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山鹰人生

雷奕安

（按，本文是北大120周年，山鹰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文章，于2018年在山鹰社《高处有世界》纪念文集中发表，此处略有删改。真正的30周年纪念日是2019年4月1日。）

成为北大山鹰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生在湘南一个小县城的我，如今已知天命之年。有幸生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个人的生活轨迹经过了多次大变化。从一个历史悠久的湘南古村，到一个历史也很悠久的县城，再到外地的省会，到北京，到世界上很多国家，……。住的地方搬了很多次，周围的人也一批一批的变换。但是，有一小群人，一个松散的小集体，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在纷繁变换的人间世事中，一直持续不断地影响和塑造着我，那就是北大山鹰社。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我的各种经历都很曲折。由于各种原因，大学没有考好，录取我的大学是合肥工业大学。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没有听说过这所大学。我应该是合工大那届最高分入学的。大学的专业叫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可以算材料，也可以算机械。大学四年同样也很曲折。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物理课讲了一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觉得非常神奇，在图书馆找了很多书看，三年级的时候觉得应该学物理，就在图书馆把综合大学物理专业的教材都看了，并准备考理论物理方向的研究生。由于信息不通，对国内的其它大学也不了解，只有图书馆是信息来源。查阅各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简章，发现只有北京大学的考试科目名称是我能看懂的，量子力学应该是当时大学最神奇的课程了，我是通过北大物理系曾谨言老师的教材学会的，就自然报考了曾老师的量子力学方向。当时是胡乱报的，没跟任何人联系，也没跟任何人说，也没有希望第一次就考上。三门专业课中，有一门还复习错了。招生简章上写的是力学，我以为是普物力学，实际考的是理论力学。

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在洛阳拖拉机厂实习的时候，学校突然通知我上北大面试。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手上没有一本教科书，从来没有听过一节正规课程，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正式考试，从来没有被面试过，从来没到过北京，……。这一年是1989年，发生了非常多事情，学业，感情，父亲重病，学校，国家，世界，……。正常开学是9月份，我到10月10号才收到录取通知书。

到北大后住46楼，住四人间，每个人有一个桌子，觉得很幸福。因为我读本科的时候，八个人住在一间更小的宿舍里，每个人只有一个抽屉。研究生同学中有两位山鹰社社员，高山虎和陈孔军，一次活动拉我们去。我忘了是那座山了，60多人，浩浩荡荡，背十几个帆布地质包。后来就经常参加活动。准确的报名注册时间我也忘了，应该是1990年。

1991年2月份参加了五台山冬训活动，我和历史系87的高同学打前站。那是我第一次到山西，第一次爬雪山，第一次认真地逛寺庙，第一次和僧人深入交流。这次活动留下了很多故事。有一件事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不同人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别。五台山的冬天很冷，我和高同学路上碰到一对夫妇，来自邻县。他们抱着一个孩子，很艰难地赶路。攀谈中了解到孩子病了，他们要去山上的寺庙拜佛，以解除孩子的病痛。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很耐心地劝他们带孩子去医院看病。高同学很严肃地要我不要说，说要尊重人家的信仰。那对父母也相当不耐烦我。我很不安，但是没有坚持。这可能是第一次我觉得是非非常清楚的情况下，我的“正确”观点成了不受欢迎的“反对派”，而且惨败。

这次活动的一个重大遗产是我的本社外号：“老板”。其实我自己也长期对外号的来源不甚了了。我一直以为，因为当时山鹰社的研究生少，研究生说话言必称谁的老板（导师）怎么样，我自然也会说，本科生同学就干脆把我叫老板了。但据朱老师权威回忆，在这次五台山活动中，又一次几个人上街饿了，我请大家吃了一碗面，四个人总共两块钱。大家觉得我好有钱，从此称我“老板”。这是我有史以来投资效益最高的两块钱。

五台山活动是第一次参加强度很大的拉练活动。从台怀镇住的农民家里出发，登顶北台顶，一天来回，垂直高差1500米。山上风大，气温低。号称“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顶着七八级狂风，登上华北最高峰，五台山北台顶，海拔3058米”。当时我们都没有现在的那些专业户外装备，都穿着家用衣物鞋袜。几十个人花花绿绿，五颜六色，像一群逃难的。

我和袁洪负责运送一台从电教借的老式超8摄像机，非常沉。有点跟不上，还坏了节奏。但走到第一个拍摄点，发现不是太冷，就是没有电，反正没法拍。加上还有几个走不动的，摄影师大冉就带着摄像机，和几个走不动的回去了。

虽然没有背摄像机了，但由于高差大，距离长，上下60多公里，没有装备，风大，寒冷，地上有雪，整个拉练过程仍然非常艰难。我的鞋在雪地里不防滑，摔了不知道多少跤。虽然雪地里不脏，也不会受伤，但是特别费体力。一路觉得特别口渴，不停从地上捡雪吃。由于时间紧迫，而且没有地方遮风，路上基本没有休息，还是花了大约十个小时才到山顶。对于大多数队员来说，都是第一次在恶劣环境下长距离拉练。五台山高的地方没有什么树，都是长长的坡。一次次好不容易觉得山顶就在眼前，上去之后却发现前面还是一个长坡。

