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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山鹰人生

已有 5484 次阅读 2019-3-24 11:57 |个人分类:生活其它|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学术生涯, 人生经历

非典型山鹰人生

雷奕安

 

(按,本文是北大120周年,山鹰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文章,于2018年在山鹰社《高处有世界》纪念文集中发表,此处略有删改。真正的30周年纪念日是2019年4月1日。)

成为北大山鹰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生在湘南一个小县城的我,如今已知天命之年。有幸生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个人的生活轨迹经过了多次大变化。从一个历史悠久的湘南古村,到一个历史也很悠久的县城,再到外地的省会,到北京,到世界上很多国家,……。住的地方搬了很多次,周围的人也一批一批的变换。但是,有一小群人,一个松散的小集体,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在纷繁变换的人间世事中,一直持续不断地影响和塑造着我,那就是北大山鹰社。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我的各种经历都很曲折。由于各种原因,大学没有考好,录取我的大学是合肥工业大学。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没有听说过这所大学。我应该是合工大那届最高分入学的。大学的专业叫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可以算材料,也可以算机械。大学四年同样也很曲折。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物理课讲了一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觉得非常神奇,在图书馆找了很多书看,三年级的时候觉得应该学物理,就在图书馆把综合大学物理专业的教材都看了,并准备考理论物理方向的研究生。由于信息不通,对国内的其它大学也不了解,只有图书馆是信息来源。查阅各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简章,发现只有北京大学的考试科目名称是我能看懂的,量子力学应该是当时大学最神奇的课程了,我是通过北大物理系曾谨言老师的教材学会的,就自然报考了曾老师的量子力学方向。当时是胡乱报的,没跟任何人联系,也没跟任何人说,也没有希望第一次就考上。三门专业课中,有一门还复习错了。招生简章上写的是力学,我以为是普物力学,实际考的是理论力学。

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在洛阳拖拉机厂实习的时候,学校突然通知我上北大面试。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手上没有一本教科书,从来没有听过一节正规课程,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正式考试,从来没有被面试过,从来没到过北京,……。这一年是1989年,发生了非常多事情,学业,感情,父亲重病,学校,国家,世界,……。正常开学是9月份,我到10月10号才收到录取通知书。

到北大后住46楼,住四人间,每个人有一个桌子,觉得很幸福。因为我读本科的时候,八个人住在一间更小的宿舍里,每个人只有一个抽屉。研究生同学中有两位山鹰社社员,高山虎和陈孔军,一次活动拉我们去。我忘了是那座山了,60多人,浩浩荡荡,背十几个帆布地质包。后来就经常参加活动。准确的报名注册时间我也忘了,应该是1990年。

1991年2月份参加了五台山冬训活动,我和历史系87的高同学打前站。那是我第一次到山西,第一次爬雪山,第一次认真地逛寺庙,第一次和僧人深入交流。这次活动留下了很多故事。有一件事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不同人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别。五台山的冬天很冷,我和高同学路上碰到一对夫妇,来自邻县。他们抱着一个孩子,很艰难地赶路。攀谈中了解到孩子病了,他们要去山上的寺庙拜佛,以解除孩子的病痛。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很耐心地劝他们带孩子去医院看病。高同学很严肃地要我不要说,说要尊重人家的信仰。那对父母也相当不耐烦我。我很不安,但是没有坚持。这可能是第一次我觉得是非非常清楚的情况下,我的“正确”观点成了不受欢迎的“反对派”,而且惨败。

这次活动的一个重大遗产是我的本社外号:“老板”。其实我自己也长期对外号的来源不甚了了。我一直以为,因为当时山鹰社的研究生少,研究生说话言必称谁的老板(导师)怎么样,我自然也会说,本科生同学就干脆把我叫老板了。但据朱老师权威回忆,在这次五台山活动中,又一次几个人上街饿了,我请大家吃了一碗面,四个人总共两块钱。大家觉得我好有钱,从此称我“老板”。这是我有史以来投资效益最高的两块钱。

五台山活动是第一次参加强度很大的拉练活动。从台怀镇住的农民家里出发,登顶北台顶,一天来回,垂直高差1500米。山上风大,气温低。号称“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顶着七八级狂风,登上华北最高峰,五台山北台顶,海拔3058米”。当时我们都没有现在的那些专业户外装备,都穿着家用衣物鞋袜。几十个人花花绿绿,五颜六色,像一群逃难的。

我和袁洪负责运送一台从电教借的老式超8摄像机,非常沉。有点跟不上,还坏了节奏。但走到第一个拍摄点,发现不是太冷,就是没有电,反正没法拍。加上还有几个走不动的,摄影师大冉就带着摄像机,和几个走不动的回去了。

虽然没有背摄像机了,但由于高差大,距离长,上下60多公里,没有装备,风大,寒冷,地上有雪,整个拉练过程仍然非常艰难。我的鞋在雪地里不防滑,摔了不知道多少跤。虽然雪地里不脏,也不会受伤,但是特别费体力。一路觉得特别口渴,不停从地上捡雪吃。由于时间紧迫,而且没有地方遮风,路上基本没有休息,还是花了大约十个小时才到山顶。对于大多数队员来说,都是第一次在恶劣环境下长距离拉练。五台山高的地方没有什么树,都是长长的坡。一次次好不容易觉得山顶就在眼前,上去之后却发现前面还是一个长坡。

