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 迹 寻 踪

王中宇

引子... 1

大禹故里：失控的人口... 1

皇都：福兮祸兮？... 7

发展：谁的旗帜？... 17

结语：禹问... 21

引子

在我们民族从史前传说到信史的过渡中，禹是一个关键人物。时至今日。中华大地几乎到处都有关于大禹的遗迹与传说。《庄子·秋水》记载：“禹之时，十年九涝”。在那个年代，治水的首要任务是防洪。《淮南子·本经训》这样记载洪水泛滥的场面：“江淮遍流，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树木”简直就是98洪水的摄像镜头。

那个时代，能否对付洪水，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形态和统治者的地位。鲧、禹治水是中国最著名的洪水神话，很多学者认为，其后必定隐含着真实的史实，很可能就是由于这场洪水，导致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的建立。

那时人们的视野中“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还无法想象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也没有能力用氮氨、挥发酚、砷、汞之类匪夷所思的东西去大规模污染水体。

相传大禹死于浙江会稽，其后人在禹陵村守陵至今，四千年不曾间断。然而，大禹留给我的遗产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水系和治水的理念，这遗产如今怎样了？让我们寻着“禹迹”探访一下。

大禹故里：失控的人口

除了专家，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大禹是西蜀羌人。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西汉时代的四川学者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

而今四川的汶川、北川、江堰、什邡，乃至重庆都在争“大禹故里”之名，恰如南阳襄阳对诸葛故里之争。但对禹是西川羌人，则几无异议。

汶川、北川、江堰、什邡都紧邻四川盆地的西壁，岷江由横断山脉冲出，形成了冲积平原--成都平原。盆地西部夏秋雨量集中，据长年统计，5～10月的降雨量约占全年的85～90%，故素有“西蜀天漏”之称。在那“洪水横流，汜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的蛮荒年代，人类要在这里生存，治水是第一要务。

《蜀王本纪》载：杜宇(望帝)时曾遭到“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华阳国志·蜀志》说：“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望)帝遂委以政事，……帝升西山隐焉”

“总理”开明打通玉垒山，消除了水害，“国家主席”杜宇就得交权，自己归隐西山去了。无怪乎面临政权更迭的风险，杜甫写下了“玉垒浮云变古今”之句。

有趣的是这玉垒山就在都江堰。李冰父子领导兴建的都江堰工程，其实是一个两级滤波系统：鱼嘴分水堤“分四六，平旱涝”，平时供应成都平原的内江进水六成，而分洪的外江进水四成；若遇洪水，比例自动倒置。宝瓶口、人字堤、飞沙堰组合工程进一步滤平从内江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

目光深邃的李冰似乎一直看到了遥远的未来，留下“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真言，使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工程一直为我们服务到今天。而成都平原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号称“天府之国”。

而史籍告诉我们，这岷江分流的思路源自大禹。

王象之《舆地广记》卷30称：“《禹贡》岷山在西北，俗谓之铁豹岭。禹之导江，发迹于此”。大禹治江，就从这里开始。

《蜀王本记》记载大禹治水的经验是：“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由此，我们看到，都江堰积淀了我们先辈两千年的对“水性”的探索，才构筑了这确保成都平原水资源供给的工程系统。

然而，这个两级滤波系统正常工作的前提是：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明显小于水资源总量，即使在干旱之时，60%的水资源也足以保障成都平原的用水。而多余的水则通过外江排走。由此，内江流域的稳定供给以外江流域的旱涝波动为代价。换而言之，人类主要生活在由内江保障的区域内，而外江流域则人烟稀少，主要起着生态功能区的作用。

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中国人口始终受到资源的制约，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人口始终在1亿以下。18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加速增长，1834年内突破了4亿。此后就是“洪杨之乱”、清廷覆灭、外敌入侵、国内战争……，人口徘徊在5亿以下。1949年后，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长，直逼13亿大关。人口与资源的平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见图一）。而今四川盆地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见图二）

图一：中国历代人口

图二：卓莉等《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人口密度模拟》

地理学报60卷2期2005年3月

随着人口的增加，都江堰正常运转的前提渐渐消失了。2006年5月31日，四川省水利厅向社会公布的《四川省2005年水资源公报》称：

“去年是水资源总量偏丰的年份，但四川省仍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处于水资源紧缺状态，其中包括成都、德阳在内的多个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750立方米用水紧张线。”（天府早报2006年6月1日）

