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学史泰斗，英国维尔康荣誉研究员马堪温教授于2016年11月30日下午在剑桥ADDENBROOKS医院仙逝！马老在他的老伴，女儿、女婿以及外孙们的陪伴下，安详辞世，享年90岁。

马堪温，男，1927年1月1日生。北京人。1950年燕京大学毕业（学制五年，前一半在中文系，后一半在西文系），1960年至1962年结业于北京中医学院西学中班，从1954年起先后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北京中医进修学校、铁路医学院等单位的西学中班中医史课程，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史师资科教骨干进修班、研究生班的中、西医史专题讲座。曾担任卫生部主办的涉外班中国医学史讲课。1978年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第一批医学史硕士导师之一，先后指导硕士生3名。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从事医史专业研究四十余年，对中外医学发展的历史有系统广泛的知识。治学严谨，注重实际调查。从1954年开始，对我国部分古代名医的生平业绩等进行了研究和实地调查。经研究的人物有扁鹊、华佗、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刘完素、朱震亨、王肯堂、虞天民等。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有关故里、遗迹的资料。“文革”后。许多名医的遗迹遭到破坏，这些50年代调查所得的资料弥足珍贵，是现代研究医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由于熟谙中、英、俄等文字，故在国外医学历史资料的译介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中医药外传（东方及欧美）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并批驳了外国学者对中医学的某些错误论断（如关于针灸的作用、否定华佗是中国人等）。曾撰文探讨王叔和脉诀对阿拉伯及欧洲的影响，提出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是世界儿科史上的第一部最系统的专著等。在中国医学通史的研究方面，以对明清医学历史的研究见长。对中医针灸、产科等专科亦有较深入的研究。为了扩大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影响，经常在国际学术会上和专刊上发表论文。如1980、1982年先后在日本东西方比较医学史学术会议上宣读“中国公共卫生史”、“古代产科史”等论文、80年代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地。用英语做关于中国医学史、针灸学史、中医教育史等方面的专题讲座，为在海外弘扬中国医学做出了贡献。1986年与德国文树德教授等共同努力，建立了国际东亚传统医学会。1989年赴英国威尔康（Wellcome）研究所工作，至今在海外为传播中医学而努力。

马先生工作极为勤奋，著述甚众。共发表医史论著、译述100余篇，翻译医史著作十余部。70年代以来，参加了数部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医名词术语选释》（单语部分）、《简明中医词典》（历史人物）、《中医大词典·医史分册》（明、清人物）、《医学百科全书·医史分卷》（副主编及中西医史条目的撰写）、《汉英医学常用词汇》（中医部分）、《汉英医学大词典》（中医、医史文献主编审之一）等等。

马老的得意门生赵洪钧老师在国内挽马堪温先生：

一生坎坷，治学谋生，奋斗不息，终于异国埋忠骨。满腔热忱，与人为善，诲人不倦，如今故乡悲故人。

                                        学生赵洪钧敬挽

为了祭奠恩师，赵洪钧老师的博文《痛悼导师马堪温先生》如下：惊悉导师马堪温先生于昨天在英国剑桥逝世，无限悲哀。

在以往近40年中，洪钧受到先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可惜近十多年来两万里远隔，无法随时追随杖履，以至于未能最后见先生一面，此情何堪！以下谨把先生为再版《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写的跋贴出，作为对先生的悼念，从中可以看出先生和洪钧曾经的处境和情怀！读者也许从中可以理解，先生何以埋骨于异国。呜呼！

                                                   赵洪钧

                                               2016年12月1日

附马堪温：《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再版跋

得知本书即将由学苑出版社再版，我很高兴，同时也有很多感慨。

当年为此书写序的张赞臣、姜春华和杨医亚三位先生已经作古。我们无法请这三位对近代中西医论争最有发言权的先贤再就此说些什么了。

这三位长者，都很清楚我和洪钧同志当年因此书遭遇的特殊经历。

20多年来，那段往事对我也总是挥之不去。所以，当此书再版之际，有必要对我了解的有关经过和看法略作交代。我想，这样做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近代中西医论争，因而更好地认识目前的中西医问题。