我们天不亮出发，到了山顶以后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了。雪地里摸黑下山，虽然可以看见路，但是摔跤就更多了。快到凌晨才回到住处。

这种长途极限拉练，对人性格的形成影响还是很大的。以后面对困难和挑战，要从容得多。我因此而形成的一个基本态度是，无论路有多长，有多艰难，只要你不停走下去，总能到的。后来有了孩子，鼓励孩子面对困难，要有正面的态度。跟孩子说，不要看到前面路还有多远，多么难，而应该想到，每走过一步，距离目的地就近了一步。

这次活动中，老高和李锐冻伤了耳朵。回到学校以后，朱小健，徐纲，李锐因饮食问题，患上甲肝住院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山鹰社的外出大型活动。从此，我的一生和山鹰社再没有分开，成了一位铁杆北大山鹰人。

念青唐古拉活动

1992年的夏天，我研究生毕业，暑假的时间比较空闲，参加了本年度念青唐古拉登山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去西藏，第一次登高海拔雪山，甚至第一次坐飞机。西藏的地理和人文，有，与内地差别很大，出发之前，恶补了西藏和藏传佛教知识。

这次活动也很曲折。当时飞拉萨只有成都有航班，因为暑期机票紧张，也不像现在可以网上订票，我们在成都耽搁了八天。

我们基本都是第一次进藏。落地后有很多装备要照顾，自然没法到了就休息，犯了初上高原的忌讳，因此大家的高山反应都比较严重。嘴唇发黑，头疼，睡不着觉。看见很多新奇的东西也很兴奋，满街的狗，飞不动的苍蝇，强烈的阳光，所有从内地带上来的密封装食品打开的时候就像爆炸一样，……。

徐纲进山前感冒肺水肿，女队员张南云留下来照顾他，我们先进山了。徐刚当时的外号叫大慢，张南云叫小慢。每次出去，他们两个总是拖拖拉拉在最后，要么照相了，要么买东西了，让我这个急性子烦的不行。徐纲生了病也不老实，居然在张南云眼皮子底下，还能跟当时一起住院的一位病友勾勾搭搭，最后竟然私定了终身，现在人家在大洋彼岸过着和和美美的小日子。

后据叶子透露，跟徐纲同班的李锐同学，1995年登宁金抗沙的时候，遭遇落石，小腿骨折住在同一家医院。受徐纲同学激励，使出了各种撩妹招数，包括但不限于租浪漫言情小说，给女病友和小护士们传看。还有叶子和老康两个大老爷们照顾和当托。在受伤更重，住院时间更长，更需要人照顾，投入资本更多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自己孑然一身的出院了。（此处引用叶子描述）

对于初上高原，没有多少经验的人来说，登雪山的确是很严酷的挑战。除了拉加以外，别人都有高山反应。前两天探路，走了很长的路，一路高山反应严重。西藏山地地貌和内地有很大的差别。西藏高原长期处在隆起过程中，地质破碎，地上完全没有路，经常要上下很大的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都很不稳，随时可能动。走在山谷里，可以看到两边山坡上不停有大石头轰隆隆滚下来，好像前两天地震过。在重度缺氧的情况下，站着都很累，说话一次只能说三个字，歇一下才能再说三个字，走路的每一步都很艰难。

探路完了往回走的时候，我一个人没有走原路，因为高山反应严重，实在太疲乏了，不想往上走，而是走了一条看起来更好走的路，觉得这条路会汇合到山谷的来路上去。这条路非常破碎，一块大石头一块大石头的往下跳或者爬，有时候大石头会动起来。我走的是一条悬崖的边缘，走了很远之后，发现没有平坦一点的山坡可以下到山谷到大本营。但是我实在没有力气往上走回去了，就顺着悬崖一点点往下爬。悬崖非常陡，视线有限，也不知道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就是一点点下降。人已经非常累，也没有结组和装备，只拿着一把冰镐，在悬崖上帮不上忙，有时候还碍事。悬崖很长，大概有两三百米高，人极度疲乏，神智恍惚。有好几次我想象，如果我往下跳，会像鸟一样飞起来，安全到达谷底，但我最终没有跳。有几次爬到一个地方下不去了，需要横移，但是那地方完全垂直，又看不清楚下面的情况，感觉下面应该没有问题，生生横切滑到下一个落脚点，差点没站稳。这一段路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惊险艰难的路，其实根本不是路。高山反应严重，神志不清，当我想象往下跳的时候，完全没有危险的意识，但当时还有一个声音跟自己说：“还是不跳了吧，慢慢爬吧”。这样一步一步，在悬崖上一个人慢慢蹭了下来。李锐在下面等我。我到了谷底之后，实在太困了，靠在一块石头上就要睡觉，说什么也不肯往下走。当时真的就是困，像小时候第一次通宵过年后的第二天那样，就是想倒地睡觉，什么别的想法都没有。李锐在旁边可怜兮兮的看着我。我不知道睡了几分钟，醒来后才有力气往下走。

