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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这两年时间,新冠肺炎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曾经我们一度以为大规模的传染病离我们很远,其实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另外一种烈性呼吸道传染疾病也深刻的改变着当时人的生活,改变着我们的历史。
这个疾病就是——天花,天花在我国历史的记载中古已有之,史料中记载的“瘴疫”即与此有关;晋代葛洪在公元303年著述的《肘后备急方》中称之为“虏疮”,因为这种病最早在作战被俘获的俘虏中发现。天花有多凶猛呢?明代医学家万全在《痘疹世医心法》中记载:“嘉靖甲午年(1534年)春,痘毒流行,病死者什之八、九”,天花病毒的病死率达到了恐怖的80%以上的水平。近代有确切记载的数据显示,上海地方志记录了1938年的天花流行,病死率高达32.7%。与之对比的是当前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全球不同地区的新冠肺炎致死率范围为0.53%至0.82%,平均数据约为0.68%。同时天花也是经过呼吸道传播的病毒,可以通过飞沫吸入以及物表接触传染等。天花的致死率是新冠肺炎的48倍乃至更多,传染性却丝毫不弱于后者,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人们对于天花病毒的恐惧。
清军初次入关的时候,因为关外少有天花的流行,天花病毒在满人中的传播如入无人之境。据传年轻的顺治帝即死于天花,当时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就是因为儿时感染天花幸运的存活下来后被选为清朝的储君。此时古人就已经认识到曾经感染过天花的人后续都不会再患病,并且早在十七世纪以前的明朝,中国的古人就已经尝试让健康群体主动感染天花病毒,这样康复过来的患者以后再也不会得天花。
朱纯嘏在1713年所著的《痘疹定论》中曾记载过宋真宗年间峨眉山神医给时任宰相王旦的儿子接种人痘的故事,这是目前可考有关接种人痘最早的记载。但一般我们认为人痘接种技术发展完善以及日臻成熟仍是在明末清初,此时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总结完善寻访得来的民间零散流传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在1742年由清廷组织宫廷御医集体编撰的《医宗金鉴》中对于几种人痘接种方法有明确的记载:
1. 痘衣法:“小儿出痘者,当长浆浆足之时,则彼痘气充盛,取其贴身裹衣,与未出痘之儿女服之,服二三日夜间亦不脱下,至九日十一日始发热,此乃衣传,然恐气薄不透,多有不热不出,其法不灵,故不可用”。当小儿出痘后,必须等待至痘浆最充足之时,取下患儿的贴身内衣,给未出痘的小孩穿着2-3天不能脱下,到9-11天即会开始发热则表明种痘成功。但是这种方法成功率低,未能广泛推广。
2. 痘浆法:“择小儿出痘之顺者,取其痘浆以棉拭之,分男左女右,塞入鼻中,亦能发痘”。取患儿的痘浆,用针挑破之后将新鲜痘浆用棉花蘸拭送入接种对象鼻孔中,等待痘浆发作。这种方法由于采用的是患儿的新鲜痘浆直接接种于接种对象鼻孔之中,成功率虽然较高,但是风险极大,对于采集痘浆的接种时机要求相当严格,因此也未能推广。
3. 旱苗法:“用银管约长五六寸,曲其颈,碾痘痂极细,纳于管端,接男左女右,对准鼻孔吹入之,至七日而亦发热,今时多用此法,盖取其简便捷入,不致脱落而有透泄苗气之患也,第恐后人用之不善,轻吹之则不骤入,重吹之则迅烈难当,且恐流涕过多,苗随涕去,往往不验,今欲垂法后世,当取其法之和平稳当万全者,而则效之,此所以独取于水苖也”。书中对于后两种接种方法介绍更加详细,也是当时常用的两种方法。将天花痘痂研磨成粉末后,用弯曲的银管对准鼻孔吹入,在七日之后出现发热即代表接种成功。此法同样对于接种技术要求颇高,轻了不容易成功,过重则恐引起强烈的反应,且有可能由于接种对象大量分泌的鼻涕导致痘痂粉末被清除而无效。