1978年，洪钧同志考取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第一屆研究生。此书就是他的毕业暨学位论文。然而，洪钧的学位被中国中医研究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否决。

说到这里，读者必然会感到不解。难道本书当不起硕士学位吗！中国中医的最高学府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

我相信，近20多年来，国内医史学界再没有学位论文的难度和影响这么大。其他有关学界，大概也极少有学位论文像本书这样涉及面如此之广，特别是她具有开创性因而填补了一个领域的重要空白。

实际上，洪钧做完毕业答辩时就有人说，本书应是很好的博士论文。然而，洪钧至今还是只拿到毕业证，没有得到学位。那么，当年本书的学位评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81年，洪钧研究生毕业时，我国的学位制度还没有完全恢复。当时粗定，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硕士学位（当时国内各学科都没有设博士学位）授予权，归院级学位评定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于是，第一届研究生只能先通过毕业答辩。不过，凡通过毕业答辩的论文，无例外地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等待评定。

当年组成本书和其他四个同学的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时，请了一位那时不大有名的广州中医学院的D教授主持。答辩结果是：一致同意毕业。不久，医史文献研究室成立了学位委员会，该委员会也一致同意授予洪钧硕士学位。有的委员再次表示：可惜当时没有博士学位设置，否则应该考虑授予博士学位。

1982年8、9月份，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作了该院历史上第一次学位评定。没想到，本书的学位评定出现了戏剧化的结果——只差一票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而本书的一位答辩委员（又是院级学位委员）恰好因为出差没有到会。按说在院级委员中他最了解本书，他也曾经要求补票，但未能获准。

我本人不是院级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只知道上述简单结果。作为一种制度，院级学位评定委员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无可厚非。但是，那种戏剧化的结果，却不是偶然的。特别是，1983年此书印出之后，立即呈送学位评定委员会，洪钧的学位还是终于没有解决，其中的前因后果相当复杂。

关于此事，洪钧在他的“六十自述”中有略为详细的交代。我想，他述说的事实和看法有助于读者了解其中的缘故。今摘出其中关于本书学位评定的内容附在本文后（见附一）。

事过20多年，不敢说洪钧所述的情节和事实很准确，但不会有大出入。至于他的看法和溢于言表的情绪该怎么看，请读者自己判断。

我的看法是，洪钧说的“理法外”完全可能在院学位委员会上那样起哄。试看当年他撰文对主张中西医结合的印会河先生大肆挖苦乃至谩骂，可知此人的一贯思想和作风。这样的人有恃无恐，洪钧的学位未能解决就不难理解了。不过，就投票的结果来看，原中国中医研究院还不是“理法外”之流占上风。否则，洪钧的学位不会只差一票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

那么，作为洪钧的导师，当他的学位评定受阻时，我做了什么反应呢？总的来说，我自愧在保护自己的学生方面无能为力。我不想拿自己在原中医研究院长期处于很困难的境地，为自己辩护，因为不但一言难尽，且不宜在这里说。此外的客观困难是，我不是院级学位委员。我未能获准向学位委员会当面申述意见，足见我人微言轻。

我也曾经试图多方疏导，不但无济于事，情况反而变得更复杂。有人甚至散布谣言说：赵洪钧的导师和导师的老师，就不是纯中医观点，赵洪钧的观点是有背景的。看来，即便当年我对此事做出强烈的反应，也不会如愿。

好在认真的研究总是会得到学术界认可，此书迅速印行、出版，现在又要再版，应该比得到学位更能证明她的价值。然而，在后来的本书学位评定过程中，还有一位起作用相当大、又是我和洪钧当时不可能想到的人。他就是洪钧毕业答辩时的主任委员。