接下来往上面运物资，负重攀登。这时候高山反应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但是缺氧还是对体力影响很大。本来是海土，天鸽，和我一组，但天鸽走了一段，体力不支下去了，背的东西分给海土和我。对我们来说，每一包方便面都是沉重的负担。走了不到一半，每走十步就要坐在冰镐上歇一下。上了雪线以后迈步更困难，每一步都需要强大的意志支撑，头又开始疼了，呼吸困难。

根据安排，冲顶队员上去以后，我和后来的徐纲在一号营地接应，别的人回大本营休整待命。这时天气变坏，天天下雪。如果不是天天清理，原来扎在地上的帐篷会有一半被埋在雪里。由于地形原因，步话机也不好用。冲顶队员已经上去了一个星期，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时候一号营地食品告急，由于徐纲吃得多，第八天的时候他回大本营了，我一个人继续在营地等候。

徐纲刚走，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我就听到隐隐约约有人说话，出来一看，很高的雪坡顶上有四个小黑点，原来上冲顶队员正在往下撤。雪山上没有阻碍，很远说话就能听到。我大声跟他们打招呼，一边做些准备，化雪烧水，准备食物，一边时不时给他们拍张照片。

过了几个小时，他们越来越近了，互相说话的声音已经非常清楚。这时，突然他们周围的一大块雪开始往下整体滑落，大块的雪也向我呼啸而来，我大吃一惊，一边很快往后跑，一边注意他们的情况。一号营地在一个鞍部，没有多少雪冲到帐篷处。我因为向上迎了，很多雪块从我身边滚过，但没有砸到我。四个人很快被冰雪包裹，滚下旁边的悬崖。震惊中，我拼命呼喊他们的名字，一边飞快想下面应该怎么办。我爬在悬崖边上，看不见下面的情况。过了漫长十来分钟，下面传来了古拉的声音，告诉我他们受伤了。简单交流了一下，决定通知下面。由于隔着一个山头，步话机联系不上，我决定翻过一号营地前面的山头，用步话机与大本营联络。到小山头的山脊很窄，走起来也相当惊险。因为着急，我穿着手套，没有换靴子（这几天在营地都是穿手套出来活动，因为换靴子太麻烦）。爬上去后呼叫了几次没有响应，就想再往下一点，走到山坡悬崖前沿可以直视山下的位置。走了几步，我周围的大面积雪地突然往下一沉，我赶紧站住，不敢再往下走了。步话机的电池本来就没有多少电了，呼叫完全没有反应。我决定先回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跟他们商量一下。

这时候已经开始下雪。山区这个季节，天一黑就开始下雨下雪。我回到营地，清理了一下食品，把可以吃的全部带上，刚要下悬崖，却发现拉加爬了上来。拉加头部受了伤，简单包裹了一下，脸上有血。我赶紧安顿他在帐篷住下，给他留了一些吃的，问了几句情况。下去找到了李锐，古拉和海土临时搭的帐篷，李锐和古拉都有点恍惚，海土在帐篷里没有看见。我问了一下他们的伤势，告诉他们步话机联系不上，必须尽快下去通知大本营。

这时候已经差不多晚上七点，我把上面拿来的东西都交给他们，就匆匆往下走了。往下的路没有走过。我没有走原路，一个原因是经过前面上上下下的折腾，也有些累了，不想爬上刚才下来的悬崖，二是原路冰川的舌头比较陡，我怕我一个人下不去。

这种非常年青，受冰雪侵蚀严重的山和我们通常爬的山有很大的差别。一是完全没有路，顺着一个方向走，走几步就没法走了，要绕；二是高低不平，很小范围就要爬来爬去；三是石头，土壤都很松软，看着很大的石头踩上去会动；四是走在山坡下沿，上面会不停有石头滚下来，这天滚石特别多，是因为刚地震过（后来看新闻才知道的）。

走了一段之后，上到一个冰川上面。与山坡比，冰川比较平整，看的比较清楚，因为天已经逐渐变黑了，冰川上面比较明亮。缺点是，雪地里走会陷得比较深，走着累。在冰川上走了四五百米，突然脚下一空，身体往下坠，我大吃一惊，双手张开，背挂在了冰沿上。我前面的雪也不见了，下面黑洞洞的，不知道多深，能听到流水声。原来我差点掉进了一条冰裂缝。我小心翼翼的爬了上来，也不知道冰裂缝有多宽，不敢往前走了，往回走了一段，发现我的脚印中居然有几个半截是黑的，原来我已经不知不觉中踩过了几条冰裂缝，因为靴子笨重，没有注意到。往回走也不敢走了，只能横切下冰川，冰川边缘的土特别松软，还有水。我完全顾不上了，强行深一脚浅一脚往下走，走了一段，冰爪磨石头的声音实在难听，就把冰爪卸了下来，提在手里，后来要爬石头，就掖在腰里，继续往下走。后来冰爪把衣服抓烂一大片。路很难走，又下着雨，一片漆黑，心里还惦记着上面的队友，一边想着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把他们救下来。我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但在这天晚上，我很郑重地祈求诸神，保佑他们安全下山。

