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外地的朋友到南京出差，晚上一起喝次酒。

       我与他认识于2002年，一起参加一个部级课题验收会，共有数十个项目，十多位专家参加验收小组。

       其中一个北京高校教授主持的项目，是昨天来的这位教授主审，但这被验收的课题内容与我做的研究更靠近。他将那位教授的材料给我看，我们对其中的数据是有异议的。因为有三天会，大家在一起吃饭时，见到北京的这位教授与一位主持会的司级领导关系是‘拍肩膀’铁杆。

       我们俩人商量要在会上提出异议，对他的验收材料给个不好的评价。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提出异议，就要得罪这位司级领导了。当时我也说了一句，不管了，准备这是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会吧。

       在会议上进行评议时，我提出了我对该项目的异议（其实不是我主审这个项目，我可能是狗拿耗子吧）。司领导当即就急了，坚持要给个好的评价。唉，我说了我该说的话，得罪了他我也没有办法。

       在所有人员参加的最后总结大会上，司领导不点名地对我进行了批评。我也就笑笑。

       自那以后十多年，我没有再参加过一次这样的评审会议，也没有得到这个部门一分钱的项目经费，我写的申请书全做了分母。

       前年我出差到北京，到那个主持项目教授的高校，我问认识的教授朋友，那项目近十年产业化的情况时，他们说，研究根本就不是他材料上所说的，产业化是假的（当时他材料中说已经产业化见经济效益了）。

       昨天我俩又谈起十多年前这事，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