2006年，我和洪钧无意中发现了此事。为此，洪钧给中国中医科学院写了一封公开信。此信很容易在网络上查到，为方便读者了解，把它附在本文后（见附二）。总之，D教授和“理法外”先生的逻辑和腔调一致。他们两位到底谁最先“把中医和娼妓、鸦片并列”不必确考。D教授其人由此可见一斑。

在上面这封公开信中，洪钧提到，他只收到一次中医研究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批评此书的书面文件，而且立即作了回复。此后至2006年5月，他再未提及此事。我想，读者大都很想了解，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到底对此书有什么不同看法以及洪钧是如何回复的。为此把四个难得看到的文件全文附在本文后（见附三、附四、附五、附六）。

通过以上所述和附件，读者不难明白，我和洪钧因为此书遭遇的特殊经历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洪钧给研究院的信，远远不止上面所述。他为了科学和正义，顽强地斗争了两年多。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期间他竟然完成了《内经时代》的写作。此后20多年中，他的书还有《中西医比较热病学史》、《伤寒论新解》（与我合作）、《希波克拉底文集》（译著，与武鹏合作）、《中西医结合二十讲》和《医学中西结合录》等。

一个备受压制和打击又远离学术中心的人，能做这么多工作是很少见的。然而，他还是感到很遗憾。若非不得不排除那么多干扰，他本来能多做至少两倍的研究工作。然而，长时期的压制和干扰，毕竟使洪钧受到很大伤害。因为不难想象，研究院中的某些人对他的压制和攻击会扩散。于是，他终于不得不在1996年50岁时辞职，回故乡自谋生计去了。

现在来看，洪钧初入研究领域，就选了这个题目而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只有18个月）完成，应该怎样评价呢？

首先是他的目光敏锐。这个题目不但是我国医学史研究上的空白，也是急待研究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和他年龄相当，经历也差不多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近代中西医之争那么复杂，而且和新中国的中西医问题密切相关。比他年长一些的人，大都简单地把这个问题看作纯政治问题，很少有人想到需要深入研究。加之老一代人过了研究的黄金年龄，即便想研究，也很难做这样的题目了。

其次是这个题目工作量之大。读者看看本书参考过多少资料，涉及多少方面，就不难理解，完成她需要多么宽的知识面并花费多少精力。据我所知，国内外很少有研究生做完这么大的题目。

再其次是洪钧研究此题目时的科学态度。比如，他的下述见解在当时很难得，至今还经得起检验。

他说：“介绍过近代中国和世界的有关历史背景以后，有必要首先强调一点，即我们提倡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重视发生论争的社会根源，但不是把学术问题和政治混为一谈。所以“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一定的医学”，这种提法既草率又无确切的概念。医学和社会条件的关系，不完全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不能用社会革命的理论，去对待医学上的学术争论（当然，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医疗卫生制度是与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同时，应该把近代史上的医学家及有关人物的政治态度，和他们对中西医问题的看法区别开来，更不能把某些个人在政治上的反动堕落扩大化。

比如，汪精卫、汤尔和、褚民谊等人于1938年左右，先后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汉奸而遗臭千古，但不能把曾受他们支持过的废止中医派也说成是汉奸。反之，支持过中医的阎锡山、何健甚或焦易堂等人均系军阀、政客，曾欠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不少血债。此外，支持中医的人物中，确有一些清朝遗老，视封建礼教若命脉。但我们不能因此说，维护中医的人都是出于复古、保守、反对革命的目的。总之，我们是在进行学术探讨，虽不免要从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进行解释，但除了医学学术而外，更重视一般思想、文化背景，而不应把至今还起着某种作用的政治因素，当作分析问题的唯一原则。那样会限制我们全面地认识中西医论争的历史经验。”

假如，他当初像“理法外”和D教授那样，把支持中医的人都说成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反之，都是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是反革命或者错误的，本书就会像一篇大批判文章一样迅速过时。

