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笔者在2020年9月8日因事触发而全力从事尺度研究。阅读考古发掘简报及相关文献，当然知道前辈为确定夏文化或证明夏朝的存在所做努力；但读完“孙庆伟. 考古学的春天: 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的学术史解读. 南方文物, 2014,(1)”，仍出神良久。

2    洛达庙遗址位于郑州西部丘陵，西临贾鲁河，地势为北高南低，遗址面积约三万平方米。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于1956年至1958年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安金魁教授领衔执笔的报告于1989 年即30年后发表：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 华夏考古, 1989,(4)

下面说明洛达庙文化一期适用夏尺15.8 cm而三期适用商尺19.7 cm，但二期适用尺长尚不能判断——报告介绍陶器较少(图17，下方)，且多为残器，线条图也稍欠清晰。

以下假设尺件长度、测量数据都是准确的；从发掘报告引用长度数据的单位cm均予以省略，换算的夏寸或商寸在文字叙述中用汉字和mm 为单位的偏差，图上则加阴影。

3   洛达庙文化一期适用夏尺15.8 cm

豆(H26:1, F10N13) “磨制光滑、制作精致”，且尺寸严谨。口径20(内径11寸)、盘深4.2 (高3寸)、高23.7一尺五寸整。夏尺与商尺有8 : 10的关系，而该器足以排除商尺的适用性，即高度不是一商尺二寸过0.6 mm、口径也不是一商尺过3 mm。

豆(H26:4, F10N11，下左) 口径16.8、高15.8一尺整。从线条图测算，不计折沿则豆盘口面外径10寸，而内径9寸；豆盘高2.5 寸、深2寸。小口尊(H26:12, F10N10，下右) 口径15.2、高15.8一尺整。从线条图测算，口内径9寸，而口唇或许由外径10 寸“倒角”而成。左侧剖面图腹部外侧似制版有缺失，而腹外径11 寸偏大，或许与纹饰相关；图上腹内径10寸偏大约3 mm，但底径5寸是准确的。

盆(T26:22, F11N4，上) 口径32.5、高8.5，似乎尺寸都是不整。不过，陶盆是轮制，或许先制成高5.5寸、外径20寸，再翻制沿口。口内径18寸以及底外径14寸、内径13 寸准确。 

圆腹陶罐(T26:20, F10N5)已残，未见照片。口径14、高16，数据精度不定，想来制胎的目标是口径9寸(14.22 cm)和高10寸。盆(H247:3，F11N5) 口径34.6 二尺二寸欠1.6 mm，高17.8，口沿下外径19寸、内径18寸，底径5寸。线条图不再给出。

正如伽利略所说，“真理一旦被发现，都是易于理解的，重要的是去发现他们”。尺长也是如此：从发掘报告介绍的20件陶器难以确定尺件的长度，但能够确认或验证洛达庙曾使用尺长15.8 cm。倘若实际测量陶豆 H26:1，则可以夏寸为单位绘出设计图。 

4   洛达庙文化三期适用商尺19.7 cm 

豆(M30:1, F27N10) 口径23.4一尺二寸欠2.4 mm、高14.8 七寸半过0.2 mm；依线条图口径为内径，而沿口外径一尺三寸整。

豆(M141:1, F27N9，下右) 口径16.7八寸半欠0.5 mm、高15.4。该器圈足和豆盘似整体制胎。甑(H97:12, F27N3, 下左) 口径22.5、高15，数据精度不定。不过，依据线条图口内径和腹外径都是一尺整，而底径5 寸也是准确的。

部分残器也能确认尺度，如鼎(T27:42, F27N7, 上右) 基于口径和标尺调整线条图比例，则口内径7寸而高3 寸，口沿厚度半寸。

 盆(H301:7, F28N7, 下左) 口径33、高12.6。图上口内径15寸和底径8寸都是准确的，而口沿厚度0.4 寸，即盆高6寸时翻制口沿。或许目标值是高度六寸半或深度六寸，制胎过程出现少许偏差也是正常的。日用陶盆肯定不能与作为礼器的陶豆相比。

