——先秦哲学和古希腊哲学作一比较,对它们的不同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作一粗浅的探讨。本文之所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是因为中国先秦哲学和古希腊哲学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发端,它们在中西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并且决定了它们后来发展过程中的许多不同特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如同树苗已有了大树的一切潜能一样,早期理论常常具有后来的理论的某些突出特点。所以,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探讨.将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认识和理解。

一、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特点

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致思趋向不同

打开中西哲学史.把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稍加对比,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古代中国哲学家大都特别关注社会政治活动,热衰于从政做官,而古希腊哲学家却太都致力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据

我们所作的粗略统计,中国先秦15位重要的哲学家中,有13人曾从政做官;而在古希腊15位重要哲学家中,却有11人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很少有人从政做官。当我们进一步深人考察他们的思想、学说之后.就会发现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常常与政治伦理思想融为一体.而古希腊哲学思想则往往同自然科学知识交织在一起。这可以说是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明显区别,从而表现了它们在致思趋向上的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的圣哲历来“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力求“明于治乱之道”[3]。中国哲学从它萌芽之时起,就是配神明,参天地,育万物,和天下的思想工具.它所讲的太都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是直接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因此,中国先秦哲学的致思趋向显然是社会政治伦理问题。相比之下,古希腊哲学迥然不同,它的致思趋向则是自然界的问题。古希腊最早的哲学派别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们,就非常关心自然,热心研究自然问题。因而,哲学史上通常把他们称为自然哲学家。古希腊后期的哲学家大都也具有这种倾向。在古希腊哲学发展史上,先后曾有七位哲学家写过《论自然》这样的著作。虽然也有极少数哲学家如苏格拉底,反对人们研究自然,而极力主张研究神的智慧和意志,但他的这种思想的影响并不大,连他的高足弟子柏拉图也不遵从师训。柏拉图在他所创建的欧洲第一所“学园”里,不仅传授哲学,还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一系列所谓的“辅助学科”在内。据说他还在学园的大门旁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人内”。可见当时古希腊哲学家们对研究自然的兴趣是何等的浓厚。

2.思维模式不同

中国先秦哲学讲求“内圣外王之道,在对待人与客观外界的关系上,侧重于向内探求.主张内外协调,力求达到天与人之间的和谐一致,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观念,即“天人合一”。按照这种理解,天与人原本是一体,人生的最高理想,便是自觉到达“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因此,不必要也不应该把它们分开。于是,内外对立也就消弭,人与自然就能融为一体。所以,追求和谐的观点,或者说在统一中存对立的观点(“和而不同”),便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古希腊哲学则重自然、重知识,侧重于向外谋求,因而要势必划分物我之间的界限,于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分裂为二,相互对立。所以,对立的观点,或者说,从对立中束统一的观点(即所谓“战争是万物之父”),便成为古希腊哲学的思维模式。

3.思维方法不同

中国先秦哲学在思维方法上的特点是注重直观思维。中国人历来注重对事物的直观感受和切身领悟,习惯于对事物作整体的观照,善于用变化的眼光观察事物。但由于缺乏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发达的形式逻辑,因而往往带有直观性、臆测性的局限。如常常糌除对客观事物复杂关系的逻辑分析和理论论证,强调在直观的简单的类比和综合中,直接猜测事物的本质,表现出某种直观顿悟的特点。古希腊哲学则比较注重逻辑思维,喜欢对事理作细致的解剖和严密的推论,由此形成了比较发达的抽象思维及一整套逻辑推论的方法。因此,与中国先秦哲学相比较而言,形式逻辑的发达是古希腊哲学思维方式的明显特点。

4.表述方式不同

中国哲学家在思维方法上不注重严密论证,因而他们的思想、学说也就搜有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与他们的思维方法相适应,在表述上往往具有一种取譬托讽、言近旨远的特点,追求表述上的言简意赅,词约意丰,虽然很富于暗示,但却不够清晰。并且,先秦哲学家们也较少作正式的哲学论著。古希腊哲学家则不同,他们注重逻辑论证,学说大都比较系统化,特别是到亚里士多德时,已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专门的哲学著作也比较多,在表述上讲求概念的清晰明白,逻辑论证严密,条理分明,使人一看一目了然。

二、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不同特点的成因分析

前面我们分述了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各自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仅仅是它们的外在表现,仍然属于现象形态的东西。为了进一步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还必须探究当时社会生活的内部,才能科学地说明这些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于是才能达到从本质上把握现象,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它们的不同特点。

中国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虽然大体上都属于奴隶制时代,但各自的社会历史条件又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从经济地理环境来看,中国是一个大国家,自古以农立国。先秦时期的中国,自给自足的家庭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由于“工商食官的制度,使手工业、商业太都为官府所垄断,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对于这种古代的农业经济来说,收成的好坏主要靠天气、靠风调雨顺。因此,它客观上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同自然界的交往是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进行的。中国当时比较发达的科学,也是同农业密切相关的,如天文学、地学、历法、农学、医学等等学科,都是向实用性方面发展,纯理论的科学如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则不很发达。加之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太陆国家,交通极为不便。中国周围的其他民族又都比中华民族落后,因而当时中国也较少有机会与外部进行科学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学习。所以,古代中国的哲学家们一般都不重视对自然界的研究。