2006年4月18日中华工商时报成都报道：近日，由成都市著名水利专家、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专家调查组，对成都市河流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震惊：成都市三环路以内的52条河流濒临死亡。由于没有来水，河流基流为零，成都市河流水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水生生物几近绝迹，河流功能丧失殆尽。据说，成都西边的金马河，十年前还是鱼虾成群、河边水草茂盛的景象，河中还能钓起1公斤重的大鱼，但如今已是连连断流、河床裸露。注意，水量骤降是仅仅十年间的事。

2006年，川、渝大旱，四川16个市123个县（市、区）夏旱严重，3249.5万人受灾，370.32万人饮水困难，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3.7亿元。（《四川16市123个县遭遇夏旱 直接经济损失43亿》华西都市报 2006-8-3）。重庆40个区县受旱，750余万人饮水困难。（《重庆遭遇特大干旱 750万人饮水困难》新华社 2006-8-16）。进入2007年，川、渝又发生春旱，四川112万人、重庆162.7万人饮水困难。

 “缺水”将李冰要求的“深淘滩”抛到了脑后。图三是从都江堰到温江的一段主河道，蜀谚云“金温江、银郫县”，可知温江是都江堰工程重点保障的地区之一。而今这河道就像一条淤塞的血管。

图三：从都江堰到温江的一段主河道

取自GoogleEarth

现代工程技术与对利润的追逐则使今人不再理会“低作堰”的古训。一座座高坝在大禹故里拔地而起。有报道称：仅岷江支流大渡河流域就规划开发电站356座，装机容量1779万千瓦，其中干流为24级开发。原因也很简单:中国需要能源，而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藏东川西高山峡谷地区（见图四）。

图四：全国水力资源分布图

引自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网站

http://www.checc.cn/zgsd/zgsd_zy.jsp

以发电为目的囤水，不同于以供水为目的的二级滤波系统，下游水量减少，乃至河渠干涸就不难理解了。

大渡河干流的24级开发，势将使大渡河变为一条高坝水库项链，这种变化到底是福是祸？别忘了，这里地质活动强烈，地震、泥石流、滑坡、塌方、雪崩、飞石和洪水频繁。

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茂汶以北的叠溪镇发生强烈地震，引起岷江两岸山崩，堵塞河道、形成银瓶崖、大桥、叠溪三条大坝，在岷江上造成三个串连的地震湖，积水又使三个湖连成一片。10月9日，连绵降雨使地震湖坝崩坍，积水倾湖而出，夹带泥沙巨石，沿江而下，江中浪头高达20丈许，吼声震天，10里之外皆闻。沿江村镇、田园一扫而光，数万亩农田庄稼被毁。人畜逃避不及者，尽被卷人水中，死亡2500多人，造成了我国地震史上罕见的次生水灾。

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而江河上是一连串高坝水库，那后果是什么？

大建高坝是为了囤水，人们认为高坝的上游是丰沛的水塔。然而，常年关注三江源的布衣学者杨勇，在三江源发现了冰川退缩、沼泽干涸、土壤沙化、植被衰退的大量证据。

“窗含西岭千秋雪”，从西岭上走下来的羌人大禹，面对今日的故里，面对自己的后人，会作何感想？

皇都：福兮祸兮？

史称，大禹的儿子启结束了禅让制，建立了夏王朝。有学者主张河南省新密市的新砦遗址极有可能是夏王朝的开国之都，而偃师二里头遗址则为夏代中后期的都城。

商汤击败夏桀，商王朝建都亳(今山东曹县南)。著名“盘庚迁都”则将国都迁徒到殷(有说是今河南安阳，也有说是偃师)。到帝乙时迁都朝歌（读zhāogē），即今河南淇县，当时这里是竹林丰茂的水乡。紂王就在这里丢了天下。

西周起于岐山，在镐京（今西安）建都，称为“宗周”，又在洛阳建都，称为“成周”。此后，全国性政权的皇都始终在黄河流域游弋：咸阳、长安、洛阳、许昌、开封……，直到北宋政权灭亡。

在大禹的时候，黄河流域森林茂盛、水草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据记载，周代时，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达到53%,“林木参天、千宵蔽日、屏障西北、俨然长城”。

