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康桥的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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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在英国仿佛“赶场子”开会，刚在诺丁汉大学做了两场报告后，下午又赶了3个小时到剑桥，下车就直接进入剑桥医学院的报告厅。2009年是剑桥大学建校800周年，我参加的这个论坛也适逢其会，被列为今年校庆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会议组织者预先通知是“小型讨论会”，不想来了几百人，我的“热点发言”也变成了大会报告。走上讲台时我对观众席“扫描”了一遍，与会者年龄偏大，男女都穿正装，神情严肃，或许这就是英国的校园风格吧 -“刻板”有余而活泼不足。随着报告的不断深入，会场才开始升温，讨论热烈起来，看来还是科学能把不同的校园文化拉到一起来。
不知道是文化上的区别还是生物钟的差异，印象中这次英国之行的演讲（包括我自己的）大多不够“舒展”。最明显的可能要数诺丁汉的市长做的晚餐致辞，那是在诺丁汉的议会大厅，女市长照着发言稿逐句朗读，3分钟的演讲大概出现了5-6次口误。诺丁汉大学的Chancellor杨福家教授的演讲很精彩，不过也略显拘谨了些。直到下一站到了北美洲的会场，才感到气氛变回来了。从伦敦直接飞到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的Edmonton市开代谢组学领域的年会，大会主席David Wishart 的装束是旅游帽加T恤衫，会场上一片短袖夏装，欢声笑语。上午做完报告我立即回宾馆房间换下了西服和领带，感觉前后两天反差太大了，像是刚从教堂做完礼拜出来就一脚迈进了菜市场。
还是回过来讲剑桥的事，论坛之后的晚餐在King's College（国王学院）的教堂里进行，他们说这座建筑算是整个学院最年轻的–“只有200年的历史”。很显然被安排在这样的堪称艺术杰作的殿堂里用餐是一种极高的礼遇。昏暗的大厅、长长的餐桌、烛光、生硬的英式语调好像让我们进入了《哈利波特》魔法学校的场景，据说该电影中的学校就餐就是取材于牛津和剑桥的这种“学院晚宴”。我们餐桌两边的墙壁上挂着几十个本院著名院士们的画像–像画展一样排得很长。席间我向身旁一位药理学教授（Allan Cuthbert）请教了剑桥和牛津大学特有的“学院制”，这位70多岁的老教授跟我如数家珍般地讲解了他们的体系。
800年前一批牛津大学的学者来到剑桥这个地方另立门户，按牛津的模式创办学校，几十年后（1284年）成立了第一个学院，叫Peter House，后来就诞生了第二家、第三家学院，迄今已有了包括国王学院、女王学院、三一学院等著名学府在内地31个学院，剑桥大学就是建立在这31个学院基础上的“联邦”体系。大学（University）负责教学和科研，其机构不含31个学院，包括专业系、研究中心、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等。每个“College” 自主招收各种专业的学生 - 可以说五脏俱全，它既是一个独立的社区（负责学生的校园生活），又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和行政实体。这个制度最大的特点是为学生们提供了最好的交流场所。学生的专业可以完全不同，但由于“户籍”属于同一个学院，除了各自上课以外，他们平时在一起吃饭、起居、讨论甚至一起参加课外活动，这样日复一日，就产生了跨学科的讨论和互补。剑桥大学的大部分老师都身兼两职，一方面在University的某个系当faculty（这是主要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在某个学院当院士享受学院的福利，同时承担辅导和帮助学生的义务。剑桥每个学院由一个院长、几十个院士和十多个行政人员管理和运作。院长的地位崇高，我身边这个Allan Cuthbert教授曾经是Fitzwilliam College的院长(Master)，他说目前英国共有5所大学仍然保持着这个古老的“学院制”体系。在Allan讲解过程中，我大致能揣摩出这种体制的一些缺点 - 大学和学院将无可避免地发生重复投入，教育成本较高，教师时间一分为三–教学、科研、辅导，工作负担较重。但这个国际高校中的“非主流”体制能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必然具有其合理性。