古希腊的情况却很不相同。它是一个海岸国家,陆地土地贫瘠,可耕地不多,不利于发展农业。但它的海岸线曲折多湾,岛屿星罗棋布,有发展海上交通的良好条件,极利于发展工商业。早在公元前8—6世纪,希腊本土的一些居民就陆续赶徙到小亚细亚地中薄沿岸、黑海器岸、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许多奴隶制城邦。髓之工商业也就在这些地区逐步发展起来。到公元前7世纪时,工商业已在奴隶制城邦中占据重要地位。工商业比农业需要更多的知识、力量和技能,从而也就大大地扩展了人和自然的接触范围,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并且,古希腊的地理位置与埃及、西亚这些文明发达较早的地区相邻,古希腊人通过与这些文明古国在商业上的频繁接触,从其他国家和民蕨学到了不少科学技术知识,促进了古希腊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几何学的发展。古希腊最早的米利都学派即诞生在它的最发达的工商业地区伊奥尼亚,那里是古希腊本土与东方各国进行贸易交往的必经之道,据说米利都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都曾经商到过埃及、巴比伦等国,他们在那里学到了不少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都曾经在自然科学方面提出过一些自己的创见。

其次,从思想政治文化来看。由于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它们进入奴隶社会的时间、途径也不同,从而造成了它们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明显差别。中国是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建立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还未发展,氏蘸血缘关系还未瓦解的情况下进入文明时代的。所以,中国的奴隶制是一种东方的宗法奴隶制。这种奴隶制的特征是:(1)不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而是以土地的奴隶制国家所有为基础;(2)保存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公社的外壳,氏族贵族集团通过宗法制度的形式实行奴隶主专政;(3)阶级关系不明显,血缘关系掩盖了阶级关系;(4)手工业和农业结合于氏旅公社内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城市不是经济生活的中心;(5)思想文化上的专制统治,包括祝宗史在内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集中于专制政府手中,他们只不过是奴仆工具,决不允许有任何思想自由。总之,中国先秦哲学就是在这种宗法专制传统的历史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他们特别尊崇天命和血统,而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思想工具的哲学,自然必须是“以天为宗,以德为率”。它的功能不在于增进积极的科学知识,只在于能够“明于治乱之道”和宣扬“内圣外王之道”,倡导人们去追求一种符合他们统治的理想人格,从而为奴隶主阶级的专制统治服务。

加之,又由于中国先秦哲学产生于奴隶制社会末期,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错、尖锐复杂,当时的各派哲学作为不同阶级、阶层的思想代表,首先必须回答社会现实所提出的各种重大政治伦理问题。因此,尽管先秦哲学也曾有过“百家争鸣”,各家的学术观点各不相同,但是,各派哲学无不十分重视提出和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

古希腊的情况则不然。古希腊在公元前7-6世纪才形成奴隶制社会,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它是在有了使用铁器工具的个人生产力,用家庭个体生产代替了原始性的集体协作生产,通过瓦解原始公社、发展家庭私有制的途径进入奴隶社会的,经过了比较彻底的社会变革。古希腊奴隶制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西方奴隶制,它的特征是:(1)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土地和奴隶部分属于个别的奴隶主;(2)它摧毁了氏蕨公社,建立了以地域上的区分和财产上的差别为基础的国家机构;(3)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是赤裸裸的;(4)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商品交换比较发达,城市成为经济生活的中心;(5)古希腊奴隶制社会是由各个独立的城邦所组成的,没有形成统一的集权国家,没有统一的统治思想,公民(如奴隶主)享有思想自由的权利。同中国的宗族奴隶制相比,古希腊奴隶制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古希腊哲学产生在奴隶制社会的繁荣时期,社会矛盾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特别是在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以后,城市的集中居住,民主的气氛,繁荣的文化生活等等,这些都有利于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并且,古希腊的工商业奴隶主不同于中国的氏蕨贵族奴隶主,他们不尊崇天命、血统,却更注重现实,重视金钱,重视自然,他们为了发财致富,特别热心于自然现象的研究。因而,作为他们世界观的理论体系的哲学,也总是把自己的目光投向自然,密切关注着自然知识的发展和进步。

正是由于古代中国社会和古希腊社会在上述经济、政治、地理环境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两种不同传统的哲学,可谓是各具特色,相映成趣。这两种哲学在致思趋向、思维模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不同之处,显然与它们各自赖以产生的种种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为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第一,中国先秦时期的经济地理环境在客观上限制了当时的哲学家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研究,而它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动荡的社会局面又决定了哲学家们必须关注社会的政治伦理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政治斗争而进行纯理论的研究。古希腊的经济地理环境剜在客观上推动了人们研究自然问题的兴趣,它的社会政治制度和较稳定的政治局面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且,工商业奴隶主由于自己的切身利益也很关心对自然的研究。这些不同因素决定了两种哲学的不同的致思趋向。