走过冰川那一段以后，有一段平路，坑坑洼洼很多水坑。这时应该是晚上10点左右了。因为下雨，没有手电，看不清前面的路，不过水面还是看起来亮一点，因此一般都能避过。但有一次，我看见前面有一段比较明亮，知道是水，再前面一段比较黑，应该是土，看起来这条水沟比较窄，应该能勉强跳过去，就猛蹲下来使劲往前跳。跳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对面黑色的岸在往后退，我哗的一声跳到了一个水坑中间，原来我看见的对面黑色的岸，实际上远处山的倒影。这个水坑很大，好在不太深，也就到我膝盖位置，反正也跳下来了，我就继续在水里往前走，过了这个水坑。

走过冰川下面的水坑地带，上了一个坝子，前面是一段长长的比较陡的下坡路，已经可以勉强看见大本营帐篷的光亮，大叫了几声，但是没有回应，只好一步步往下走。坡比较陡，又看不见，只能手足并用往下爬。山坡上长着一种不起眼的小草，有刺，刺上有一种保护性化学物质，有毒，扎在手上特别的疼，每次被扎一下，就会大声惨叫。就这么一路惨叫着，咒骂着，到了晚上12点多，才拉开了大本营军用帐篷的大门。

大家本来已经睡了，连夜起来商量对策。第二天早上4点，曹峻和徐纲就出发了。焦急的等待了一天，担心他们的伤势，怕他们自己走不下来。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办？那么高的地方，牦牛也上不去，飞机更是没有可能。到下午6点钟，他们才陆续下来，虽然都很疲惫，但是身体没有大碍，谢天谢地！

这次活动是我最接近死亡，最远离人类文明，最感到自己无力和渺小，和自然的强大，的一次经历。

这次活动的一些点滴：

我们这伙人中，老储一直特别得意他的耳朵特别灵敏。他第二天告诉我说，那天晚上他们在帐篷里聊天的时候，隐隐约约听到远处有惨叫声，但有雨点打着帐篷的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我闻之绝倒。

拉加是青海的，藏族，我们跟当地藏族同胞没法沟通的时候，把他叫过来，他却跟人说普通话。

海土最能吃，登一次山下来，我们都减重几斤到十几斤不等，海土居然长了一斤。

拉加最臭美，每天要洗脸刷牙。冰川融水冷得要死，我上山后就没有洗过脸，结果下山的时候，脸上皮肤保持的最完整，拉加被晒掉了几层皮。因此我得出结论，自然油腻最防晒。洗脸的脸都晒烂了。

我是那种眼尖，能发现各种稀奇物件的人，找到一堆羚羊角，岩羊头骨，雪莲花，很长的不知道什么鸟的毛，之类的东西。

这是我唯一一次登雪山的经历，后来主要是因为忙，没有时间。实在没法抽出一个月时间，专门用来登山。20周年社庆的时候，本来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家中出现变故，没有去成。

机房的狂欢

我刚加入山鹰社的时候，研究生社员还很少。到北大的第一年，便自学了大量计算机知识，成为大家眼中的计算机高手，从1991年开始，开始协助管理系里的计算机房，具有上机的特权。那时候计算机还非常少，能够自由上机，是一项非常大的特权，社里面要编辑文档资料，要打印，都需要去我那里。很多新社员是第一次在我那里看到的计算机，第一次用计算机，第一次听我讲什么是计算机病毒。我记得我叫一个社员把鼠标往上动的时候，他居然把鼠标举了起来。

当然大家来机房，除了工作需要，并不是为了学习。机房上班时间都是要开门的，他们玩不了。但是有的周末，和晚上10点办下机以后，就可以黑灯瞎火，兴高采烈地打游戏。那时候，物理楼传达室的师傅，每天晚上都要将全楼巡视一遍，夜里不准留人，看见房里灯亮着，就会敲门，赶人走。计算机屏幕发出的微弱亮光也不放过。为了能彻夜打游戏，必须从11点直躲到12点，开门上厕所还要偷偷摸摸的。传达室的师傅一旦抓到一次，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反复检查了那几个房间。我为了不进入黑名单，每次活动都严申纪律，当然次数也不敢太多。一般是期末考试以后，这种活动会多一点。

大约是1993年，我自己在物理系的服务器上首先开通了电子邮件。这时候北京的很多大学都还没有开通电子邮件服务，很多需要与国外联系的人就会找到我，山鹰社也有许多毕业的人已经到了国外，于是我的机房又成了一个联络和信息交换中心。

但对于在校社员来说，机房的主要乐趣还是玩游戏。最早玩的是单机游戏，比如俄罗斯方块，坦克大战，大富翁，三国，等等，后来是联网对战游戏，最热门的就是微软出的帝国时代。帝国时代出了好些版本，打了好几年。

