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规范化

（1）逻辑性：指科学体系的逻辑性要求，即人们在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恪守逻辑规则。

一是构建科学概念，必须遵循定义规则，要求有符合实际的内涵和外延，保证其可确定性、可操作性和可检验。并按照“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简单有效原理”，坚决淘汰一些名不副实的概念，以及那些既不能证伪又不能证实的哲学性、虚构性概念，以增加科学理论的清晰性。

二是遵循分类的规则，按照种类、等级或性质进行归类：①各子项之间没有共同的分子，即各子项之间是全异关系，或者说各子项不相容；②母项的每一个分子都属于某个子项，即各子项要穷尽母项（与枚举不同）；③每次划分必须依照同一根据；④每次划分不能越级（例如动物，首先划分为脊椎和非脊椎两类，再把脊椎动物分为哺乳、鸟、鱼、爬行、两栖等5类）。

三是推理要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尽可能采用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减少类比推理。王西彦在《病人》中说，“抽象的思索和凭空的推理，只有跟实际生活相对照，才能显出它的空虚无用。”在用概念组成判断，用判断组成推理的过程中，以事实为前提，以逻辑为依据。

四是构建理论必须符合“假说→检验”程序。所谓假说，即指按照预先设定，对某种现象进行的解释，即根据已知的科学事实和科学原理，对所研究的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性提出的推测和说明，而且数据经过详细的分类、归纳与分析，得到一个暂时性但是可以被接受的解释。因此，科学假说是对自然奥秘的有根据的猜测，必须以事实为依据，那些“顾左右而言他”，随便搬来的一些哲学原理绝不是科学假说。因为科学假说需要严格的事实检验，能否重复是关键的要素。

（2）系统性：即在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具备全局意识和整体性观念，以“系统”这一概念来划定学科的边界，进而对边界内的各种要素进行相关性的观察与研究，以获取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属性和规律，由此获得“系统”生存与发展的优势。

（3）排他性：1882年3月24日，在柏林生理学学会上，罗伯特·科赫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讲坛，缓缓地打开他那富有历史意义的篇章开始讲演。据当时在场的学者这样写道：当科赫宣布发现了结核分枝杆菌时，全场先是数秒钟的鸦雀无声，继之突然爆发出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全体起立，一些人奔向讲坛祝贺他的成功。著名的病理学家鲁道夫·魏尔啸（R. Virchow，1821～1902）也参加了那天的会议，他会后戴好帽子、系好斗蓬默默地步出了会场。多少年来，他坚持认为“瘰疠”和“肺痨”是两类病因不同的疾病。但是，科赫的发现让他闭上了嘴巴。

其实，与39岁的罗伯特·科赫相比，作为细胞病理学创始人的61岁的魏尔啸（1858出版的《细胞病理学》成为医学经典），早已是那个时代的医学权威。但科学发现具有明确的排他性，用事实说话胜过任何权威。因为在科学家眼里，客观事物的真相具有唯一性，科学研究就是发现真相、逼近真相。魏尔啸多年关于“瘰疠”和“肺痨”的病理学“研究成果”，除了淘汰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

对比一下自然哲学框架下的中医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临床上看，朱丹溪的“阳常有余”与张景岳的“阳非有余”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因为“阳”这个概念是从自然哲学那里“借”来的，它没有可确定性，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朱丹溪的“阳”指的是“相火”（又一个虚构性概念），张景岳“阳”指的是“真阳”（还是虚构的），谁也不能说服谁。因此，“滋阴学派”与“温阳学派”只能长期共存。中医学学派林立，看似繁荣，却不能形成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水乳相融的互动效应。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有理”的情况，实际上意味着大家都没有认真、严格地去追求经验事实的内在之“理”。当“科学”在“可确定性”的道路上全面淘汰“液体病理学”、“恢复自然力”，以及“灵气”、“奴斯”、“活力”、“动物热”等，一系列基础学科成长壮大起来的时候，自然哲学的医学仍在思辨的迷宫里考校经文错简，揣摩圣人奥旨。

想想看，为什么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现代医学却要在淘汰古希腊医学、古罗马医学之后才能够建立起来并独一无二？说明事物的客观真相具有极大的排他性，人类一切的科学研究都只是发现真相、逼近真相。与真相不符，或不能被真相所证实或证伪的学说只能被淘汰，黯然退场。主宰这一切的不是别的，正是科学事实自身的可确定性、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

以上，是个人参照自然哲学的方法论、自然观，以及中医学的知识体系特征，对 “科学”定义进行了初步探讨，可能是“盲人摸象”，请各位赐教！

参考链接：

科学诞生的争论与科学定义的个人看法（三）

科学诞生的争论与科学定义的个人看法（二）

科学诞生的争论与科学定义的个人看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