第二,由于先秦时期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内容比较单纯,因此,人们的视野狭窄而内向,“靠天吃饭”的农业经济使天人调和以至于屈服于天命的思想便极易抬头。而且政治上由于氏蕨贵族奴隶主尊崇天命,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当然不允许作为研究的对象,故“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于是,人们只能反求诸身,向内探求。所以苟子说:“道非天道,乃人道也”。其结果,就导致了人们在思维模式上把主体融入客体,或把客体融入主体,坚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根本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古希腊社会由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生产力水平有可能得到迅速发展,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信念更易于形成;并且,人们的经济关系相应地趋于复杂,社会生活的内窖及变化比较丰富多样,也促使人们视野开阔并向外探求同时,由于工商业奴隶主轻视天命、血统而重视研究自然,这就必然把自然界视为外在的对立物而加以研究。这就决定了古希腊哲学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分裂为二,然后把自然作为外在对立物而向外探求,从而达到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目的,结果就形成了一套完全不同于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

第三,由于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因此,与农业有密切联系的经验科学,如天文学、地学、历法、农学、医学等实用科学知识在当对比较发展。这些知识把人与自然界看作是有机联系的,是相互作用的,因而朴素辩证法思想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了。在《周易》、《老子》中就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思维,但是,中国先秦的数学理论和以逻辑论证为特色的几何学却很不发达。由于古代中国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缺乏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发达的形式逻辑,因而一直处于朴素的状态。而在古希腊,由于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人们很早就重视对数学理论和几何学的研究,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在古希腊,形式逻辑随着教学、几何学的迅速发展,也逐步孕育成熟起来。尤其是在棱伦改革之后,实行了民主政治和陪审团制度,演说和辩论十分流行,演说甚至成为当时成名致富的途径。城市有专门教授演说术的学校。有人专门研究演说术。这些无疑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逻辑形式及其规律的研究,推动了形式逻辑的充分发展,以至于对古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最后,古代中国的哲学家历来看重“立德、“立功”而不重“立言”,因此,在先秦时期,由哲学家专门撰写并首尾贯串的正式著作较少,而往往是由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其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这些书中的各种观点也就显得东鳞西爪、零碎不全,形式上很不系统,更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当然,形式上的没有有系统,并不等于哲学家本人的思想没有实质上的系统,而只是未把它们系统化罢了。有些哲学家的著作,如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较严密的推理和论证过程的。但与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相比,看起来还是不够清晰。这主要因为,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注重直觉内省,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特别重视把握对象外在形式的象征意义,象征渗透于许多表现手法之中。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由于他们过多地运用了这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因而他们的思想观点就不够清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们又特别富于暗示。反之,古希腊哲学家却很重视演说和辩论,重视逻辑论证的过程。从早期的爱利亚派的巴门尼德、芝诺开始,就开创了一套逻辑论证的方法,到亚里士多德时已逐步趋于成熟和完善,形成了较完整的形式逻辑体系。他们还比较重视著书立说,从最早的米利都学派开始,绝大多数的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著作(虽然早期哲学家们的著作大都佚失,但都留有残简或记载)。由于形式逻辑比较发达,他们讲求概念的清晰明白,论证过程的充分严密,所以他们的思想太都表现为较系统的理论形式。

通过上面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以下认识:中国先秦哲学和古希腊哲学作为两种各具特色的哲学,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两者可以说各有所长,也各有短。这两种具有不同特色的古代哲学,各自对于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和后来的西方哲学都有着极其深刻和久远的影响。因而,对于两者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整个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认识和理解。笔者认为,中国先秦哲学的长处在于:它比较重视和关心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密切联系的哲学传统,同时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把事物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的不足显然是过于依附于政治,甚至变成了政治的奴仆和工具,从而削弱了哲学理论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而且,它忽视自然科学的研究形式逻辑思维很不发达,影响了哲学理论的系境化。古希腊哲学的长处在于它很重视研究自然问题,注意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知识来丰富和发展哲学,并形成了一种敢于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勇敢精神,并且它十分重视理论思维,所以形式逻辑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它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现实问题不够重视,有一种重自然而轻社会的倾向。同时,在逻辑学研究方面,古希腊人一般来说对演绎法的估计过高。

亚里士多德虽然也承认归纳法的重要性,但是,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可是他和其他的希腊人一样,在他的认识论里给予了演绎法以不适当的重要地位。”[6]上述情况也正说明了不同的国家、民族,不同传境的文化之间进行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事实上,这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在今天整个世界的经济、科技、文化一体化的过程中,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更应当加强这种学习和交流,这样才可以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自身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这对于我们这样的正处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应当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积极地开展对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交流对话和比较分析,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中的优秀的、合理的成分,批判和改造其消极、过时的东西,真正做到扬长避短,古为令用,洋为中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推动我们的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走向繁荣。

参考文献

[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牡,1972:485

[2] 庄子·天下.

[3] 管子·正世

[4] 论语·公冶长

[5】萄子·儒艘

[6] 罗亲西方哲学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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