我们天不亮出发,到了山顶以后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了。雪地里摸黑下山,虽然可以看见路,但是摔跤就更多了。快到凌晨才回到住处。

这种长途极限拉练,对人性格的形成影响还是很大的。以后面对困难和挑战,要从容得多。我因此而形成的一个基本态度是,无论路有多长,有多艰难,只要你不停走下去,总能到的。后来有了孩子,鼓励孩子面对困难,要有正面的态度。跟孩子说,不要看到前面路还有多远,多么难,而应该想到,每走过一步,距离目的地就近了一步。

这次活动中,老高和李锐冻伤了耳朵。回到学校以后,朱小健,徐纲,李锐因饮食问题,患上甲肝住院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山鹰社的外出大型活动。从此,我的一生和山鹰社再没有分开,成了一位铁杆北大山鹰人。

念青唐古拉活动

1992年的夏天,我研究生毕业,暑假的时间比较空闲,参加了本年度念青唐古拉登山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去西藏,第一次登高海拔雪山,甚至第一次坐飞机。西藏的地理和人文,有,与内地差别很大,出发之前,恶补了西藏和藏传佛教知识。

这次活动也很曲折。当时飞拉萨只有成都有航班,因为暑期机票紧张,也不像现在可以网上订票,我们在成都耽搁了八天。

我们基本都是第一次进藏。落地后有很多装备要照顾,自然没法到了就休息,犯了初上高原的忌讳,因此大家的高山反应都比较严重。嘴唇发黑,头疼,睡不着觉。看见很多新奇的东西也很兴奋,满街的狗,飞不动的苍蝇,强烈的阳光,所有从内地带上来的密封装食品打开的时候就像爆炸一样,……。

徐纲进山前感冒肺水肿,女队员张南云留下来照顾他,我们先进山了。徐刚当时的外号叫大慢,张南云叫小慢。每次出去,他们两个总是拖拖拉拉在最后,要么照相了,要么买东西了,让我这个急性子烦的不行。徐纲生了病也不老实,居然在张南云眼皮子底下,还能跟当时一起住院的一位病友勾勾搭搭,最后竟然私定了终身,现在人家在大洋彼岸过着和和美美的小日子。

后据叶子透露,跟徐纲同班的李锐同学,1995年登宁金抗沙的时候,遭遇落石,小腿骨折住在同一家医院。受徐纲同学激励,使出了各种撩妹招数,包括但不限于租浪漫言情小说,给女病友和小护士们传看。还有叶子和老康两个大老爷们照顾和当托。在受伤更重,住院时间更长,更需要人照顾,投入资本更多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自己孑然一身的出院了。(此处引用叶子描述)

对于初上高原,没有多少经验的人来说,登雪山的确是很严酷的挑战。除了拉加以外,别人都有高山反应。前两天探路,走了很长的路,一路高山反应严重。西藏山地地貌和内地有很大的差别。西藏高原长期处在隆起过程中,地质破碎,地上完全没有路,经常要上下很大的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都很不稳,随时可能动。走在山谷里,可以看到两边山坡上不停有大石头轰隆隆滚下来,好像前两天地震过。在重度缺氧的情况下,站着都很累,说话一次只能说三个字,歇一下才能再说三个字,走路的每一步都很艰难。

探路完了往回走的时候,我一个人没有走原路,因为高山反应严重,实在太疲乏了,不想往上走,而是走了一条看起来更好走的路,觉得这条路会汇合到山谷的来路上去。这条路非常破碎,一块大石头一块大石头的往下跳或者爬,有时候大石头会动起来。我走的是一条悬崖的边缘,走了很远之后,发现没有平坦一点的山坡可以下到山谷到大本营。但是我实在没有力气往上走回去了,就顺着悬崖一点点往下爬。悬崖非常陡,视线有限,也不知道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就是一点点下降。人已经非常累,也没有结组和装备,只拿着一把冰镐,在悬崖上帮不上忙,有时候还碍事。悬崖很长,大概有两三百米高,人极度疲乏,神智恍惚。有好几次我想象,如果我往下跳,会像鸟一样飞起来,安全到达谷底,但我最终没有跳。有几次爬到一个地方下不去了,需要横移,但是那地方完全垂直,又看不清楚下面的情况,感觉下面应该没有问题,生生横切滑到下一个落脚点,差点没站稳。这一段路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惊险艰难的路,其实根本不是路。高山反应严重,神志不清,当我想象往下跳的时候,完全没有危险的意识,但当时还有一个声音跟自己说:“还是不跳了吧,慢慢爬吧”。这样一步一步,在悬崖上一个人慢慢蹭了下来。李锐在下面等我。我到了谷底之后,实在太困了,靠在一块石头上就要睡觉,说什么也不肯往下走。当时真的就是困,像小时候第一次通宵过年后的第二天那样,就是想倒地睡觉,什么别的想法都没有。李锐在旁边可怜兮兮的看着我。我不知道睡了几分钟,醒来后才有力气往下走。