他对废止中医派的看法也是这样。他说：“近代医学史上的废止中医派，基本上是一个学术派别，在学术上以余云岫为代表，其思想根源大致如上。这个派别的思想虽有错误之处，其总的出发点还是爱国的，希望从自己的专业做起使中国富强起来。其中不少人对北洋政府特别是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所以，完全否定这个派别是不恰当的。说他们为个人政治目的，而支持南京政府的压制中医政策，也是不客观的。他们思想错误的根源，除当时科学发达水平限制以及中西医尚缺乏了解以外，他们的思想方法也是重要原因。”假如只用“民族虚无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评价废止中医派，本书也就成了简单的用政治观点对号入座之作。

洪钧对中医药的文化凝聚力更是有先见之明。他说：“在世界古代史上，也许再没有别的自然科学能像中医这样把一个民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医在那时即已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中医药业已构成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最有组织的一部分。二千年来，在这个辽阔的国度里，你无论走到哪里，医学家和药学家都使用共同的语言，信仰着共同的理论。一个穷乡僻壤的小药店里，储备着产自全国各省份甚至来自海外的药物，通都大邑就更不用说了。是什么力量把天各一方的医生、药师、药农、药商联系在一起呢？无疑这是中国医学的力量。”

洪钧此书出版十多年之后，国人才开始重视中医药的文化凝聚力。

总之，此书至今不断地被很多人引据，不是偶然的。

实际上，关于近代中西医问题的研究，至今没有在本书基础上做出大突破。所以，本书正式出版不久，日本有关学界就主动邀请洪钧出席第六次国际东洋医学会。这次邀请没有国内学者推荐。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科学与传统。如何认识并处理科学与传统的关系，也是日本医学界面临的大题目。可见，此书具有世界性意义。

西方学者对此书做出的反应也很快。著名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教授，为此书撰写了长达36页的英文摘要，刊登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科学》1991年10月号。这不仅是对洪钧的工作的肯定，更说明中西医问题是中国和世界所共同关注的。

席文教授曾经私下里向我表示，他很“嫉妒”我有洪钧这样的学生。国内有关学界和西方汉学界，很多人知道赵洪钧这个名字，主要通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至此，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西医论争是否完全结束了呢？显然没有！可以说，解放后的中西医论争一直在继续。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医政策确立前后发生过的激烈事件不必说。团结中西医的提法，针对的无疑是不团结。就是中西医结合和“西学中”成为政策导向时，人们也时刻要处理中西医体系之间的矛盾。至于“文革”后的政策调整，更是经过了决策层和政策咨询层关于中西医问题的一番大讨论。

洪钧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本书。围绕着本书的学位问题发生了那么多矛盾和争议，也是现代中西医论争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

我感到，洪钧为此付出的代价确实很大，但是，他的工作无疑对近25年来重新认识中西医关系起到很多正面作用。任何人想真正了解中西医问题，都不可能绕过他的工作。

问题是，一个理智的社会和学术界，不应该让一个学者付出这样的代价。

至于近年有人在网上呼吁废止中医——中医退出国家主流医疗卫生体制——更是不折不扣的近代中西医论争的现代继续。这个事件没有引起大风波，却给医学界乃至中国文化界极大的刺激。

在我看来，对新废止中医论者的批评还是洪钧的文章最全面、最有说服力。他的长文“似曾相识网上鸟，不是旧时燕归来——也谈废止中医”很容易在网上查到，不再介绍。

最后，不少读者可能已经认识到，随着中医走出国门，中西医关系已经成为全世界医学界乃至全世界有关学界都需要正确认识的问题。换言之，中西医论争已经蔓延到全世界。要想与时俱进地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无疑要首先研究历史的经验。中国学者显然最应该、也最有条件研究这个题目。我想，这也是学苑出版社再版《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的主要目的之一。希望国内外有更多的学者，继续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洪钧和我一样，盼望着新的有关著作出现。我们也期待着各方面的批评。

                          马堪温2008年10月写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