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的“阳常有余”与张景岳的“阳非有余”看起来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如果我们从他们各自不同的思维方法着眼，可以看出其实质是相互补充、各有发挥，均可有助于临证，列举如下：

一、推理的逻辑方法不同

朱丹溪使用的是归纳法，请看他得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结论所运用的资料：（1）就天地而言，天属阳，地属阴，天大而地小；（2）就日月而言，日属阳，月属阴，日恒圆而月常缺；（3）就人身而言，相火属阳，容易妄动，精血（具有生殖功能的）属阴，来迟去早。可见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对整个自然界进行完全、严格的归纳，仅从天地、日月、人身的某些现象和角度来推论（这也是归纳法本身的缺陷），由此，张景岳的批评是中肯的。

张景岳使用的是演绎法：大前提：任何对于人体必须的东西惟其不足，不会有余；小前提：阳气乃人参之大宝；结论：阳非有余。从张氏的著作来看，他所进行的全部论证都只为证实小前提——阳气乃人身之大宝。张氏的缺憾在于他的大前提没有从正面论证，故这个前提未必可靠。

二、强调的矛盾属性不同

朱氏侧重于阴阳的斗争性，阳动则耗阴，阴虚则阳旺，双方在对立斗争的过程中能够出现任何一方的偏盛偏衰，他根据《素问•太阳阳明篇》中“阳道实、阴道虚”、《礼记》的养阴思想，以及理学的“太极动而生阳”、五性感动之说，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以救滥用“局方”辛燥之弊，即是其思想渊源和历史意义。张氏忽视了阴阳对立斗争，但对阴阳依存互根的思想研究颇精。他认为，“天地阴阳之道，本贵和平，则气令调而万物生，此造化生成之理也”（《类经附翼•大宝论》）。因此，“水之所以生万物，惟赖其含有阳气”，从治疗上，创左归饮、左归丸等方剂，以突出“阳中求阴，阴中求阳”的治疗原则，由此可以看出其“阳非有余”的哲学基础。

三、所指的具体内容不同

“相火”和“真阳”，含义不同。朱氏言相火，有常有变，常者为人身之动气，然其动之甚则耗阴，人体阴液难成易亏，阴不足则阳亢。相火离位，变而为害。张氏之真阳单言其常，常则为用，乃人身之大宝，温煦肢体，蒸腾脏腑，化气行水。且朱氏之相火妄动又重在指出人之情欲理应节制；张氏之真阳惟恐不足，又提出人体的气化功能务必保护。故此，分道而扬镳。

四、禀承的医学流派不同

朱氏倡滋阴降火，属河间学派；张氏重温阳补虚，隶易水学派。前者以研究火热病机为主，后者重在坍台脏腑虚损。所站的角度不同，提出的学说各异，这正是争鸣的产物。而且朱氏生活的年代，有拘于局方、滥用辛燥之习张氏之时，又有信奉寒凉、多投苦寒之风。他们作为划时代的著名医家，纠正时弊，矫枉过正的提法，液实在有不过正不能矫枉之意。

总之，“阳非有余”和“阳常有余”都有其局限性，即他们都不能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而成立。取二者之长融会贯通，才能更好地从事于临床医疗。

（发表于1985《北京中医学院学报》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