接下来往上面运物资,负重攀登。这时候高山反应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但是缺氧还是对体力影响很大。本来是海土,天鸽,和我一组,但天鸽走了一段,体力不支下去了,背的东西分给海土和我。对我们来说,每一包方便面都是沉重的负担。走了不到一半,每走十步就要坐在冰镐上歇一下。上了雪线以后迈步更困难,每一步都需要强大的意志支撑,头又开始疼了,呼吸困难。

根据安排,冲顶队员上去以后,我和后来的徐纲在一号营地接应,别的人回大本营休整待命。这时天气变坏,天天下雪。如果不是天天清理,原来扎在地上的帐篷会有一半被埋在雪里。由于地形原因,步话机也不好用。冲顶队员已经上去了一个星期,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时候一号营地食品告急,由于徐纲吃得多,第八天的时候他回大本营了,我一个人继续在营地等候。

徐纲刚走,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我就听到隐隐约约有人说话,出来一看,很高的雪坡顶上有四个小黑点,原来上冲顶队员正在往下撤。雪山上没有阻碍,很远说话就能听到。我大声跟他们打招呼,一边做些准备,化雪烧水,准备食物,一边时不时给他们拍张照片。

过了几个小时,他们越来越近了,互相说话的声音已经非常清楚。这时,突然他们周围的一大块雪开始往下整体滑落,大块的雪也向我呼啸而来,我大吃一惊,一边很快往后跑,一边注意他们的情况。一号营地在一个鞍部,没有多少雪冲到帐篷处。我因为向上迎了,很多雪块从我身边滚过,但没有砸到我。四个人很快被冰雪包裹,滚下旁边的悬崖。震惊中,我拼命呼喊他们的名字,一边飞快想下面应该怎么办。我爬在悬崖边上,看不见下面的情况。过了漫长十来分钟,下面传来了古拉的声音,告诉我他们受伤了。简单交流了一下,决定通知下面。由于隔着一个山头,步话机联系不上,我决定翻过一号营地前面的山头,用步话机与大本营联络。到小山头的山脊很窄,走起来也相当惊险。因为着急,我穿着手套,没有换靴子(这几天在营地都是穿手套出来活动,因为换靴子太麻烦)。爬上去后呼叫了几次没有响应,就想再往下一点,走到山坡悬崖前沿可以直视山下的位置。走了几步,我周围的大面积雪地突然往下一沉,我赶紧站住,不敢再往下走了。步话机的电池本来就没有多少电了,呼叫完全没有反应。我决定先回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跟他们商量一下。

这时候已经开始下雪。山区这个季节,天一黑就开始下雨下雪。我回到营地,清理了一下食品,把可以吃的全部带上,刚要下悬崖,却发现拉加爬了上来。拉加头部受了伤,简单包裹了一下,脸上有血。我赶紧安顿他在帐篷住下,给他留了一些吃的,问了几句情况。下去找到了李锐,古拉和海土临时搭的帐篷,李锐和古拉都有点恍惚,海土在帐篷里没有看见。我问了一下他们的伤势,告诉他们步话机联系不上,必须尽快下去通知大本营。

这时候已经差不多晚上七点,我把上面拿来的东西都交给他们,就匆匆往下走了。往下的路没有走过。我没有走原路,一个原因是经过前面上上下下的折腾,也有些累了,不想爬上刚才下来的悬崖,二是原路冰川的舌头比较陡,我怕我一个人下不去。

这种非常年青,受冰雪侵蚀严重的山和我们通常爬的山有很大的差别。一是完全没有路,顺着一个方向走,走几步就没法走了,要绕;二是高低不平,很小范围就要爬来爬去;三是石头,土壤都很松软,看着很大的石头踩上去会动;四是走在山坡下沿,上面会不停有石头滚下来,这天滚石特别多,是因为刚地震过(后来看新闻才知道的)。

走了一段之后,上到一个冰川上面。与山坡比,冰川比较平整,看的比较清楚,因为天已经逐渐变黑了,冰川上面比较明亮。缺点是,雪地里走会陷得比较深,走着累。在冰川上走了四五百米,突然脚下一空,身体往下坠,我大吃一惊,双手张开,背挂在了冰沿上。我前面的雪也不见了,下面黑洞洞的,不知道多深,能听到流水声。原来我差点掉进了一条冰裂缝。我小心翼翼的爬了上来,也不知道冰裂缝有多宽,不敢往前走了,往回走了一段,发现我的脚印中居然有几个半截是黑的,原来我已经不知不觉中踩过了几条冰裂缝,因为靴子笨重,没有注意到。往回走也不敢走了,只能横切下冰川,冰川边缘的土特别松软,还有水。我完全顾不上了,强行深一脚浅一脚往下走,走了一段,冰爪磨石头的声音实在难听,就把冰爪卸了下来,提在手里,后来要爬石头,就掖在腰里,继续往下走。后来冰爪把衣服抓烂一大片。路很难走,又下着雨,一片漆黑,心里还惦记着上面的队友,一边想着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把他们救下来。我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但在这天晚上,我很郑重地祈求诸神,保佑他们安全下山。