有一次暑假，Y同学（女生）拉着自己人和我，去机房打帝国。我当时打帝国一对一的情况下，没有对手，所以我要上场一般是一对二。如果对手太强，也可以我加一个计算机，对两个人。一般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打完一场。帝国时代升级以后，不能一上场就消灭敌人，开始只能闷头发展，我一般是升级到一定程度，出动一支部队，抑制Y同学的发展，然后主力进攻自己人，消灭掉自己人之后，一只豪华大军开到Y同学城下，Y同学只好一句：“太可耻了”，然后投降。当然他们也会变换策略，自己人叫Y同学一开始就骚扰我，打乱我的发展节奏，让我吃亏不小。下一场我决定先灭掉Y同学，获取资源，然后全力对付自己人。虽然开始发展慢一点，但由于资源多，最后还是能够灭掉自己人。策略执行以后，事态基本按照我的预想发展。由于自己人发展比我快，打起来还是很吃力。当我正在全力对付自己人，形势也从战略防御转向进攻，突然收到一条警报，Y同学正在修世界奇观。帝国大战的一种胜利模式是修成世界奇观。原来我占了Y同学的老巢之后，Y同学纠集了几个农民，找了一块特别偏僻的地方，偷偷摸摸修世界奇观。那还得了，我马上派出一小股部队，带上一辆攻城车，消灭了她的有生力量，然后慢慢把世界奇观毁掉。自己人自顾不暇，对Y同学求救的支援只是精神上的：“顶住！顶住！”，听凭我的虎狼之师大肆践踏Y同学的世外桃源。微软的音效做得太逼真，Y同学的苏格兰农夫农妇惨叫连连，让我心里很愧疚。后来自己人和胡老师联手，我才输了一次。早上离开的时候，Y同学蓬头垢面，一脸深仇大恨。那段时间打得比较多，这件事我很快就忘了。好多年以后，Y同学的小孩从两三岁开始，每次见了我就又踢又咬的，开始我还以为是因为自己长得招小孩子喜欢，后来才想起Y同学这一档事。毁了一次她的世界奇观，没想到居然成了世仇。

说起机房，不得不提起一次事件。某同学以前穿一双解放鞋，脚臭是很有名的。有一次他到机房找我，脱了鞋，上了一会儿机，很快大家都出去了，我出门上厕所，发现楼道很远的门里有头伸出来，狐疑地东张西望，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臭味从哪来的。有人认真地说，“是不是哪个实验室的硫化氢泄漏了？气味很纯”。我很严肃地回到机房，把某同学赶走了，然后无辜地装什么也不知道。

《下一次革命》

山鹰社的活动，大家呆在一起，交流比较多，社员们的学科背景分布比较广，对同样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当然也就有很多争论。早在读大学的时候，我长期一周在图书馆待90小时以上（假期），把图书馆普通阅览室的书从头到尾翻了个遍。说起什么来，我都知道一点，不管什么事，也特别乐意提出自己的看法。

山鹰社的活动，一般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吃苦受累阶段（训练，登山），打情骂俏阶段（活动结束，集结，开玩笑，准备做饭等），胡吃海塞阶段（吃饭，继续打情骂俏，可能喝酒），五音不全阶段（喝不喝酒都要唱，歌词记不起来就哼哼），哲学思辨阶段（夜深人静，卧谈，醉谈，辩论，天文地理，海阔天空）。最后一个阶段，我总是最辛苦，需要辩，需要讲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的讨论很多时候都是关于文化，关于历史，关于中国的未来，人类的未来。简单归纳我的观点，我是一个发展派，技术派，对当时的大部分新东西持正面肯定态度，相信未来会发展得更好，同时也认为中国的文化体系、政治制度有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但是跟不同背景的人辩论，要同时讲清楚很多问题，非常困难，因此我很早就萌生了写一本书的想法。从人类发展史，技术发展史，社会发展史讲起，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像现在这样继续发展。我们并没有发展过头，而是发展的不够。不断的发展，可以解决所有现在存在的问题。

1995年，我博士毕业，当时就想开始写书，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动笔。1999年，我写了一万多字，主要是人类发展史，写的内容跟当时的教科书，和大家当时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别，但后来没有继续下去。后来的十来年内，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一直在收集和整理各种素材。好些问题，忙活了半天，了解多了以后，发现没有什么可写的，或者并不需要我去写。后来我觉得，社会发展的一切，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我干脆专注于，针对现在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方案去解决？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无外乎农业，能源，城市人居，和长远的生存安全，这些问题都有了终极的解决方案以后，人类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于是到了2011年，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开始写《下一次革命》这本书，到2013年10月基本写成。后来又大改了两次，现在网上贴的是2015年底的版本。但是还没有完成，后来就没有时间大幅修改了。书中提出了人类持续长远发展的一些具体技术路线，包括三维城市，高原人工环境农业，海洋绿化，全可再生能源系统，走出地球，等。

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解释和支持我在山鹰社活动最后阶段辩论中的各种观点。希望对跟我较劲的人，可以用这本书堵住他的嘴。但后来就演变成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技术路线了。但是大家把我的书当成科幻来读，让我很郁闷。我自己觉得，这本书堪比《资本论》，指明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呵呵。其实也不是我指明了什么，对于大多数研究人类未来的人来说，我的那些说法应该是常识。只是在当下，我们有太多的悲观论，阴谋论，怀疑论，末日论。

但是这本书的确不只是一个预测。三维城市的概念，已经有一个机构在实质推动，虽然不是我发起的，但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高原人工环境农业的事情，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一起努力在推动。海洋绿化，可以彻底解决海洋退化和人类食品供应的问题，但是近期我实在没有时间去做，慢慢来吧。

