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特别是评价，需要全面和综合，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应当指出不足。对于心理量表的编制工作，亦得如此看待。鉴于作者倾向于关注量表的正面情况，读者不得不留意量表的负面信息。前面介绍了Sonnentag & Wadian（2022）编制道德捍卫倾向量表的缘由和4项研究，这里审视他们的自我评价，并且指出他们没有提及的重要不足。

首先，作者概述4项研究的结果，指出对道德捍卫倾向研究的总体贡献。道德捍卫倾向是人类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反映个体对抗有道德问题情境的倾向。在那样的情境中，个体如果不对抗就会损害自己的价值观。该文报告了道德捍卫倾向量表的编制情况（研究1和研究2），阐明了个体自陈的道德捍卫倾向能够预测他们对有道德问题情境的真实对抗表现（研究3），揭示了个体的道德捍卫倾向随年龄而增强的一般规律，即，与年轻人相比，中年人和老年人对有道德问题情境的原则性反抗倾向更强（研究4）。这些研究表明，个体的道德捍卫倾向是一个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对它进行测量是有意义的，从而，该文的研究工作对理解这一独特的个体道德类型具有贡献。

其次，作者指出，虽然研究个体道德捍卫倾向的文献不断增多，但是，此前尚无可靠、有效测量这一倾向的证据。该文建构和检验的自陈量表，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填补了文献中的这个缺口。特别地，这个量表为个体道德捍卫倾向成分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具体地说，近来关于个体道德捍卫倾向的理论认为，这种倾向涉及独立的原则和对抗有道德问题情境的意愿两个成分（Sonnentag & Barnett, 2016; Sonnentag et al., 2018）。与理论构思一致，该文的研究表明，个体道德捍卫倾向包括两个成分，即原则独立性和道德对抗性。它们组合起来可以独特地预测个体对有道德问题情境的真实原则性对抗，也就是说，排除其他心理相关变量后，个体的道德捍卫倾向仍然能够预测真实的道德捍卫行为。因此，这个量表对个体道德捍卫倾向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它也成为一个推动理解这个独特道德行为类型的重要工具。

第三，支持这个新编道德捍卫倾向量表的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是，它能预测个体对有道德问题情境的真实原则性对抗（效标效度，研究3）。不过，应当指出，在当前的研究中，对个体道德捍卫倾向的测量总是先于有机会表现出道德捍卫行为。从而，这样的测量可能启动了相应的行为。虽然在实验室情境有机会原则性地对抗一个有道德问题的要求，是测量个体表现道德捍卫倾向的清晰而有意义的方式，并且，明确拒绝完成任务的个体（即，在4点评分中，均值3.5及以上的被试）占14.4%，与以前的研究结果16.5%（Sonnetgat & McDaniel, 2013）相当一致，但是，将来的研究应当继续考察这个量表能够预测真实行为的程度。

第四，除了建构和检验了一个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的道德捍卫倾向量表，该文尤其值得提及的贡献是，考察了个体的道德捍卫倾向是否随年龄而变化。结果表明，被试的年龄与道德捍卫倾向呈正相关。对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年龄相关比较显示，中年人和老年人比年轻人有更强的反抗有道德问题情境的倾向。这样的结果提示，个体道德捍卫倾向测量提供了探查年龄相关变化所需的敏感指标，从而，对将来考察个体道德捍卫倾向的发展特点是有意义的。当前，尚无研究考察道德捍卫倾向是如何发展的，也没有研究考察可能促进或妨碍这种倾向发展的因素（例如，亲子交流、道德冲突经历）。因此，将来的研究应当运用这个量表探索个体道德捍卫倾向的发展特点，确定对其有影响的人际差异和个体差异变量，以便解释和促进个体出于原则性理由而对抗有道德情境的倾向。

不难体会，作者委婉地指出了自己研究的一些不足，例如，考察个体道德捍卫倾向对真实道德捍卫行为的预测关系时，是在实验室情境进行的，并且先测量道德捍卫倾向，再提供捍卫道德的机会。

同时，如果认真查看该文的研究结果，就会发现其他更基础、更重要的不足。该文的最大贡献是编制并检验了一个量表，能够用来测量个体的道德捍卫倾向。作者编制量表的理论基础是道德捍卫倾向，可以概念化为两类特征及相关的行为：其一，持有一种独立的原则立场，称为原则独立性；其二，参与对抗的行为，称为道德对抗性（Sonnentag & Barnett, 2016; Sonnentag et al., 2018）。

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个体的道德捍卫倾向包括观念上的原则独立性和行为上的道德对抗性，并且，观念在前，行为在后。在编制题项时，研究者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的，即编制的工具反映个体的：原则独立性，举的例题是“我一致地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即使他人不鼓励我这么做”；道德对抗性，举的例题是“我抵制那些说话或做事违背我的信念与价值观的人”。

然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是，编制的量表可以由两个因素构成，第一个因素为道德对抗性，由12个题项构成；第二个因素为原则独立性，由6个题项构成。这与理论构思是不一致的，变成了行为在前，观念在后，并且测试行为的题项是测试观念题项的2倍，显得不太合理。

尤其重要的是，由该文的研究1可知，合成量表与其成分道德对抗性、原则独立性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0.77，两个成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3；由研究2可知，合成量表与其成分道德对抗性、原则独立性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0.71，两个成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5；由研究3可知，合成量表与其成分道德对抗性、原则独立性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6、0.76，两个成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4。显然，研究者编制的道德捍卫倾向量表，其实主要就是测量道德对抗性的，毕竟，这个成分与道德捍卫倾向存在90.25%~92.16%的共有方差，从而，编制的量表在概念和结构上都值得商榷和反思。

总之，该文对道德心理学领域的一个主题——道德捍卫倾向研究，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编制了一个总体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的量表，并且考察了道德捍卫倾向的年龄相关变化，对其他有关问题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同时，所编量表还存在可疑之处，特别是量表的因素结构与理论不太吻合，第一个因素与合成量表的相关太高，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不足。

参考文献

Sonnentag, T. L., & Barnett, M. A. (2016). Role of moral identity and moral courage characteristics in adolescents’ tendencies to be a moral rebel. Ethics & Behavior, 26, 277-299.

Sonnentag, T. L., & McDaniel, B. L. (2013). Doing the right thing in the face of social pressure: Moral rebels and their role models have heightened levels of moral trait integration. Self and Identity, 12, 432-446.

Sonnentag, T. L., & Wadian, T. W. (2022). Moral rebels: Measuring indivduals’ tendency for principled resistance to morally compromising situatio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4, 111210.

Sonnentag, T. L., Waldian, T. W., Barnett, M. A., Gretz, M. R., & Bailey, S. M. (2018).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individuals’ caring, just, and brave expressions of the tendency to be a moral rebel. Ethics & Behavior, 28, 41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