走过冰川那一段以后,有一段平路,坑坑洼洼很多水坑。这时应该是晚上10点左右了。因为下雨,没有手电,看不清前面的路,不过水面还是看起来亮一点,因此一般都能避过。但有一次,我看见前面有一段比较明亮,知道是水,再前面一段比较黑,应该是土,看起来这条水沟比较窄,应该能勉强跳过去,就猛蹲下来使劲往前跳。跳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对面黑色的岸在往后退,我哗的一声跳到了一个水坑中间,原来我看见的对面黑色的岸,实际上远处山的倒影。这个水坑很大,好在不太深,也就到我膝盖位置,反正也跳下来了,我就继续在水里往前走,过了这个水坑。

走过冰川下面的水坑地带,上了一个坝子,前面是一段长长的比较陡的下坡路,已经可以勉强看见大本营帐篷的光亮,大叫了几声,但是没有回应,只好一步步往下走。坡比较陡,又看不见,只能手足并用往下爬。山坡上长着一种不起眼的小草,有刺,刺上有一种保护性化学物质,有毒,扎在手上特别的疼,每次被扎一下,就会大声惨叫。就这么一路惨叫着,咒骂着,到了晚上12点多,才拉开了大本营军用帐篷的大门。

大家本来已经睡了,连夜起来商量对策。第二天早上4点,曹峻和徐纲就出发了。焦急的等待了一天,担心他们的伤势,怕他们自己走不下来。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办?那么高的地方,牦牛也上不去,飞机更是没有可能。到下午6点钟,他们才陆续下来,虽然都很疲惫,但是身体没有大碍,谢天谢地!

这次活动是我最接近死亡,最远离人类文明,最感到自己无力和渺小,和自然的强大,的一次经历。

这次活动的一些点滴:

我们这伙人中,老储一直特别得意他的耳朵特别灵敏。他第二天告诉我说,那天晚上他们在帐篷里聊天的时候,隐隐约约听到远处有惨叫声,但有雨点打着帐篷的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我闻之绝倒。

拉加是青海的,藏族,我们跟当地藏族同胞没法沟通的时候,把他叫过来,他却跟人说普通话。

海土最能吃,登一次山下来,我们都减重几斤到十几斤不等,海土居然长了一斤。

拉加最臭美,每天要洗脸刷牙。冰川融水冷得要死,我上山后就没有洗过脸,结果下山的时候,脸上皮肤保持的最完整,拉加被晒掉了几层皮。因此我得出结论,自然油腻最防晒。洗脸的脸都晒烂了。

我是那种眼尖,能发现各种稀奇物件的人,找到一堆羚羊角,岩羊头骨,雪莲花,很长的不知道什么鸟的毛,之类的东西。

这是我唯一一次登雪山的经历,后来主要是因为忙,没有时间。实在没法抽出一个月时间,专门用来登山。20周年社庆的时候,本来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家中出现变故,没有去成。

机房的狂欢

我刚加入山鹰社的时候,研究生社员还很少。到北大的第一年,便自学了大量计算机知识,成为大家眼中的计算机高手,从1991年开始,开始协助管理系里的计算机房,具有上机的特权。那时候计算机还非常少,能够自由上机,是一项非常大的特权,社里面要编辑文档资料,要打印,都需要去我那里。很多新社员是第一次在我那里看到的计算机,第一次用计算机,第一次听我讲什么是计算机病毒。我记得我叫一个社员把鼠标往上动的时候,他居然把鼠标举了起来。

当然大家来机房,除了工作需要,并不是为了学习。机房上班时间都是要开门的,他们玩不了。但是有的周末,和晚上10点办下机以后,就可以黑灯瞎火,兴高采烈地打游戏。那时候,物理楼传达室的师傅,每天晚上都要将全楼巡视一遍,夜里不准留人,看见房里灯亮着,就会敲门,赶人走。计算机屏幕发出的微弱亮光也不放过。为了能彻夜打游戏,必须从11点直躲到12点,开门上厕所还要偷偷摸摸的。传达室的师傅一旦抓到一次,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反复检查了那几个房间。我为了不进入黑名单,每次活动都严申纪律,当然次数也不敢太多。一般是期末考试以后,这种活动会多一点。

大约是1993年,我自己在物理系的服务器上首先开通了电子邮件。这时候北京的很多大学都还没有开通电子邮件服务,很多需要与国外联系的人就会找到我,山鹰社也有许多毕业的人已经到了国外,于是我的机房又成了一个联络和信息交换中心。

但对于在校社员来说,机房的主要乐趣还是玩游戏。最早玩的是单机游戏,比如俄罗斯方块,坦克大战,大富翁,三国,等等,后来是联网对战游戏,最热门的就是微软出的帝国时代。帝国时代出了好些版本,打了好几年。