4. 水苗法:“一岁者用二十余粒,三四岁者用三十余粒,置于净磁钟内,以柳木作杵,碾为细末,以净水滴三五点入钟内,春温用,冬热用,干则再加水几点,总以调匀为度,不燥不湿,用新棉些须摊极薄片,裹所调痘屑在内,捏成枣核样,以红线拴定,仍留寸许,长则剪去,将苖纳入鼻孔,分男左女右,不可离人,时时看守,倘小儿用手指拈弄,急禁止之,或被嚏出,急将苗塞鼻内,不可稍缓,恐泄苗气,下苗后必以六个时辰为度,然后取出,如遇天气严寒,多留数刻,若遇时令和暖,早取数刻亦可,要在临时斟酌,痘苗取出之后,其苗气渐次而入,传遍五藏,至七日始发热,发热三日而苗见,见苗三日而出齐,出齐三日而灌浆,灌足三日而回水结痂,大功成矣”。水苗法则基于上述方法有了显著改进,痘痂的量(1岁约20粒,3-4岁约30粒),研成粉末后混合的量(3-5滴清水),用棉花包裹好捏成枣核状的痘痂粉末和水混合物,置入鼻孔内的时间(6个时辰,即12小时)同时需要依据季节和天气适当调整,七日之后出现发热则接种成功。对于接种的量和时间都有相对明确的定量,利于学习和重复操作。水苗法的重复性好、成功率高,得到了时人的广泛推广和应用。
即便在当时的条件下人痘接种术日趋成熟,最初采用的仍是人身上自然发出天花之后的结痂,称之为“时苗”。时苗中仍然有未灭活的天花病毒,不能控制的毒性和意外发作的风险极高。在人痘接种术的广泛推广过程中,人们发现如果用接种数代延续而来的痘痂作为疫苗,毒性减弱的同时能确保成功率,此种称之为“熟苗”。同期收录于《医宗金鉴》的《种痘心法》提到:“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完全而无害也”。这与我们今天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定向减毒选育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熟苗的施行也使得当时人痘接种术的天花发作率由早期的20%降到了5%以下。
那么,中国的人痘接种术又是如何传入西方的呢?当时在东北关外与清朝接触最为频繁的就是俄国人,俄国人学习人痘接种术后将其传入土耳其。17世纪时的土耳其疆域辽阔,是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其对于欧洲国家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也就是在此时,英国驻扎土耳其大使的夫人玛丽·蒙塔古(Mary Montagu)注意到了土耳其国内推行的人痘接种术。由于蒙塔古夫人幼年时曾染过天花,存活下来后脸上留下典型的天花瘢痕,她的弟弟则直接死于天花。她对于预防天花的技术十分留意,于是在1717年3月,蒙塔古夫人请当地的一位希腊妇女(此时的希腊属于奥斯曼帝国)给自己六岁的儿子接种人痘。她的儿子不仅幸运的没有出现接种后的严重并发症,并且在后来的天花流行中安然无恙。蒙塔古夫人在回到英国之后开始大力推行人痘接种术,并且成功劝说威尔士亲王在1722年给他的两个儿子接种人痘,也大获成功。有了威尔士亲王的背书,蒙塔古夫人推行的人痘接种术随后在英国乃至欧洲广泛流行开来。当时的欧洲贵妇时兴宽大的帽子,上缀花朵羽毛水果等各种饰物,如果接种过人痘,她们则会在帽子上插上蛇杖以作标识,一时间风靡欧洲。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就在1726年被放逐伦敦期间曾拜访过蒙塔古夫人,并在《哲学通信》中有一篇《论种痘》专门提到了:“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有这种习惯,这个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民族的种痘方法的确是不大相同的,他们并不割破皮肤,他们从鼻孔把痘苗吸进去,就好像闻鼻烟一样。这种方式比较好受,但是结果一样。倘若以前法国及早施行种痘技术,我们或许可以挽救更多千千万万的生命”。
中国的人痘接种术宥于观念的限制,通过鼻孔接种人痘,虽然避免了创伤,但是由于呼吸道正好是天花病毒理想的繁殖温床,也就导致其发作率很难进一步降低。欧洲古代的医学,姑且称之为医学的话,向来都是以放血治疗为第一要义,中国人的痘痂入鼻孔不容易被欧洲人所接受,反倒是侵入人体表皮的刀割法更符合时人的认知。由于欧洲体液医学的误导和时代的局限,英国人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到人痘接种所蕴含的免疫学原理,人痘接种术被蒙上了宗教的色彩,叠加以繁冗的程序。待接种的幼儿需要长达四周的严格饮食准备,每天只能吃两片面包,期间还需要反复的催吐、导泻,口服一种奇怪的汤药用以“甜化”血液,接种前需要被放血。而且待接种的幼儿都需要集中在简陋的草棚里面,接种完成后还需要继续呆在草棚里两周以便于观察,甄别出天花发作的患儿。