然而自秦汉到北宋，为营建宫室、修筑长城、移民屯戍、先后砍伐了关中西部的陇山、六盘山；关中南部的秦岭山脉；关中东部的太原、河东、狄道诸郡；山东邹鲁；黄河中游吕梁山、太行山和阴山。到了北宋，长安附近的岐山和洛阳附近黄河南北的山岭，都已变成光秃秃的童山。北宋定都东京开封府，附近缺乏木材，一直砍到西部秦陇地区。到北宋中期，陕北的富县、延安、绥德一带已是林木奇缺。

于是人们看到皇都所到之处，繁华竞逐，随之而来的则是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河湖干涸。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越来越干渴的土地上。

图五是黄河与渭河的交汇处。由北向南的黄河，宽阔的河床上只剩涓涓细流。关中平原，史称“八水绕长安”。其说源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荡荡乎八川分流”。而今这“荡荡八川”汇聚起来，注入黄河的，竟是如此纤细的渭河。

图五：渭河入黄处

取自GoogleEarth

然而干渴的土地依然不能免于洪水的侵袭。2003年9月，渭河流域发生来一场不大的洪水（见表一）

表一：渭河“03·9”洪水洪峰流量分析表

（取自焦居仁《对渭河“03•9”洪水与泥沙的几点浅识》）

这场洪水却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干支流堤防先后共发生管涌、裂缝、坍塌等险情825处，其中较大险情371处，一般险情49处，渭河下游堤防共发生决口8处。

渭河12条南山支流全部严重倒灌，罗纹河、方山河、石堤河等支堤相继决口，华县、华阴“二华夹槽”地区被淹面积约200km²，平均水深约2m，最深处达4m以上，淹没区前后滞留洪水达52亿m³：

    渭河下游渭南市的华县、华阴、临渭、潼关和大荔等6个县(市、区)的55个乡(镇)、714个村受灾，受灾面积9.19万hm²，其中绝收面积8.13万hm³；受灾人口56.25万人；39万人(次)被迫紧急撤离。直接经济损失28亿元。

在反思这场灾害时，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原司长焦居仁指出：

“泥沙淤积江河湖库是洪涝灾害的祸根，水土流失是我国头号环境问题”

而三门峡水库淤积严重，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泥沙大量淤积在库尾，渭河、北洛河等支流河口形成拦门沙，抬高水位，威胁河流两岸的安全，并且影响到西安市北郊草滩，引起了社会强烈反映；目前影响已发展到咸阳市陇诲铁路桥位置。”（焦居仁《对渭河“03•9”洪水与泥沙的几点浅识》）

当皇都将黄土高原耗竭之后，它游弋到了海河流域。1276年元大都建成。1427年明成祖朱棣再次定都北京，此后全国性政权的首都在海河流域定居586年，其间只有22年到南京、重庆暂居。

朱棣定都北京，既带来了一个灿烂辉煌的都城，也开始了海河流域的大破坏。

首先是建筑需求。辉煌的政府形象工程、达官富商的豪宅，形成了巨大的木材需求。其次是能源需求，明代初期，内监数目还不多，成化年间已增至一万余人，及至明亡时，“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政府机构的膨胀，导致对柴炭的需求巨增。另外铸币、冶铁、烧砖瓦都需消耗大量柴炭。

有需求就用供给，拥有大宗资本的木商应运而生。入山伐木者“千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为雨，喊声震山”，“川木既尽，又入谷中”，致使五台山林木“砍伐殆尽，所存百之一耳”。

翟旺在《太行山系森林与生态简史》中指出：

隋唐时期，太行山森林覆盖率在50%；元明之际已由30%降至15%以下；清代由15%降至5%左右，民国再降至5%以下。

正是上千年的“开发”，造成今天太行山植被稀疏、水土流失、土薄石厚的现状（见图六）。

图六：太行山的植被  摄影 陈英

海河流域的降雨高度集中于汛期，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后，海河流域的“森林水库”消失，失去了涵蓄雨水和调节流量的作用。于是每年干旱与洪水交错，河流由清变浊，导致泊淀淤塞。遥感影像数据显示出水面面积收缩的速度（见图七）。数据显示，与1961年相比，1984年的海河流域的水环境已发生质的变化。