有一次暑假,Y同学(女生)拉着自己人和我,去机房打帝国。我当时打帝国一对一的情况下,没有对手,所以我要上场一般是一对二。如果对手太强,也可以我加一个计算机,对两个人。一般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打完一场。帝国时代升级以后,不能一上场就消灭敌人,开始只能闷头发展,我一般是升级到一定程度,出动一支部队,抑制Y同学的发展,然后主力进攻自己人,消灭掉自己人之后,一只豪华大军开到Y同学城下,Y同学只好一句:“太可耻了”,然后投降。当然他们也会变换策略,自己人叫Y同学一开始就骚扰我,打乱我的发展节奏,让我吃亏不小。下一场我决定先灭掉Y同学,获取资源,然后全力对付自己人。虽然开始发展慢一点,但由于资源多,最后还是能够灭掉自己人。策略执行以后,事态基本按照我的预想发展。由于自己人发展比我快,打起来还是很吃力。当我正在全力对付自己人,形势也从战略防御转向进攻,突然收到一条警报,Y同学正在修世界奇观。帝国大战的一种胜利模式是修成世界奇观。原来我占了Y同学的老巢之后,Y同学纠集了几个农民,找了一块特别偏僻的地方,偷偷摸摸修世界奇观。那还得了,我马上派出一小股部队,带上一辆攻城车,消灭了她的有生力量,然后慢慢把世界奇观毁掉。自己人自顾不暇,对Y同学求救的支援只是精神上的:“顶住!顶住!”,听凭我的虎狼之师大肆践踏Y同学的世外桃源。微软的音效做得太逼真,Y同学的苏格兰农夫农妇惨叫连连,让我心里很愧疚。后来自己人和胡老师联手,我才输了一次。早上离开的时候,Y同学蓬头垢面,一脸深仇大恨。那段时间打得比较多,这件事我很快就忘了。好多年以后,Y同学的小孩从两三岁开始,每次见了我就又踢又咬的,开始我还以为是因为自己长得招小孩子喜欢,后来才想起Y同学这一档事。毁了一次她的世界奇观,没想到居然成了世仇。

说起机房,不得不提起一次事件。某同学以前穿一双解放鞋,脚臭是很有名的。有一次他到机房找我,脱了鞋,上了一会儿机,很快大家都出去了,我出门上厕所,发现楼道很远的门里有头伸出来,狐疑地东张西望,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臭味从哪来的。有人认真地说,“是不是哪个实验室的硫化氢泄漏了?气味很纯”。我很严肃地回到机房,把某同学赶走了,然后无辜地装什么也不知道。

《下一次革命》

山鹰社的活动,大家呆在一起,交流比较多,社员们的学科背景分布比较广,对同样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当然也就有很多争论。早在读大学的时候,我长期一周在图书馆待90小时以上(假期),把图书馆普通阅览室的书从头到尾翻了个遍。说起什么来,我都知道一点,不管什么事,也特别乐意提出自己的看法。

山鹰社的活动,一般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吃苦受累阶段(训练,登山),打情骂俏阶段(活动结束,集结,开玩笑,准备做饭等),胡吃海塞阶段(吃饭,继续打情骂俏,可能喝酒),五音不全阶段(喝不喝酒都要唱,歌词记不起来就哼哼),哲学思辨阶段(夜深人静,卧谈,醉谈,辩论,天文地理,海阔天空)。最后一个阶段,我总是最辛苦,需要辩,需要讲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的讨论很多时候都是关于文化,关于历史,关于中国的未来,人类的未来。简单归纳我的观点,我是一个发展派,技术派,对当时的大部分新东西持正面肯定态度,相信未来会发展得更好,同时也认为中国的文化体系、政治制度有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但是跟不同背景的人辩论,要同时讲清楚很多问题,非常困难,因此我很早就萌生了写一本书的想法。从人类发展史,技术发展史,社会发展史讲起,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像现在这样继续发展。我们并没有发展过头,而是发展的不够。不断的发展,可以解决所有现在存在的问题。

1995年,我博士毕业,当时就想开始写书,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动笔。1999年,我写了一万多字,主要是人类发展史,写的内容跟当时的教科书,和大家当时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别,但后来没有继续下去。后来的十来年内,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一直在收集和整理各种素材。好些问题,忙活了半天,了解多了以后,发现没有什么可写的,或者并不需要我去写。后来我觉得,社会发展的一切,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我干脆专注于,针对现在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方案去解决?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无外乎农业,能源,城市人居,和长远的生存安全,这些问题都有了终极的解决方案以后,人类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于是到了2011年,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开始写《下一次革命》这本书,到2013年10月基本写成。后来又大改了两次,现在网上贴的是2015年底的版本。但是还没有完成,后来就没有时间大幅修改了。书中提出了人类持续长远发展的一些具体技术路线,包括三维城市,高原人工环境农业,海洋绿化,全可再生能源系统,走出地球,等。

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解释和支持我在山鹰社活动最后阶段辩论中的各种观点。希望对跟我较劲的人,可以用这本书堵住他的嘴。但后来就演变成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技术路线了。但是大家把我的书当成科幻来读,让我很郁闷。我自己觉得,这本书堪比《资本论》,指明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呵呵。其实也不是我指明了什么,对于大多数研究人类未来的人来说,我的那些说法应该是常识。只是在当下,我们有太多的悲观论,阴谋论,怀疑论,末日论。

但是这本书的确不只是一个预测。三维城市的概念,已经有一个机构在实质推动,虽然不是我发起的,但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高原人工环境农业的事情,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一起努力在推动。海洋绿化,可以彻底解决海洋退化和人类食品供应的问题,但是近期我实在没有时间去做,慢慢来吧。