英国的外科医生罗伯特·萨顿(Robert Sutton)基于此进行了改良,使用皮下接种人痘法,使得天花的发作率进一步降到2%-3%。萨顿的儿子在1796年出版的《接种术》中提到了改良接种重要的两点:1.人痘的来源尽量选择症状较轻的患者;2.皮下划痕的时候要浅,不要见血。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点至关重要。第一点类似于中国古人采用的熟苗,确保选取的是较低毒性的天花病毒;第二点则避免了天花病毒入血,降低了天花病毒的发作概率,并且在当时没有对微生物、消毒杀菌等有充分认识的情况下,不见血的皮下接种也降低了感染其他微生物的风险,提高天花接种的成功率。来自苏格兰自学成才的约翰·威廉姆森医生(John Williamson)则选择将采集来的天花患者疱疹烘干后与樟脑一起埋入地下长期保存达七八年之久,等到部分病毒自然死亡整体毒性降低后再接种,也能达到与熟苗类似的效果。
然而,我们知道无论接种技术如何改进,只要接种的是人痘,即便是熟苗皮下接种,仍然存在天花发作的风险。小范围的人群接种尚可接受,但是在全体人群中大面积推广的时候,其导致天花发作的人群则不可不重视。经过萨顿等人改进的人痘接种术已经在英国大面积的推广,萨顿家族也籍此垄断了当时的人痘接种市场,与很多从事接种的医生合作,开办接种中心,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和丰厚的利润。此刻指望掌握人痘接种技术的商人们推翻自己所建立的市场,去寻找更有效和更安全的技术,无疑是天方夜谭。相反,他们会千方百计的质疑、诋毁、中伤任何一个企图撬开这个魔盒的孤勇者。
贰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总是需要一个人来打破这既定的一切,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具体到詹纳其人的发现,则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有关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明的牛痘接种术,流传最广泛的一个版本就是,詹纳从挤奶女工不会感染天花的事情中得出灵感,最终成功在八岁小男孩的手臂上进行了牛痘接种,开启了人类的疫苗时代。
人们总是趋向于将历史简化,将人物脸谱化,这是有利于事物传播的必然规律。历史的真相可能会让我们失望,灵光一现往往是人们的完美设想,当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当时的情境中,依然可以确定细心观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才是科学研究所需遵循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群中人痘的广泛接种使得有人观察到,出过牛痘的人群中接种牛痘后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接种反应。可惜的是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并没有定期饮用牛奶的习惯,也就没有大规模的蓄养奶牛,失去了发作牛痘的机会也失去了发现这个现象的机会。英国医生福斯特(Fewster)于1768年在一个当地定期举办的小型学会活动上曾经报告过这个情况,但是没有人对此深究,他自己也没有对此继续研究下去。
那么,牛痘接种呢?很遗憾,一位天天和奶牛打交道的农场主杰斯蒂(Jesty)无意间成了历史记载中的第一人。虽然当时“得过牛痘之后不得天花”的说法已经众所周知,但还从没有人试过将动物的脓液往人身上接种这种疯狂亵渎上帝的做法。粗鲁的农场主才不管这些条条框框,为了避免自己的太太和两个儿子沾染天花,在1774年,他用缝衣针从牛痘水疱中挑出疱浆,仿照人痘接种的方法,在太太和两个儿子的胳膊上划出口子完成接种。尽管没人能说出里面的道理,但事实就是杰斯蒂的太太和两个儿子以后在天花流行的时候都没有染上天花。此后杰斯蒂又继续给多达十几人接种过牛痘,但也仅止步于此,他没有发现背后的原理,没有发表论文,也没有将其进一步有效的推广。原来想当一个够格的科研工作者需要撰写论文,还要有广泛的同行评议,否则是不被承认的,杰斯蒂心想:我太难了,躺平吧,还是当个快乐的农场主适合我。
詹纳1749年5月17日出生于英国伯克利,众多英国村庄中的一个。詹纳的父亲是牧师,由于詹纳排行第八,所以詹纳的父母早逝后还有大他近四十岁的大哥照看。作为牧师家庭的小儿子,虽然没有继承权,但是相对优渥的家庭条件给予了詹纳开展科学研究探索的机会。上述事件发生的时候,詹纳才二十多岁,尚在伦敦的圣乔治医院跟随当时的英国外科泰斗亨特(Hunter)做寄宿生,学习开展科学研究的必备知识。