仰望教堂顶上在烛光中若隐若现的各种雕塑，我的思绪渐渐飞出去了。牛津人在建校200年后办了剑桥，剑桥人在400多年以后又在美国办了哈佛，说不清一个大学的历史和今天的地位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或者有多大的联系，但我想每一所顶尖的大学必然是有一定的“历史”的，这段“历史”一定要足够长到能产生出让它们“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大学文化来。近一百年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国家的高等学府到底在孕育着一种什么样的大学文化呢？随着社会对高校投入的逐年增加，我们今天的高校对社会文明的贡献度已经变成一个十分脆弱的话题了。我们的高校在带动社会发展还是跟在社会后面亦步亦趋？细细品味我们的校园工作环境，在我们挂着“君子和而不同”古训的大楼里其实充斥着“非此即彼”的互损互耗，那些热爱科学的教授们却不得不在社会关系网上穿梭不息，有的还要在官道上趋之若鹜。中华文明几千年，今天的社会似乎已找不到自己的文化支点了 –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高校文化已严重滞后了！我想起了两天前见到的杨福家教授，听说他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对高校中“大师”的凋零和文化的式微十分忧虑。很多人说这位物理学家到世界名校去当校长（校监）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不知道他这个当大学校长的异国人生是多了一层光环呢，还是多了一份无可名状的孤独？
或许欧洲大学的某一棵千年大树下埋着解读这些文化问题的钥匙，毕竟这些校园弥漫着的是具有把古典传统和现代创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的欧洲文化。我们的上几代先辈们多数是以羡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的，但我心里又不很确定。今天物质充裕、个体自由、体制民主和社会安定的欧洲有没有可能正在远离峥嵘，走向平庸？走过了近千年历史的牛津和剑桥今天是否依然有着超前的思维和深邃的目光？剑桥的副校长Kate Pretty在论坛的致辞中也在自问，剑桥走出过牛顿、达尔文、卢瑟福、凯恩斯，but, what's next?
值得一提的是晚饭前我们几个参会代表得以在古老的校园转了一下。国王学院后门刻着徐志摩《再别康桥》的那块白色的大理石让我眼前一亮，多美的诗句啊！我的眼前浮现出几年前一个画面–上海西郊宾馆的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里，我的女儿正和她的同学在排练节目，两个小姑娘一左一右挥出小手，无限深情地吟诵“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不知不觉中她们已长成大女孩了，天各一方，各自在憧憬着未来的大学生活。也许这就是一种轮回，在生命中的一个时刻我们注定要走入某一个校园，在那里破茧而出。一如徐志摩说的那样，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徜徉在古老的校园，国王学院古朴庄严的建筑群在夕阳的映照下依然气势恢宏。草坪安静的躺在晚霞的怀抱里，迎面石阶上悠闲地坐着几个闲谈中的学生，还侧目送来一个颔首，恍惚之中，这目光好似从中世纪传过来的，只一闪，便觉得时光倒转、日月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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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文化上的区别还是生物钟的差异，印象中这次英国之行的演讲（包括我自己的）大多不够“舒展”。最明显的可能要数诺丁汉的市长做的晚餐致辞，那是在诺丁汉的议会大厅，女市长照着发言稿逐句朗读，3分钟的演讲大概出现了5-6次口误。诺丁汉大学的Chancellor杨福家教授的演讲很精彩，不过也略显拘谨了些。直到下一站到了北美洲的会场，才感到气氛变回来了。从伦敦直接飞到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的Edmonton市开代谢组学领域的年会，大会主席David Wishart 的装束是旅游帽加T恤衫，会场上一片短袖夏装，欢声笑语。上午做完报告我立即回宾馆房间换下了西服和领带，感觉前后两天反差太大了，像是刚从教堂做完礼拜出来就一脚迈进了菜市场。
还是回过来讲剑桥的事，论坛之后的晚餐在King's College（国王学院）的教堂里进行，他们说这座建筑算是整个学院最年轻的–“只有200年的历史”。很显然被安排在这样的堪称艺术杰作的殿堂里用餐是一种极高的礼遇。昏暗的大厅、长长的餐桌、烛光、生硬的英式语调好像让我们进入了《哈利波特》魔法学校的场景，据说该电影中的学校就餐就是取材于牛津和剑桥的这种“学院晚宴”。我们餐桌两边的墙壁上挂着几十个本院著名院士们的画像–像画展一样排得很长。席间我向身旁一位药理学教授（Allan Cuthbert）请教了剑桥和牛津大学特有的“学院制”，这位70多岁的老教授跟我如数家珍般地讲解了他们的体系。