高原农业最适合在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雪山,是山鹰社社员们魂牵梦绕的地方,也是文青们的圣地。其实在我的研究中,青藏高原最适合我们用未来殖民外星球的方法开发,三维城市,温室农业,……。成本低,生活舒适,风景优美,没有自然灾害,离天堂最近,……。

“隔行如隔山”,我引起的争论

也许因为我属猴,兴趣很广泛,什么都想了解一点。看的东西多了,学东西也就容易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多条路径重复交错,同时进行,其中的一条便是核能。

我对核能的兴趣,首先来自于我对社会发展技术路径的研究,因为社会发展离不开能源。在当时的语境中,核能是最崇高最终极的能源。第二个原因是,我在跟曾老师做理论物理研究的时候,一个方向便是原子核结构理论,与核能关系密切。第三个原因是,2005年以后,我进入聚变研究领域,但很快发现,聚变困难很多,很难实现。而当时,作为学界共识,别的能源问题都很大。当时也是美国开始提“核能复兴”的时候,因此我特别看好核能,并且仔细研究了当时的各种方案,还出席了多次先进核能国际会议。2011年,日本发生福岛核灾之后,我仍然坚定不移看好核能。因为我是一个发展派,社会停滞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冒一些风险是可以的。但是后来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以及我自己对压缩空气储能的一些研究,发现人类其实不用化石能源和核能,也没有什么问题,仍然可以维持长远的发展。因此开始对核能态度趋于保守,认为没有必要引进一个额外的大风险。

2015年8月,因对国内某企业不靠谱不负责任的高温气冷堆大跃进发展计划不满,写了一篇文章,纯粹从技术角度出发,指出高温气冷堆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好,该堆型的研究历史充满曲折,事故,失败,和欺骗。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因此我受邀参加了一次会议,与核能界的一些专家们面对面交流。本来我以为交流是纯技术性的,当发现人家只是希望我不要说,对我提出的问题一点都不感兴趣,采取的做法是典型的危机公关。我当时一下没反应过来,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甚至没有耐心听我讲,我心里还嘀咕,是不是我的讲稿没有准备好?我讲的时候,主持人是一个核能界的资深专家,他不但没有听我的报告,我时间没用完就催我赶快结束。在后来的讨论中,我发现他们讲的主要是政治,而不是技术。我很诚恳地向那位专家请教,我的报告有什么问题,老人家只是很慈祥的说,隔行如隔山,不懂的事情不要乱说。我还无意中听到,他跟一个做这方面研究的兄弟院校教授说,“你们想办法不要让他说了”。

“隔行如隔山”这句话,多次被核能界人士用来批评我。我没有在核能行业,并不等于我不懂。在那几年内,我出席的高级别国际先进核能会议,绝对比当时在座的任何一位专家多,因为我在会上没有见过他们。对于核能,我本来就是当仁不让的专家。

而对一个登山的人,“隔行如隔山”,同样是一句毫无说服力的话。翻过一座山很难吗?翻山过来的人,和一辈子呆在山沟里的人,见识能一样吗?山沟里的人认为外面的什么都不好,外来的人都是坏人,最好谁也不要出去,谁也不要进来。

灰头土脸回去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当然我不能意气用事,仔细回忆了一下,发现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核能观,其实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的主流观点。几十年前,随着对核能研究的继续,对核能了解的增加,国际上对核能的观点已经变了,国内核能界一直处在一种自我激励、相互激励的幻觉之中,但是主导了核能相关的宣传。于是我本着就事论事的态度,把我对核能发展相关问题的理解,整理成一篇文章“核能发展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单独成文。这篇文章转发流传很广,评价多数都是正面的,支持我的观点。但是过了几个月,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批评这篇文章的一个版本,该文后面的读者留言区充满了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这篇文章铺天盖地地转发到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上。而且从那天开始,百度对我名字搜索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这篇文章,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些批评没有什么道理,“专家”连个名字都不敢出一个。既然架势那么大,我就写了一个回复,有媒体和微信公众号本来说了要发,但后来不了了之。后来我批评加速器亚临界堆的营销式宣传的一篇文章,也有同样的遭遇。一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没有什么道理的批评文章铺天盖地的,我的回复却发不出来。核能是一个很大的行业,这样玩我当然斗不过他们。反正我的文章已经影响了很多人,学术界对核能的印象从整体正面变成了整体负面,国家对核能安全性的要求也提得越来越高。不过这件事,有点让我臭名远扬,不了解我的人用百度一搜,就会先看到这篇骂我的文章,把我当成“狗粮公知”。当然谷歌并不是这样,可是国内没有几个人用谷歌。

其实也可以说,这件事起源于山鹰社社员之间的多学科背景辩论,我总想把事情说清楚,就把相关问题一条一条列出来。朋友们说不过我的时候,虽然嘴上也会嘟囔两句,“总有理”,“雷赖赖”,之类的,但不至于玩阴的。不过我怎么也算跨行砸了人家的场子,只是被阴了一下,已经很不错了。

还有一次大的争议事件,是我在量子力学方面的一些观点。量子力学是我的本行,我虽然做了很多别的工作,但是一直没有放下。我对任何一个研究方向的讨论都是就是论事,从来不考虑应该怎么说对自己有利。到目前为止,我在从事过的所有专业方向上几乎都是一个叛徒,总与本专业主流舆论不符。但我并不是刻意的,都经过了从热情支持到怀疑的过程。

