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亭林：人聚于乡而治 聚于城而乱

　　太史公言：“汉文帝时，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刘宠为会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庞眉皓发之老未尝识郡朝。史之所称，其遗风犹可想见。

　　唐自开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内升平。元稹诗云：“戍烟生不见，村竖老犹纯。”“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历以後，四方多事，赋役繁兴，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给。元结作《时化》之篇，谓人民为征赋所伤，州里化为祸邸。此唐之所以衰也。

　　予少时见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见官长，安于畎亩，不至城中者。泊于末造，役繁讼多，终岁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顷田，头枕衙门眠”之谚，已而山有负隅，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园，徙于城郭。又一变而求名之士，诉枉之人，悉至京师，辇毂之间易于郊垌之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五十年来，风俗遂至于此。

　　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

　　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谣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郡县之人其至京师者，大抵通籍之官，其仆从亦不过三四，下此即一二举贡与白粮解户而已。盖几于古之所谓“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彼其时岂无山人游客于请公卿，而各挟一艺，未至多人，衣食所须，其求易给。自东事既兴，广行召募，杂流之士哆回谈兵，九门之中填馗溢巷，至于封章自荐，投匦告密，甚者内结貂当，上窥颦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兴言及此，每辄为之流涕。

　　欲清辇载之道，在使民各聚于其乡始。

　　（《日知录·人聚》） 

【附】何诚斌：顾炎武反对“城镇化”

(2012-12-09)

明末的顾炎武读了很多史书，是下功夫读的，并将见解感想记录了下来。我也喜欢读史书，读顾炎武读过的书以及顾炎武的读书笔记《日知录》。我发现我的一个思考延续了他的一个思考，或者说我们共同遇到了城乡变迁的问题。

顾炎武的时代农村人纷纷移居城市，他觉得这不好，便找原因，他找到了，特别忧虑，他说：“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他真的揭示了社会弊病，还是书生的一己之见，杞人忧天？他像现在我常常怀念乡村一样怀念着他小时候的村庄：“予少时见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见官长，安于畎亩，不至城中者。”为什么人们都往城里跑呢？是由于农民税赋太重，做庄稼挣不到多少钱，甚至养不活一家老小，于是“舍其田园，徙于城郭”。除了到城里讨生活的人之外，还有“求名之士”也涌往城市。我不知道顾先生说的求名之士指哪类人，是不是削尖脑袋往上流社会扎堆，拼命想进入这个圈子、那个圈子的读书人？

“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五十年来，风俗遂至于此。”顾先生看到了“城市化”竞争的险恶之象和城市资源的耗尽以及随之带来的风俗的恶化，他希望恢复以前状态，农民回乡种地，“土地辟，田野治”。顾炎武的时代毕竟是重农轻商的时代，商业不发达，没有市场经济，更无现在全国交通之便，信息之快，商品之丰富，所以他面对大量农民进城，产生了危机感，恐慌于那种“甘其食，美其服”的乡村风景和伦理画卷受到颠覆性的破坏，他觉得城市只会恶化人心，导致“狱讼多”；他呼唤，只有人聚于乡，“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

记得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说：“人修七世生于城，修三世生于镇。”可见人们多么向往城市，做城里人，也反映了农村生活的艰苦，农民地位的低下。现在虽然农业政策比以前好多了，农业税免了，可农民还是涌向城市，因为在城里打工比种庄稼的收入要高，这是铁的事实。城里人越多，找活儿的机会越多，而相应农村就越见萧条。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去十年，中国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与明末文化人顾炎武忧患于“城市化”带来风俗不善之不同，冯骥才抱憾的是村落文化的湮灭，他说：“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顾炎武的“五十年来”与冯骥才“十年来”实际上都是不明确的概念，从顾炎武去世到今330年，城与乡始终处于博弈之中，可以肯定的是城占了上风。城市的增加，城市的扩张，城市人口的攀升，形成了无力可挡的城镇化发展的趋势。什么时候停步，接着向相反方向发展呢？我想只有将来的人读历史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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