800年前一批牛津大学的学者来到剑桥这个地方另立门户，按牛津的模式创办学校，几十年后（1284年）成立了第一个学院，叫Peter House，后来就诞生了第二家、第三家学院，迄今已有了包括国王学院、女王学院、三一学院等著名学府在内地31个学院，剑桥大学就是建立在这31个学院基础上的“联邦”体系。大学（University）负责教学和科研，其机构不含31个学院，包括专业系、研究中心、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等。每个“College” 自主招收各种专业的学生 - 可以说五脏俱全，它既是一个独立的社区（负责学生的校园生活），又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和行政实体。这个制度最大的特点是为学生们提供了最好的交流场所。学生的专业可以完全不同，但由于“户籍”属于同一个学院，除了各自上课以外，他们平时在一起吃饭、起居、讨论甚至一起参加课外活动，这样日复一日，就产生了跨学科的讨论和互补。剑桥大学的大部分老师都身兼两职，一方面在University的某个系当faculty（这是主要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在某个学院当院士享受学院的福利，同时承担辅导和帮助学生的义务。剑桥每个学院由一个院长、几十个院士和十多个行政人员管理和运作。院长的地位崇高，我身边这个Allan Cuthbert教授曾经是Fitzwilliam College的院长(Master)，他说目前英国共有5所大学仍然保持着这个古老的“学院制”体系。在Allan讲解过程中，我大致能揣摩出这种体制的一些缺点 - 大学和学院将无可避免地发生重复投入，教育成本较高，教师时间一分为三–教学、科研、辅导，工作负担较重。但这个国际高校中的“非主流”体制能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必然具有其合理性。
仰望教堂顶上在烛光中若隐若现的各种雕塑，我的思绪渐渐飞出去了。牛津人在建校200年后办了剑桥，剑桥人在400多年以后又在美国办了哈佛，说不清一个大学的历史和今天的地位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或者有多大的联系，但我想每一所顶尖的大学必然是有一定的“历史”的，这段“历史”一定要足够长到能产生出让它们“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大学文化来。近一百年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国家的高等学府到底在孕育着一种什么样的大学文化呢？随着社会对高校投入的逐年增加，我们今天的高校对社会文明的贡献度已经变成一个十分脆弱的话题了。我们的高校在带动社会发展还是跟在社会后面亦步亦趋？细细品味我们的校园工作环境，在我们挂着“君子和而不同”古训的大楼里其实充斥着“非此即彼”的互损互耗，那些热爱科学的教授们却不得不在社会关系网上穿梭不息，有的还要在官道上趋之若鹜。中华文明几千年，今天的社会似乎已找不到自己的文化支点了 –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高校文化已严重滞后了！我想起了两天前见到的杨福家教授，听说他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对高校中“大师”的凋零和文化的式微十分忧虑。很多人说这位物理学家到世界名校去当校长（校监）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不知道他这个当大学校长的异国人生是多了一层光环呢，还是多了一份无可名状的孤独？
或许欧洲大学的某一棵千年大树下埋着解读这些文化问题的钥匙，毕竟这些校园弥漫着的是具有把古典传统和现代创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的欧洲文化。我们的上几代先辈们多数是以羡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的，但我心里又不很确定。今天物质充裕、个体自由、体制民主和社会安定的欧洲有没有可能正在远离峥嵘，走向平庸？走过了近千年历史的牛津和剑桥今天是否依然有着超前的思维和深邃的目光？剑桥的副校长Kate Pretty在论坛的致辞中也在自问，剑桥走出过牛顿、达尔文、卢瑟福、凯恩斯，but, what's next?
值得一提的是晚饭前我们几个参会代表得以在古老的校园转了一下。国王学院后门刻着徐志摩《再别康桥》的那块白色的大理石让我眼前一亮，多美的诗句啊！我的眼前浮现出几年前一个画面–上海西郊宾馆的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里，我的女儿正和她的同学在排练节目，两个小姑娘一左一右挥出小手，无限深情地吟诵“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不知不觉中她们已长成大女孩了，天各一方，各自在憧憬着未来的大学生活。也许这就是一种轮回，在生命中的一个时刻我们注定要走入某一个校园，在那里破茧而出。一如徐志摩说的那样，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徜徉在古老的校园，国王学院古朴庄严的建筑群在夕阳的映照下依然气势恢宏。草坪安静的躺在晚霞的怀抱里，迎面石阶上悠闲地坐着几个闲谈中的学生，还侧目送来一个颔首，恍惚之中，这目光好似从中世纪传过来的，只一闪，便觉得时光倒转、日月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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