詹纳具体学习的内容,我们无从可考,但是当时的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热点学科就是博物学,若干年后的达尔文即醉心于此并提出了划时代的理论。亨特也不例外,詹纳就曾经收集过鳗鱼、鲑鱼、海豚等的标本送给亨特作为研究之用。詹纳自己也曾经观察过杜鹃雏鸟的孵化和生活习性,发现杜鹃雏鸟不仅侵占其他鸟类的巢穴,由“养父养母”来孵化,并且杜鹃雏鸟就是将其他雏鸟和未孵出的蛋拱出巢外的罪魁祸首。当时的人们普遍不能接受这一残忍的事实,直到20世纪摄像技术发明之后,杜鹃雏鸟的罪行这才大白于天下。詹纳当时甚至于还自己动手制作过一个巨型的热气球,其实这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研究者的现状。没有专项经费的支持,也没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目的,完全是凭着对于自然探索的好奇心,一猛子扎了进去,至于能够探索到哪里,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关键,当然也少不了运气成分的加持。
詹纳完成学业后继续回到伯克利做乡村医生开诊所,与附近诊所医生一年三次的医学集会给詹纳提供了充分与外界交流信息的窗口。在聚会上,大家轮流读自己最近看到的医学论文,并发表见解。如前文所述,“得过牛痘之后不得天花”的说法最早就是由福斯特在此类聚会上提出来的,后来也时常有人讨论过这个事情。同时期的其他医生们均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纯粹是无知百姓对偶然发生现象的口口相传,不足为信。詹纳听到之后并没有置之不理,虽然詹纳的科研潜质说不上多么优秀,但跟随亨特学习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对于一个流传甚广的论断,不必急于否定或者肯定,先需要仔细的观察,综合才能得出客观的判断。
詹纳回去之后很快就着手开始调查,确定研究课题之后迅速实地考察研究对象,这个很考验研究者的行动能力。英国乡村大多都有自己的奶牛养殖场,因此需要观察的对象不难获取,自然得过牛痘的人以挤奶女工为代表。詹纳观察发现绝大部分得过牛痘的人在天花流行期间都安然无恙,即便她们没有接种过人痘。由此,初步的结论:“得过牛痘之后不得天花”,是可靠值得相信的。这相当于I期临床试验,观察到了自然感染的牛痘有效性,也是可以预防天花的。
那么,下一步就需要证实以前人们的发现:在给得过牛痘的人接种人痘的时候,不会出现接种后的一系列反应。如前所述,普通人接种人痘不仅存在天花发作的风险,而且接种后的反应也与轻症的天花类似,诸如接种部位的疱疹、局部淋巴结炎性肿大疼痛、高热寒战等等。如果证实得过牛痘的人接种人痘之后没有接种反应或者反应极其轻微,那么也就表明牛痘能够诱发与人痘相似的免疫力。詹纳继续在得过牛痘的人群中进行尝试,但是需要对观察对象进行干预的话,难度就提升了。终于詹纳费劲心力凑够了15例的受试对象,所有15例的接种反应都很轻微,最多也就是接种局部皮肤的潮红发热。初步的干预实验结果成效显著,得出的结论也很振奋人心:“牛痘也能够诱发与人痘相似的免疫力”。这相当于我们现在临床试验的II期,对牛痘的有效性进行重复确认,做出了客观的观察评价。
这只是在已经感染牛痘人群中做出的尝试,但如果需要在人群中普遍推广,毫无疑问,在普通人中得出的结论才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如前所述,十八世纪的英国乡村仍然极为保守,想要给人接种从牛身上结出的痘疮,如此邪恶的想法会被村里人当做异端。遑论乡亲们是否接受,詹纳是否能够继续在乡村立足行医都成问题。但这并不能难倒细心善于观察的詹纳,他在接诊一位叫萨拉的挤奶女工的时候发现了她感染牛痘之后手上出现的疱疮。看着这位挤奶女工手上的疱疮,詹纳突然间明白,这里面含有的不正是牛痘病毒么(当然此时的詹纳并不知道这是病毒),用这个来接种给普通人再合适不过——不仅规避了从牛的痘疮上取样的伦理问题,又接种了真正的牛痘给人类。詹纳心想,可真应了那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詹纳家里园丁的孩子菲普斯(Phipps)此时成为了詹纳完美的受试对象,菲普斯只有八岁,还没有得过天花,詹纳看他从小长大,对此毋庸置疑。正如后世广为流传的那幅图片一样,詹纳在菲普斯的手臂用柳叶刀划出一点皮下伤口,把从萨拉手臂疱疮里取出的疱浆接种进去。这天是公元1796年5月14日。这一刀开启了人类认识免疫的时代篇章,詹纳基于此的后续研究也为疫苗的普及深入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菲普斯接种疫苗后的反应正与詹纳的预期一致,第7天时腋下淋巴结轻微肿胀,有低烧、纳差和头痛,但所有症状都在第10天消失。