高原农业最适合在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雪山，是山鹰社社员们魂牵梦绕的地方，也是文青们的圣地。其实在我的研究中，青藏高原最适合我们用未来殖民外星球的方法开发，三维城市，温室农业，……。成本低，生活舒适，风景优美，没有自然灾害，离天堂最近，……。

“隔行如隔山”，我引起的争论

也许因为我属猴，兴趣很广泛，什么都想了解一点。看的东西多了，学东西也就容易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多条路径重复交错，同时进行，其中的一条便是核能。

我对核能的兴趣，首先来自于我对社会发展技术路径的研究，因为社会发展离不开能源。在当时的语境中，核能是最崇高最终极的能源。第二个原因是，我在跟曾老师做理论物理研究的时候，一个方向便是原子核结构理论，与核能关系密切。第三个原因是，2005年以后，我进入聚变研究领域，但很快发现，聚变困难很多，很难实现。而当时，作为学界共识，别的能源问题都很大。当时也是美国开始提“核能复兴”的时候，因此我特别看好核能，并且仔细研究了当时的各种方案，还出席了多次先进核能国际会议。2011年，日本发生福岛核灾之后，我仍然坚定不移看好核能。因为我是一个发展派，社会停滞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冒一些风险是可以的。但是后来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以及我自己对压缩空气储能的一些研究，发现人类其实不用化石能源和核能，也没有什么问题，仍然可以维持长远的发展。因此开始对核能态度趋于保守，认为没有必要引进一个额外的大风险。

2015年8月，因对国内某企业不靠谱不负责任的高温气冷堆大跃进发展计划不满，写了一篇文章，纯粹从技术角度出发，指出高温气冷堆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好，该堆型的研究历史充满曲折，事故，失败，和欺骗。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因此我受邀参加了一次会议，与核能界的一些专家们面对面交流。本来我以为交流是纯技术性的，当发现人家只是希望我不要说，对我提出的问题一点都不感兴趣，采取的做法是典型的危机公关。我当时一下没反应过来，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甚至没有耐心听我讲，我心里还嘀咕，是不是我的讲稿没有准备好？我讲的时候，主持人是一个核能界的资深专家，他不但没有听我的报告，我时间没用完就催我赶快结束。在后来的讨论中，我发现他们讲的主要是政治，而不是技术。我很诚恳地向那位专家请教，我的报告有什么问题，老人家只是很慈祥的说，隔行如隔山，不懂的事情不要乱说。我还无意中听到，他跟一个做这方面研究的兄弟院校教授说，“你们想办法不要让他说了”。

“隔行如隔山”这句话，多次被核能界人士用来批评我。我没有在核能行业，并不等于我不懂。在那几年内，我出席的高级别国际先进核能会议，绝对比当时在座的任何一位专家多，因为我在会上没有见过他们。对于核能，我本来就是当仁不让的专家。

而对一个登山的人，“隔行如隔山”，同样是一句毫无说服力的话。翻过一座山很难吗？翻山过来的人，和一辈子呆在山沟里的人，见识能一样吗？山沟里的人认为外面的什么都不好，外来的人都是坏人，最好谁也不要出去，谁也不要进来。

灰头土脸回去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当然我不能意气用事，仔细回忆了一下，发现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核能观，其实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的主流观点。几十年前，随着对核能研究的继续，对核能了解的增加，国际上对核能的观点已经变了，国内核能界一直处在一种自我激励、相互激励的幻觉之中，但是主导了核能相关的宣传。于是我本着就事论事的态度，把我对核能发展相关问题的理解，整理成一篇文章“核能发展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单独成文。这篇文章转发流传很广，评价多数都是正面的，支持我的观点。但是过了几个月，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批评这篇文章的一个版本，该文后面的读者留言区充满了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这篇文章铺天盖地地转发到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上。而且从那天开始，百度对我名字搜索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这篇文章，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些批评没有什么道理，“专家”连个名字都不敢出一个。既然架势那么大，我就写了一个回复，有媒体和微信公众号本来说了要发，但后来不了了之。后来我批评加速器亚临界堆的营销式宣传的一篇文章，也有同样的遭遇。一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没有什么道理的批评文章铺天盖地的，我的回复却发不出来。核能是一个很大的行业，这样玩我当然斗不过他们。反正我的文章已经影响了很多人，学术界对核能的印象从整体正面变成了整体负面，国家对核能安全性的要求也提得越来越高。不过这件事，有点让我臭名远扬，不了解我的人用百度一搜，就会先看到这篇骂我的文章，把我当成“狗粮公知”。当然谷歌并不是这样，可是国内没有几个人用谷歌。

其实也可以说，这件事起源于山鹰社社员之间的多学科背景辩论，我总想把事情说清楚，就把相关问题一条一条列出来。朋友们说不过我的时候，虽然嘴上也会嘟囔两句，“总有理”，“雷赖赖”，之类的，但不至于玩阴的。不过我怎么也算跨行砸了人家的场子，只是被阴了一下，已经很不错了。

还有一次大的争议事件，是我在量子力学方面的一些观点。量子力学是我的本行，我虽然做了很多别的工作，但是一直没有放下。我对任何一个研究方向的讨论都是就是论事，从来不考虑应该怎么说对自己有利。到目前为止，我在从事过的所有专业方向上几乎都是一个叛徒，总与本专业主流舆论不符。但我并不是刻意的，都经过了从热情支持到怀疑的过程。