图七：海河流域淀泊水体与耕地的消长

（根据谭徐明《海河流域水环境的历史演变

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提供的数据绘制）

大禹治水时曾将黄河引入今天海河流域的大陆泽。那时的大陆泽是华北平原上最大的湿地和内陆湖泊。明清时随着滹沱河高含沙水流入湖，湖区迅速淤高，至清末最后消失。

而今在原大陆泽的位置上是宁晋泊滞洪区----平时干涸，来洪水时就让它滞留在这洼地里。艾辛庄枢纽就是这滞洪区的出口（见图八）

图八：宁晋泊与艾辛庄枢纽

    而今，艾辛庄枢纽拦截的是一腔臭水（见图九），空气里弥漫着无法忍受的恶臭，污水面上结着一层厚厚的痂壳。艾辛庄枢纽拦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农民用这痂壳做燃料，火力甚强，但奇臭难闻。

图九：艾辛庄枢纽拦截的污水和水面上的痂壳

这里的地表水根本不能用，连浅层地下水也不能用，在艾辛庄枢纽拦管理所的围墙上，有人刷上了打深井的广告（见图十），艾辛庄枢纽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他们自己打的饮用水井深达570米。

图十：“打甜水井 150米至450米”这个深度的水才可以饮用

这则广告刷在艾辛庄枢纽管理所的围墙上

而今的海河流域，已经是实在在的“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图十一是京广线跨越滹沱河的大桥，两座铁路桥、一座高速公路桥并排跨过奔腾的滹沱河。但在桥下奔腾的，不再是河水，而是河沙凝固下的记忆，以及采砂者在这记忆上辗出的道路。

图十一：京广线跨越滹沱河—--凝固的记忆

取自GoogleEarth

海河流域的危机在于水资源的严重透支。

水文学上的“水资源”指的是“流量”，即单位时间内（通常是年）流过本区域的水量。在地表流过的水资源称为地表水资源总量，即河川径流量；在地下流过的则称为地下水资源量，它是地下水中参与现代水循环且可以更新的动态水量。而在输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发、土壤吸收、产品带走、居民和牲畜饮水等形式消耗掉，而不能回归到地表水体或地下水含水层的水量称为耗水量。

都江堰的“分四六”告诉我们，古人早就意识的人类的使用量应远小于水资源量。而在如今的海河流域，使用量已经远远超过水资源量，连耗水量都与水资源量相当（见图十二）

图十二：供水量、耗水量与水资源总量的比值

数据显示，整个海河流域供水量常年超过了水资源总量。1997—2005年，供水量平均为水资源总量的152.6%，最高年份（2002年）高达252.8%，最低年分（1998年）也为117.7%。这就是说，人类社会所需的水资源量已经超过自然界当期提供的水资源量，只有动用自然界存储的水量，才能维持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转。

数据还显示：这期间年均耗水量为水资源总量的103%。即，社会经济系统将当年的全部水资源都消耗了，它们要么被蒸发了、要么被人畜喝掉了、要么变成了工农业产品被卖掉了，一滴也没返还给这焦渴的土地。

专家将这种态势称为“资源性缺水”。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海河流域是怎样沦入这种状态的？笔者没找到相关的历史数据，无法探究。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用水量居然超过水资源总量的50%，恐非短期演化的结果。

用水量超过水资源总量的部分，只能靠大自然存储的水量来满足。为了获取地下水，到1997年底，河北省已打机井824,704眼(《河北省水利简介》水利部网站http://www.mwr.gov.cn/dfsl/dfsl03.htm)。我们在河北采访时，老乡告诉我们的机井深度，大都在300米以上，

大自然存储的水量也被称为地下水，但它不同于地下水中参与现代水循环且可以更新的动态水量。它是大自然以数百万年的时间尺度形成的。例如，北京平原地下是一个充满了孔隙水的巨大“地下水库”。它是在大约300万年间自然形成的。如果将前述“水资源总量”比作可持续供给的太阳能，大自然存储的水量就相当于石油、煤炭，它们的形成需要地质代年的时间尺度，对于人类社会，这也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海河流域面临着比当年黄河流域各皇都更险恶的态势。如今，这里的各大城市还在为“首位度”而竞争。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却话中有话地说：

“当水枯竭的时候，城市也会终结。像“丝绸之路”上的楼兰古城、印度西北部的斯育古城等等，都是由于水枯竭而突然消失的。”（《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水污染将成为城市终结者?》《上海证券报》2006年12月28日）

发展：谁的旗帜？

大禹治水，“收官”于长三角。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禹治水于吴，通渠三江五湖。”这里的“五湖”就是今天的太湖。当年禹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主要水道，东江、娄江、吴淞江，沟通了太湖与大海的渠道，将洪水疏导入海。此后才有了范蠡携西施，驾扁舟，出三江，泛五湖的逸事。