这些症状与自然感染牛痘类似,且显著轻于接种人痘后的反应。接下来,则是重复之前的步骤,给菲普斯接种人痘,进一步验证人工接种牛痘的有效性。詹纳在一个月和若干个月后给菲普斯先后两次接种人痘,均未出现全身症状,得出了进一步明确的结论:“人工接种牛痘能够诱发与人痘相似的免疫力,且副反应轻微可耐受”。而且詹纳的实践也证明人身上的牛痘疱浆仍具有感染力,可以作为疫苗进行接种。至此,人类在控制天花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找到了有效且安全的方法,能够在全人群中推广覆盖。
詹纳细心观察现象,具有积极的实践精神,证实了广为流传“得过牛痘之后不得天花”的说法。如果止步于此,詹纳可能就只是一个人名而不是名人,但他在此基础上大胆的设计了人工接种牛痘的干预实验且用人痘接种反复验证接种效果。他在有意或者无意间遵循了科学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在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的情况下主动干预,确保只有一个变量,由单变量引出的后续结果得出结论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如果非要吹毛求疵的话,詹纳的研究中病例数过少,起初的天然感染牛痘组只有15人,而人工感染牛痘的竟然只有菲普斯1人,这个偶然性确实太大了,而且还都没有设置对照组。按照我们现在眼光来看,这当然不符合基本研究的要求,但在当时科学研究方法尚在摸索中的人类来说,詹纳的研究已经足够震撼。上帝也确实是眷顾这个细心勤奋的人,牛痘病毒可以说是自然界中天花病毒的完美疫苗。两者不是一个病毒,但抗原结构极其相似,人体免疫系统识别的时候基于相似的抗原结构产生的免疫反应是一样的,那么接种牛痘后能够产生抵抗天花病毒的免疫功能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与此同时,牛痘在人体中的致病力非常弱,仅有轻微皮肤反应和免疫系统反应,完全符合作为疫苗的安全性。人类最后能够全面消灭天花,也是幸运的,因为天花病毒只感染人类,不感染其他的动物。具备科学的研究方法,还有运气加持,詹纳何其幸,人类何其幸。
随着人工接种牛痘的推广,一系列隐藏的问题和质疑也浮出水面。1.牛痘接种的有效性并不一致,有些人接种之后照样感染天花。詹纳继续研究发现,这与获取牛痘疱浆的时机有关,必须在牛痘发展到高峰,也就是牛痘成熟之后获取的疱浆,其感染力最强最有效。2.牛痘接种的副反应并没有预想的轻微,反而与人痘接种后类似。詹纳的实地考察研究这才发现当地的医生们都是之前曾经给人们接种过人痘的,在他们使用的器皿中大量散布着残留的天花病毒,正是此造成了疫苗的污染。3.有些人接种牛痘后出现寒战高热、脓肿疼痛等严重的副反应。我们现在很容易知道这是由于细菌感染引起的,但是当时的人们对于微生物的认识尚不清晰。詹纳提出的意见则是接种过程中一定要确保物品的干燥清洁,手臂上皮肤接种前需要仔细清洗。基于上述的反馈,詹纳自己还编写了牛痘接种的小册子,广泛的分发给医生同行们。他还去伦敦演说,去寻找老同学等等,所有的这些詹纳都汇集在了1798年发表的论文《关于牛痘的原因及其结果的研究》,这个划时代的研究就此公之于众,开始了全球范围内对于天花病毒的围剿。伦敦托马斯医院的外科医生克莱恩(Cline)一开始对詹纳推广的人工牛痘接种充满了偏见,但是经不住詹纳的软磨硬泡,他在一个患有髋关节结核的孩子身上接种了牛痘,结果让克莱恩震惊且信服。科学家的原则性和对真理的追求使得克莱恩摈弃了狭隘的同行间的鄙夷,他在给詹纳的信件中大为赞叹:“人工牛痘接种替换人痘接种是一种必然,是医学史上最重大的一个进步,这件事情意义深远”。克莱恩随后也加入了推广牛痘接种的大军,不遗余力的向同行、贵族们推荐。当时的国王乔治三世、威尔士王子对此嘉奖,伯克利勋爵则更加因为自己的领地中出现了詹纳这个人才而兴奋不已,及时的提供经济援助,助力詹纳的推广工作。