我最初考量子力学研究生就是因为觉得神奇，想弄明白。当时大学老师都说不清楚，只能开玩笑，打哈哈回答同学们的问题。我知道想弄明白那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日常的工作还是要做。因此，后来我的学术工作主要是根据学校的安排，做计算物理，介入聚变研究，等，还有一条线就是上面的《下一次革命》。

我对量子信息（那时候还叫量子计算）理论基础的怀疑很早就开始了。后来的工作中并不需要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从来没有放下对量子力学基本问题的思考。我的正式职位也是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后来改成理论物理所）。到了四、五年前，我觉得很多问题都应该可以讲清楚了，就在三年前招了一个研究生，正式讨论量子信息领域的一些基本物理问题。我知道批评性看法是无法发表的，所以选择量子纠缠概念为突破口。这一概念历史上的争论就很多。我们发现，量子非局域性的实验验证有很多问题，实验完全可以在现有的理论框架内说清楚，根本不需要超距的诡异解释，但我们的结论和量子信息界普遍接受的概念不同，而是与爱因斯坦，薛定谔，德布罗意，甚至包括约翰贝尔等人的物理直觉相同，同时也是现代物理的实际理论基础。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文章发表非常困难。虽然多数不做量子信息的研究人员支持我们的看法，但是量子力学这个方向已经是量子信息的天下。而我对量子信息持批评态度。

2018年，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试图说清楚量子信息研究理论基础的问题。文章的影响较大。这些讨论给我带来了“民科”的指责。有些人几乎专职在网络上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2019年初无意做的一件小事情，也就是讨论号称中国第一部硬科幻电影的科学硬伤，导致我受到了更大范围的攻击。

我当然相信自己是对的，不过现在攻击我的人有点多。

其实支持我的人也很多，不过他们一般都是沉默的。因为攻击我的人火气都很大，没人愿意惹他们。

一些花絮和启示

“一天洗两次头”

山鹰社有一伙学经济的和学管理的，跟着学法律的去了一个卖牙膏和洗衣粉的国际知名公司。有一次碰到他们策划的第一次广告攻势，希望大幅提高他们的洗发水销量。请了当时的影视明星，在全国各地的电视上，甩着乌黑的头发，露出迷人的微笑，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对大家说，“一天要洗两次头哦”。然后在平面媒体发种广告和软文，请保健专家论证，为什么一天要洗两次头发。这次经历大大地破坏了广告在我心中的形象，从此广告对我的影响都变成了负面的。想起以前在杂志上看到，应该三个月换一次牙刷，后来变成应该一个月换一次牙刷，那种“羊羊羊”纯粹靠恶心人让人记住的广告，还有各种故作高深，但是纯粹是虚假宣传的。

对广告的怀疑，进而引起了我对大众传播中各种说法的怀疑，再进而引起我对许多“主流观点”的怀疑。后面我也的确发现，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科学家，其实不过就是推销员。现在我对所有所谓主流理论的缺省看法，都是，“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我对核能宣传中各种说法的质疑，一点压力都没有。

拜佛与上医院之争

五台山活动的拜佛与上医院之争，在我以后处理类似争论中，产生了一定的惯性，不过也说不清，不知道是我本性如此呢，还是这次事件的影响。这次争论中，应该说我并没有什么责任，我做到了一个局外热心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的放弃对吗？仅对争论而言，放弃、认输、或者丢面子都无所谓，但是对于那个襁褓中的孩子呢？我的放弃是不是对他不负责任？虽然我不是小孩的监护人。这件事情我一直不能释怀。但愿小孩安好，到今天他应该快30岁了。

中学的争论似乎都有标准答案。大学的争论，大家也比较容易形成共识。一旦跨学科跨行业，争论就很难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特别是一方是跨学科的，一方是专业的。

后来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出现类似争论的时候，我再也不期望别人会接受我的观点了。我怎么想的，表达清楚。听不听，信不信，是对方的事情，与我无关。你不必接受我的观点，我也不必接受你的观点。

但跟我对那位小孩的愧疚一样，我应该放弃吗？其实很难决定。比如核能技术的安全之争。我知道核能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已经表达了出来，尽量详细的解释清楚了，重大核能事故是社会无法承受的，一些所谓的第四代堆型，安全性更没有保证，事故概率比别的堆型大得多，但核能专家们拍胸脯打包票，对我提出的问题不作回应（高温气冷堆研究团队的老师跟我沟通过）。我究竟应该争取到什么程度？本来我并没有直接的责任，就像对那个小孩一样，但是如果那个小孩因父母的信仰耽误就医，造成后果，我是不是因为没有努力争取而应该受到谴责呢？核能如果出现问题，关系巨大，我虽然可以算是局外人，但如果我知道，而别人不知道，或者装着不知道，或者有意忽视，我需要做出多大的努力争取？百年之后，如果没有发生大的事故，人们或许会嘲笑我的多管闲事，不懂装懂。但如果发生了呢？后人会不会谴责我？说我没有充分的努力争取？