    长江是中国水量最大的江河，从卫星照片看，长三角湖泊密布，水网纵横，不可能是缺水的地方。(见图十三)

图十三：长三角湖泊密布，水网纵横

然而，无锡自来水污染事件将长三角“水质性缺水”的问题摆到了国人眼前。80年代之前，太湖尚无蓝藻污染。第一次蓝藻大面积侵袭发现于1990年。到2000年，太湖富营养化水域已高达83%，此后蓝藻年年来，面积越来越大。而今中科院环境学院范成新教授在《1/7》播出节目中告诉听众：

整个太湖的水的污染程度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从水质来讲的话，它已经到了现在主要就是四到五类水。到四类五类按照道理的话是不能作为饮用水了。但是太湖，在某些季节、某些时段上面，基本上是全湖都是四类水左右，像有些地方现在都是五类水，甚至劣五类。（《硬新闻:直面太湖蓝藻危机》）

从卫星地图看，太湖就像长三角的心脏。有媒体报道，太湖流域面积占长三角总面积的36.9%，环湖人口占总人口的48.8%。环太湖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包含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8个大中城市、30个县（市）的太湖流域城市发展圈。可以说，太湖流域城市发展圈是长三角的主力。

然而，太湖流域的每一个城市都发现自己面临“水质性缺水”----不是没水，而是水没法用。

作为长江下游，整个流域的水都汇集到这里，并由此入海。这里的水没法用，逻辑上有两个可能，其一，本地的社会经济系统污染了水体；其二，整个长江流域的污染使本地逃无可逃。

从整个流域看，长江干流总共有21座城市，包括重庆、岳阳、武汉、南京、镇江、上海六个大城市。沿江的大城市、大工业基地，都将长江当作下水道。2006年3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中国发展研究院共同组织了“保护长江万里行”考察队，其考察结论是“长江的生态寿命只余下十年”！考察队发现：

长江流域最主要的污染来源是工矿企业产生的废水与城镇的生活污水。重庆一带是小型炼焦、炼矿企业，到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放眼两岸，众多大型钢铁、造船、拆船等重污染企业沿江密布。在沿江的一个城市，几十公里长的江岸，钢铁厂、化工厂、造纸厂、造船厂、拆船厂这样的重污染企业一字排开。更要命的是，这些企业的污水处理装置几乎都是“聋子的耳朵”，约90%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长江了。在一些地方，企业交点钱给环保局就获许直排污水。有些地方官员对此满不在乎：“用长江水道运输成本低、排污方便。长江的水大，污水一冲就进东海了。”

仅三峡库区的生活垃圾堆存总量就达到了380万吨，工业固体废物堆存更超过3000万吨。汛期来临的时候，洪水将上游丢弃的垃圾冲到中游下游，在三峡江面，生活与工业垃圾、油类液体、死牛、死羊……白茫茫覆盖一片，成了白色污染带。污水排入长江尚能与江水融合，而这些固体垃圾漂浮在水面，遇到大坝就阻塞起来，最高竟然能达4米。

然而，这样的江水却是治理太湖的良药。为了应付久治不愈，且愈演愈烈的太湖蓝藻污染，2002年1月30日启动了“引江济太”，将近两年间，共引长江水42.2亿m³，入太湖清水20.0亿m³，通过太浦闸向下游增加供水32.2亿m³。当时的专家考察报告称“成效十分显著，超过了预期目标。”然而，蓝藻并没有销声匿迹。而今年蓝藻再度大爆发，最主要的应对手段依然是“引江济太”。

“引江济太”其实就是“以清释污”。它说明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的水质远差于长江水质，本地污染无疑对“水质性缺水”贡献巨大。

其实，早在1995年，太湖就被列入国家“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重点。1996年4月，成立由国务院各部委和苏浙沪两省一市领导组成的太湖水污染防治领导小组，组建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1997年，国务院批准《太湖水污染防治“九五”计划及2010年规划》。　　

到1998年，国务院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聚焦太湖零点行动”。要求太湖流域所有工业污染源必须在1998年年底前实现达标排放的规定。1999年1月1日零时，政府大张旗鼓地宣布：流域内上千家重点排污单位已基本实现达标排放。同时宣称：太湖治污第一阶段的成功将为太湖2000年返清奠定基础，也为今后重点区域和流域的污染治理树立榜样。然而次年7月，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零点行动”付诸东流。