当欧洲大陆接种牛痘的形势如火如荼之时,对于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此时的美洲尚在天花的阴影中迟迟未能解脱。在诸多控诉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陆恶劣行径的记载中提到,十五世纪的中美洲有大约两千五百万印第安人,西班牙人的到来使得当地人口锐减到一百万人。因为征战和屠杀的人口消亡只占一小部分,其中有90%以上的当地人是死于未曾在新大陆出现过的天花。戴蒙德(Diamond)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认为病菌传播极大的影响了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进程,天花病毒在新大陆的肆虐导致原住民急剧减少,无意间加快了欧洲殖民者的步伐。尽管早在1721年,人痘接种术已经在波士顿被施行且取得了喜人的效果,但是在当时的交通信息条件下,相对于广袤的美洲大陆来说,这无异于杯水车薪。1803年,或许是良心发现,或许是出于管理殖民地的目的,西班牙国王查尔斯四世的宫廷御医巴尔密斯(Balmis)带领着一组医务和后勤工作人员登上了去往美洲大陆的征程,随船的还有二十二名孤儿,这是他们此行的重要目的——将人工接种牛痘的技术传播到美洲。那个时候并没有低温储存的技术条件,如何将牛痘疱浆疫苗顺利的运抵美洲大陆成了问题。船上的二十二位孤儿成了最为理想的“人工培养器皿”,先给最开始的两个孤儿接种牛痘疱浆,等待疱浆成熟之后,给下一组的两个孤儿接种。由此在茫茫的大海上,巴尔密斯一行人将疫苗成功的带到了新大陆,首先抵达的就是距离西欧最近的加纳利群岛,然后是哥伦比亚等南美地区。西班牙船队的此次壮举,不仅带来了疫苗,还广泛的推广了人工接种牛痘技术,无论用何溢美之词来形容都不过分。在巴尔密斯完成新大陆的巡回接种工作之后,他们选择绕行地球一圈,从太平洋返回欧洲。期间他们在澳门有过短暂的停留,一位澳门的商人邱禧自告奋勇,成为了第一位受试者,也正是在邱禧的整理下,《引痘略》出版发行。从1805年人工牛痘接种术在广东登陆中国,直到1903年才传播至中国偏远的云南,期间花了将近百年,可见在当时的条件下推广人工牛痘接种术所面临的种种阻碍和艰难。
到了我国的近现代时期,兽医科学家齐长庆先生在天花病毒的防治中功不可没。1925年,齐长庆结束了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的学习,回国后就职于北京天坛的中央防疫处。1926年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齐长庆获得了与日本牛痘苗毒株毒力相似的牛痘毒株,并将其命名为“天坛株”。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齐长庆就任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从1954年开始,“天坛株”得到全国卫生运动的广泛推广。随着1960年3月在云南省孟连县发现的最后一例天花病例的消灭,我国率先实现了对天花病毒的全面胜利。世界上最后一次天花流行发生在1977年的索马里,索马里人阿里成了最后一例自然感染天花的人(1977年10月26日),所幸的是他感染的只是轻症天花,一直存活到了2013年7月22日,享年59岁。直到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宣布自然条件下的天花病毒已经灭绝,因此,到了1981年我国宣布停止接种天花疫苗。所以从理论上说,现在的80后及其以后的人们都没有接种过天花疫苗。但是在1978年,英国的一个天花实验室中,前来造访的医学摄影师珍妮特·帕克(Janet Parker)由于接触了大楼通风系统泄露出的病毒,意外死亡。实验室的负责人亨利·贝德森(Henry Bedson)为此内疚不已,不久后因此自杀。这位摄影师也太冤了,连带实验室负责人也为此背锅,天花病毒最后的挣扎和倔强,竟然导致了史无前例200%的死亡率,杀伤力是真的强。目前世界范围只有两个实验室合法保存有天花病毒样本,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前苏联即现在的俄罗斯。他们都存放在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中,作为烈性传染病的病毒代表留作科学家们做更多的研究。
叁
人痘接种术最早发端于中国,后经西人传播于西方,最后在詹纳的改进下大放异彩,推广到世界范围内,并且还反向输入中国。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大都只是撒下了发现的种子,其后续的生长开花结果从而彻底深远的改变引领人类前行的轨迹都是后话。中国古人学习和探索知识向来都是以“经世致用”为目标,对于“无用之学的奇技淫巧”少有关注,而掌握后者的人则常常被鄙夷的称之为“匠人”。殊不知恰恰在西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大批“匠人”把人类文明推动向前。真正把活字印刷技术发展完善,让其成为现代印刷主要方法的是出生于1387年的德国人约翰·古腾堡(Johann Gensfleischzum Gutenberg)。罗盘传入欧洲之后,西方人将其改进作为指南针,开启了伟大的大航海时代。而火药呢,恰恰是西方列强,用改进后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晚清紧闭了数百年的大门。