盆(M144:2, F28N8, 上左) 口径29.6 一尺五寸过0.5 mm、高14.7 七寸半欠0.8 mm；图上口内径13寸、底径6寸。大口尊(H31:9, F28N9, 上右) 口径31.2一尺六寸欠3.2 mm、高30.2一尺五寸半欠3.4 mm；口内径15寸、颈部外径14寸、内径13寸、肩外径16寸，底径4.5 寸。 

5   随 想

与郑州二里岗、偃师二里头出土陶器在种类、形制和纹饰比较之后，报告认为洛达庙三期与二里头四期相当或稍晚，属于商代中期偏早或早期；二期与二里头三期相近，为商代早期；而一期与二里头二期相当，为夏代晚期。如孙庆伟(2014) 所说“这是安金魁到1989 年依然坚持的看法”，即二里头一二期为夏而三四期为商(注)。 

安金魁教授在研究陶器。照片上标签“商二里岗上层一期”，从下列文献复制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下).文物出版社, 2001

安金魁教授是此前12年前即1977年告成会议的发起者，计划邀请二十位学者；后由国家文物局组织，有32家单位110位专家参会。安教授介绍了河南方面在追寻夏商文化的努力及相关认识。特邀报告人——时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芝荃. 夏商分界界标之研究.考古与文物, 2000(3)”则坚持二里头前三期为夏而四期为商。北京大学的邹衡教授——孙庆伟(2014) 称“会议搅局者”，以六小时报告阐述对夏商文化的认识，提出偃师二里头是完整的夏文化。学界对偃师二里头和郑州商城所属时代的争论由此展开；而二里头的时代属性至今未定，如许宏研究员的新浪博文“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

孙庆伟. 考古学的春天: 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的学术史解读. 南方文物, 2014,(1)

“夏文化”未能找到文字确证，而确认“某一遗址是夏朝都邑”的准则或标准尚在寻觅、讨论之中。笔者的设想是，从出土陶器可以确定尺度，使用同一尺度的地域想来具有相同的政权属性；同一遗址若出现尺度变化，则意味着政权更替。基于青铜器、玉器和陶器，已经确定商朝使用尺长19.7 cm；商尺所替换的尺长就是夏尺，其长15.8 cm。据此可以划定夏朝的地域或势力范围，以及存续时间。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四期文化(公元前1750~ 前1500年) 使用尺长15.8 cm，想来不会属于商朝；而郑州洛达庙一期使用夏尺、三期使用商尺19.7 cm，意味着其间发生了政权属性的变化，可惜确切的年代尚不知道。

晚更新世末期(距今一万年以上)郑州地区黄河泛道的示意图。从下列文献复制

徐海亮. 史前郑州地区地貌与水系演化问题初探. 历史地理, 2013,(2)

时至今日，3600 年前的地貌已不易知道，倘若黄河曾从今京广线西侧穿越郑州西郊、大致沿南水北调中线流向东南，则夏商存在隔河对峙的可能；其间当然有文化交流和武力争斗，但夏依靠黄河而坚持约百年。不过，黄河总要游荡，夏商终会同居于黄河之右。据此可以解释二里头三期和四期的变化和持续，以及武汉盘龙城在公元前1500年突然出现——夏朝南撤后的都城，其使用夏尺15.8 cm 达三百 年，想来不会是商朝派驻的军事机构。

补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州商城陶器集萃.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5”开篇有，“杨育彬, 贾连敏, 曾晓敏. 郑州商城发现历程和出土陶器综论”，相关论述是“洛达庙期遗址最早发现于郑州市区西郊洛达庙村，在郑州商城内东北部一带也有一些发现。根据洛达庙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各层内主要陶器的明显不同，从早到晚分为洛达庙一期、洛达庙二期和洛达庙三期。其时代和内涵分别与二里头文化的二期、三期、四期相当，前二者属夏代晚期，后者为商代前期早段”(P5)，即二里头前三期为夏，第四期为商。这与前述赵芝荃研究员的看法已经相同。文章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