2001年，《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规划》开始实施。2002年8月，国家863项目“太湖水污染控制与水体修复技术及示范工程”启动；“引江济太”工程开始实施。而这期间蓝藻年年爆发，直至酿成今年的无锡自来水危机。

为什么国务院牵头，事关数千万国民安危的重大行动徒劳无功？为什么今年炫耀的“成就”到明年就沦为笑料？

写了《中国水危机》的马军注意到：

太湖流域内，环保部门近年来公布了超过三百家污染企业，其中有大量化工、印染、电镀、制药等高风险企业。

在这些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中，既有规模不大但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也有像均瑶乳品集团公司、常柴股份有限公司、正丹集团这样的国内知名企业，甚至还包括无锡夏普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苏州市迅达电梯有限公司这样的跨国企业，

马军质问这些企业：

你们是否已经真正整改？是否能保证不再对本地环境构成威胁？

质问当地政府：

你们究竟只是对这些污染企业罚款了事？还是已经真正督促它们真正改正了自己的行为？

以重化工立足的长三角，仅江苏、浙江、上海三地，2005年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23.1%，远高出珠三角的12.27%和京津冀的9.67%。而重化工正是污染魁首。

“发展是硬道理”，对企业和地方政府而言，利润与税收 VS环境与民生，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我们的工业竞争力建立在两个基点上：一是廉价劳动力成本，二是廉价排污成本。严格的环保标准无疑打掉了工业竞争力的基点之一。于是“先发展，后治理”就成了资本家和官员们心照不宣但不便言说的选择。对他们而言，“先发展”是现实的，至于“后治理”的主语是谁？反正他们无需关心。

问题在于，这是谁的“发展”？什么“发展”？利润是资本所得，属于资本家的私利，与广大国民无关。即使是国有企业（天知道长三角还剩多少国有企业？）也已经十多年不向财政上缴利润了，也没人追问这利润的去向。

至于税收，看看过去二十余年来，事关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演变，看看各地日渐豪华的政府大楼，就知道它与多数国民是什么的关系了。

而多数国民为这“发展”承受的，却是日渐恶劣的生态环境。

无锡水危机让全国人民都关注太湖水质，其实，在中央重点治理的“三湖”中，太湖是最好的。2005年06月13日国家环保总局网站发布的《环保总局通报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进展情况》，预计了到2005年年底，“十五”完成项目分别占计划项目的比重，称：“太湖、巢湖、滇池完成项目比例为87%、59%和52%。”

可见巢湖、滇池的治理远落后于太湖，如果巢湖、滇池出现什么异事，万勿惊诧。不但湖泊如此，让我们忧心忡忡的长江，与其他江河相比，还是个优等生呢。根据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各水系水质情况见图十四：

图十四：我国各水系水质情况

我们看到，海河、淮河、黄河、辽河是天然水系中污染最严重的，北方不但严重缺水，还严重污染。人们寄希望于南水北调，而南水北调工程（东线）污染位居第一，我们耗费巨资引到北方的居然是一腔污水。

为了“发展”我们搞脏了几乎全国的水，这恐怕是大禹做梦也想不到的。

结语：禹问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岛岛”，当年太史公曾追寻这茫茫禹迹，走遍中华大地，深感水与人的利害关系之深，为此写下了《河渠书》。班固则在《沟洫志》中感叹道：“微禹之功，吾其鱼乎!”水对我们民族而言，无论怎样重视都不过分。

大禹治水，遵循“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徳用不扰”，将人类视为生态圈中的一员，追求一种和谐协共生的关系。而今，人类和造化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造化眼里，人类不再是一个可控的物种；在人类心中，“上帝死了”

然而，这时造化亮出了更深一层的稳定机制：资源危机，首当其冲的就是水。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发出“水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警告。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指出，制约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水资源。但那只是学者视野中的问题，短短二十多年，这一危机就走出了学者的书斋，活生生地摆在每一个国民眼前，而且比学者们当初的警告更严峻。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类似于1844---1947的百年动乱不是没有可能重演。

洪荒时代的全局性危机造就了禹，而今我们该期待什么？

（注：谋画报编辑一再要求笔者为其写一篇有关水的作文，且时限极短，无奈，用已有的资料凑了此文。结果，此文被总编枪毙，原因是“激烈”，有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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