庄子曾经记载过一则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宋国一个家族善于制造“不龟手药”,在冬天异常寒冷的情况下,“不龟手药”可以免于人们的双手受冻裂伤。这个家族里的人因为有神药护体,世世代代以在水中漂洗棉絮为生计。有人听到这个事情之后,请求用百金购买他们的药方。族人们聚在一起商议:“我们世世代代因为神药护体,到了冬天也能漂洗棉絮,即便这样也不过赚取数金;现在因为把药方卖出而能够一下子就获得百金,这个买卖划得来”。那个人得到药方之后,将其用作游说吴王。越国来侵犯吴国,吴王让他统帅军队,冬天和越人水战,有神药护体的吴国军队把越人打的落花流水,这个人也因此得到了封地的赏赐。“不龟手药”虽然是宋人发明的,但他们的目光却只有漂洗棉絮这一件事,凭借此药在与其他同行的竞争中胜出,获利数金已经足够满足。他们永远想不到此药除了能够在冬天漂洗棉絮不龟手之外,还能够有打败敌人的用处。封闭的思维、固守于前人的基础不思进取,狭隘的视野、从不与同行深入的交流只能观察到自己眼前的事物,有再多的神药也拯救不了宋人,他们世世代代就只能被钉在漂洗棉絮的职业中。其实宋人可以做的东西很多,他们可以把不龟手药分享给同行们,收集使用体验,从而更好的改进药物。进而可以把药物在市场上推广开来,拓宽药物的使用边界、应用领域,有了大量的受众,一起促进药物的改进完善,而他们也就不必世世代代受限于漂洗棉絮的职业。
即便刚才提及的中国“四大发明”,其第一个归纳提出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德国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李约瑟在抗日战争期间到访游历中国数年,为中国古人的科技成就所折服,但是最后他却在其所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是的,第一个系统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是一个德国人)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当然,本文在此并不是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我们只是好奇,明明是中国人率先发明了人痘接种术,为什么最后得到世界范围内广泛承认的是英国人詹纳?
通过梳理天花的故事,我们知道詹纳并不是如牛顿和爱因斯坦一样天降猛男式的天才,他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细心了一点,认真了一点,勤奋了一点,大胆了一点,严谨了一点,坚持了一点,幸运了一点。所有的点滴,汇聚在詹纳并不完美的研究论文《关于牛痘的原因及其结果的研究》,所有的这些奠定了人类最终战胜天花的基础,进而取得人类对烈性传染病首个全面的胜利。
詹纳的故事或许可以部分回答李约瑟之问,做出独创性的贡献很重要,但是能够把独创性的贡献加以科学的观察、改进,然后无私分享并广泛推广让其造福于民,这个更重要。
参考文献:
1. Baron, John. The life of Edward Jenner. London;Henry Colburn. 1827
2. Rogers, Lenoard. Smallpox and Vaccination in British India During the Last Seventy Years. Proc R Soc Med. 1945 Jan
3. Riedel, Stefan. Edward Jenner and the History of Smallpox and vaccination. Proc (Bayl Univ Med Cent). 2005 Jan
4. 吴谦:《医宗金鉴》,《痘疹心法》
5. 张琰:《种痘新书》
6. 邱禧:《引痘略》
7. 高齐:《齐长庆转》2021
8. 朱石生:《天花旧事——詹纳与牛痘接种》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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