我最初考量子力学研究生就是因为觉得神奇,想弄明白。当时大学老师都说不清楚,只能开玩笑,打哈哈回答同学们的问题。我知道想弄明白那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日常的工作还是要做。因此,后来我的学术工作主要是根据学校的安排,做计算物理,介入聚变研究,等,还有一条线就是上面的《下一次革命》。

我对量子信息(那时候还叫量子计算)理论基础的怀疑很早就开始了。后来的工作中并不需要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从来没有放下对量子力学基本问题的思考。我的正式职位也是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后来改成理论物理所)。到了四、五年前,我觉得很多问题都应该可以讲清楚了,就在三年前招了一个研究生,正式讨论量子信息领域的一些基本物理问题。我知道批评性看法是无法发表的,所以选择量子纠缠概念为突破口。这一概念历史上的争论就很多。我们发现,量子非局域性的实验验证有很多问题,实验完全可以在现有的理论框架内说清楚,根本不需要超距的诡异解释,但我们的结论和量子信息界普遍接受的概念不同,而是与爱因斯坦,薛定谔,德布罗意,甚至包括约翰贝尔等人的物理直觉相同,同时也是现代物理的实际理论基础。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文章发表非常困难。虽然多数不做量子信息的研究人员支持我们的看法,但是量子力学这个方向已经是量子信息的天下。而我对量子信息持批评态度。

2018年,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试图说清楚量子信息研究理论基础的问题。文章的影响较大。这些讨论给我带来了“民科”的指责。有些人几乎专职在网络上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2019年初无意做的一件小事情,也就是讨论号称中国第一部硬科幻电影的科学硬伤,导致我受到了更大范围的攻击。

我当然相信自己是对的,不过现在攻击我的人有点多。

其实支持我的人也很多,不过他们一般都是沉默的。因为攻击我的人火气都很大,没人愿意惹他们。

 

一些花絮和启示

“一天洗两次头”

山鹰社有一伙学经济的和学管理的,跟着学法律的去了一个卖牙膏和洗衣粉的国际知名公司。有一次碰到他们策划的第一次广告攻势,希望大幅提高他们的洗发水销量。请了当时的影视明星,在全国各地的电视上,甩着乌黑的头发,露出迷人的微笑,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对大家说,“一天要洗两次头哦”。然后在平面媒体发种广告和软文,请保健专家论证,为什么一天要洗两次头发。这次经历大大地破坏了广告在我心中的形象,从此广告对我的影响都变成了负面的。想起以前在杂志上看到,应该三个月换一次牙刷,后来变成应该一个月换一次牙刷,那种“羊羊羊”纯粹靠恶心人让人记住的广告,还有各种故作高深,但是纯粹是虚假宣传的。

对广告的怀疑,进而引起了我对大众传播中各种说法的怀疑,再进而引起我对许多“主流观点”的怀疑。后面我也的确发现,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科学家,其实不过就是推销员。现在我对所有所谓主流理论的缺省看法,都是,“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我对核能宣传中各种说法的质疑,一点压力都没有。

 

拜佛与上医院之争

五台山活动的拜佛与上医院之争,在我以后处理类似争论中,产生了一定的惯性,不过也说不清,不知道是我本性如此呢,还是这次事件的影响。这次争论中,应该说我并没有什么责任,我做到了一个局外热心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的放弃对吗?仅对争论而言,放弃、认输、或者丢面子都无所谓,但是对于那个襁褓中的孩子呢?我的放弃是不是对他不负责任?虽然我不是小孩的监护人。这件事情我一直不能释怀。但愿小孩安好,到今天他应该快30岁了。

中学的争论似乎都有标准答案。大学的争论,大家也比较容易形成共识。一旦跨学科跨行业,争论就很难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特别是一方是跨学科的,一方是专业的。

后来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出现类似争论的时候,我再也不期望别人会接受我的观点了。我怎么想的,表达清楚。听不听,信不信,是对方的事情,与我无关。你不必接受我的观点,我也不必接受你的观点。

但跟我对那位小孩的愧疚一样,我应该放弃吗?其实很难决定。比如核能技术的安全之争。我知道核能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已经表达了出来,尽量详细的解释清楚了,重大核能事故是社会无法承受的,一些所谓的第四代堆型,安全性更没有保证,事故概率比别的堆型大得多,但核能专家们拍胸脯打包票,对我提出的问题不作回应(高温气冷堆研究团队的老师跟我沟通过)。我究竟应该争取到什么程度?本来我并没有直接的责任,就像对那个小孩一样,但是如果那个小孩因父母的信仰耽误就医,造成后果,我是不是因为没有努力争取而应该受到谴责呢?核能如果出现问题,关系巨大,我虽然可以算是局外人,但如果我知道,而别人不知道,或者装着不知道,或者有意忽视,我需要做出多大的努力争取?百年之后,如果没有发生大的事故,人们或许会嘲笑我的多管闲事,不懂装懂。但如果发生了呢?后人会不会谴责我?说我没有充分的努力争取?