但是，我又需要怎么努力争取？呵斥小孩父母？报警？会有什么效果？到处写文章，发传单，鼓动大家抵制不安全的核能？这样好吗？我现在给自己的借口是，这个国家不是我一个人的，核能也不止我一个人懂，如果他们以前没有关注，我提醒一下，已经尽到了义务，毕竟我也可能是错的。大家都应该做好自己的工作，只要他们尽职，应该调查我提出的问题，尽量修补。如果他们一定要一意孤行，那么国家应该存在一个修正机制，我不需要再做什么。我如果一哭二闹三上吊，只能给人家妖魔化我的理由，对我的主张更不利。

其实，即使自己觉得很有信心，我仍然有可能是错的。我最早关注核能的时候，是因为了解了聚变的许多技术细节后，对聚变前景感觉不乐观，而且当时可再生能源的确问题很多。后来了解了更多的核能技术细节后，对核能的看法才改变的。

量子信息我只是想把问题搞清楚，只讨论问题。至于我的观点对谁不利，跟我无关，我也不需要在意。我有更多的理由相信我们的观点是对的，也相信科学会修正以前的错误。但是如果最后证明我们是错的，说明科学得到了更严格的检验，社会也没有失去什么。

我仍然应该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做事情，至于能不能得到赞同，还是被人嫌弃，都不需要在意。做对的事情，不强求别人接受，誉不必喜，毁不必悲。

登山的艰苦

登山的确特别累，特别是登雪山，要负重，要全副武装，严重缺氧，体力不到平时的一半，一般还饿着，经常需要很早起来，一走就是一整天，神志恍惚，同时伴随各种外在困难。登山过程对身体和意志都是严峻的考验，而意志往往要超过身体的极限。攀登的每一秒，迈出的每一步，都能感到它给你带来的痛苦，狂跳的心脏，空虚的肺脏，冻红的鼻子，僵硬的肌肉，但是你没有办法，只能一步一步走下去，你不能停，停下来甚至可能失去生命。

我的身体，本来适合爆发性运动。我的个子不高，但在大学的时候，全班立定跳第二名，还在校运会中跑短跑接力。但我耐力不行，一到长跑就发怵，总是最后几名。经过长期的登山锻炼，我的耐力上来了。爬香山鬼见愁，走索道下面的台阶路线，最早要近50分钟，现在不到30分钟就能上去。

这种意志的锻炼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体能，最重要的还有是信心。以前看到一座很高的山，一条很长的路，会怀疑自己能不能走到，能不能爬上去。走过几次之后，就有了信心，知道不管当前有多困难，只要不停往下走，总能到的，哪怕比别人多背一点。

也许是潜移默化，这种坚忍，可以让人在人生低潮时，有更多的坚持，更多的希望。

从登山中还可以知道，最短的路线就是最陡那一条。人生没有捷径，想走快一点，只能多付出一点。

登山途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假顶峰。极度虚弱当中，你以为前面就是顶峰，上去以后才发现不是，前面还有更高的峰，上去后还不是，还要走更远，反反复复，一次一次挑战你体力和心理的极限。你唯一做的，就是不能崩溃，不能绝望，必须继续往上走，直到看不到更高的地方。即使下一个顶峰还是假的，也不能气馁。还要像刚开始那样，带着激情，耐心和希望。

我们做事情也一样，你认为一件事情应该很快能完成，但是实际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预计的要多得多，每次以为做完了，又会出现新的情况，还要继续努力，反反复复，同样，你也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做下去。一旦放弃，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为什么要登山

和大多数人不同，登顶之后我并不会欣喜若狂。我只是会觉得轻松一些，因为我知道，待会还要往下走，路还没有走完。

登顶固然值得兴奋，但其实登顶的快乐并不值得攀登时的艰辛付出。那么为什么要登山？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固然，我热爱自然，愿意接受挑战，也不讨厌到达顶峰后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但对我来说，我并不追求登山，也不追求它给我带来的快乐，只是我已经在登山了，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完，我要尽到我的责任。至于为什么要登山，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吧，因为这些人，你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件事情，登雪山也的确有更多的体验和经历，还可以挑战自我。所以第一次登雪山，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向往的。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其实我们不想冒险，我们希望每一步都安全。但是，到了那一步已经没有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有危险。有的我们知道，更多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尽力把事情做完，把任务完成，作对每一个选择，包括放弃。但是我们不能一来就放弃，只有在放弃是最佳选择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放弃。

朋友们

山鹰社的朋友们都是过命的交情。虽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三十年来，人员变动频繁，朋友们长期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毕业不久，大家经常相聚，一起爬山，吃饭，打牌，斗嘴。后来网络方便了，社交媒体还没起来的时候，在计算机专业朋友的奉献下，山鹰社很早有了自己的一个网络论坛，几乎每天必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组织活动，总结活动，打情骂俏，斗嘴皮子，……。后来有了社交媒体，沟通更方便。几十年过去，大浪淘沙，大家的很多观点也有差别，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但是组织活动，或者有事求助，总是有呼必应。三十年过去了，再过三十年，会怎么样？嗯，至少还有一些赌局要结算。

云：

同羽聚，同道亲；

飞同云，栖同林；

饮同皿，鸣同音；

不求秀，但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