但是,我又需要怎么努力争取?呵斥小孩父母?报警?会有什么效果?到处写文章,发传单,鼓动大家抵制不安全的核能?这样好吗?我现在给自己的借口是,这个国家不是我一个人的,核能也不止我一个人懂,如果他们以前没有关注,我提醒一下,已经尽到了义务,毕竟我也可能是错的。大家都应该做好自己的工作,只要他们尽职,应该调查我提出的问题,尽量修补。如果他们一定要一意孤行,那么国家应该存在一个修正机制,我不需要再做什么。我如果一哭二闹三上吊,只能给人家妖魔化我的理由,对我的主张更不利。

其实,即使自己觉得很有信心,我仍然有可能是错的。我最早关注核能的时候,是因为了解了聚变的许多技术细节后,对聚变前景感觉不乐观,而且当时可再生能源的确问题很多。后来了解了更多的核能技术细节后,对核能的看法才改变的。

量子信息我只是想把问题搞清楚,只讨论问题。至于我的观点对谁不利,跟我无关,我也不需要在意。我有更多的理由相信我们的观点是对的,也相信科学会修正以前的错误。但是如果最后证明我们是错的,说明科学得到了更严格的检验,社会也没有失去什么。

我仍然应该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做事情,至于能不能得到赞同,还是被人嫌弃,都不需要在意。做对的事情,不强求别人接受,誉不必喜,毁不必悲。

 

登山的艰苦

登山的确特别累,特别是登雪山,要负重,要全副武装,严重缺氧,体力不到平时的一半,一般还饿着,经常需要很早起来,一走就是一整天,神志恍惚,同时伴随各种外在困难。登山过程对身体和意志都是严峻的考验,而意志往往要超过身体的极限。攀登的每一秒,迈出的每一步,都能感到它给你带来的痛苦,狂跳的心脏,空虚的肺脏,冻红的鼻子,僵硬的肌肉,但是你没有办法,只能一步一步走下去,你不能停,停下来甚至可能失去生命。

我的身体,本来适合爆发性运动。我的个子不高,但在大学的时候,全班立定跳第二名,还在校运会中跑短跑接力。但我耐力不行,一到长跑就发怵,总是最后几名。经过长期的登山锻炼,我的耐力上来了。爬香山鬼见愁,走索道下面的台阶路线,最早要近50分钟,现在不到30分钟就能上去。

这种意志的锻炼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体能,最重要的还有是信心。以前看到一座很高的山,一条很长的路,会怀疑自己能不能走到,能不能爬上去。走过几次之后,就有了信心,知道不管当前有多困难,只要不停往下走,总能到的,哪怕比别人多背一点。

也许是潜移默化,这种坚忍,可以让人在人生低潮时,有更多的坚持,更多的希望。

从登山中还可以知道,最短的路线就是最陡那一条。人生没有捷径,想走快一点,只能多付出一点。

登山途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假顶峰。极度虚弱当中,你以为前面就是顶峰,上去以后才发现不是,前面还有更高的峰,上去后还不是,还要走更远,反反复复,一次一次挑战你体力和心理的极限。你唯一做的,就是不能崩溃,不能绝望,必须继续往上走,直到看不到更高的地方。即使下一个顶峰还是假的,也不能气馁。还要像刚开始那样,带着激情,耐心和希望。

我们做事情也一样,你认为一件事情应该很快能完成,但是实际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预计的要多得多,每次以为做完了,又会出现新的情况,还要继续努力,反反复复,同样,你也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做下去。一旦放弃,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为什么要登山

和大多数人不同,登顶之后我并不会欣喜若狂。我只是会觉得轻松一些,因为我知道,待会还要往下走,路还没有走完。

登顶固然值得兴奋,但其实登顶的快乐并不值得攀登时的艰辛付出。那么为什么要登山?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固然,我热爱自然,愿意接受挑战,也不讨厌到达顶峰后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但对我来说,我并不追求登山,也不追求它给我带来的快乐,只是我已经在登山了,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完,我要尽到我的责任。至于为什么要登山,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吧,因为这些人,你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件事情,登雪山也的确有更多的体验和经历,还可以挑战自我。所以第一次登雪山,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向往的。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其实我们不想冒险,我们希望每一步都安全。但是,到了那一步已经没有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有危险。有的我们知道,更多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尽力把事情做完,把任务完成,作对每一个选择,包括放弃。但是我们不能一来就放弃,只有在放弃是最佳选择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放弃。

 

朋友们

山鹰社的朋友们都是过命的交情。虽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三十年来,人员变动频繁,朋友们长期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毕业不久,大家经常相聚,一起爬山,吃饭,打牌,斗嘴。后来网络方便了,社交媒体还没起来的时候,在计算机专业朋友的奉献下,山鹰社很早有了自己的一个网络论坛,几乎每天必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组织活动,总结活动,打情骂俏,斗嘴皮子,……。后来有了社交媒体,沟通更方便。几十年过去,大浪淘沙,大家的很多观点也有差别,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但是组织活动,或者有事求助,总是有呼必应。三十年过去了,再过三十年,会怎么样?嗯,至少还有一些赌局要结算。

云:

同羽聚,同道亲;

飞同云,栖同林;

饮同皿,鸣同音;

不求秀,但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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