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追寻逝去的时光

 

在BLOG中，笔者提到了流莺。这可不是我的发明专利，至近，在1100年前的李商隐诗中就有了以下诗篇：

流     莺

流莺漂荡复参差，渡陌临流不自持。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晨未必有佳期。
　　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
　　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

 

对于以上咏流莺的诗，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程郁缀先生在《唐诗宋词》中有详细的讲解，我没有更深刻的理解了。

还有“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等，格调或者趣味相似。

李商隐，是一贯多愁、还是有些世俗的理由？延伸阅读材料中有些线索。一个人的性格、脾气等除了与遗传因素有关外，还和其阅历有关。即使，他努力想克服、摆脱那些负面的感受，也往往难以如愿。

李商隐是咏物抒怀高手，黄莺、蜡烛、蝉、星星、等等，都可以成为他抒发情感的媒介，而且多数格调深沉。除了政治抒情诗、爱情诗以外，他的咏物诗产量也高，并且质量上乘，很耐人寻味。

笔者借用过流莺的说法，但是，不愿意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踌躇、迷茫和沉沦。即使已经双鬓结了秋霜，即使已经意识到荒废了许多年，也不愿再为已经失去的时光伤感、留恋和悔恨。那样都没有用。有用，有好作用的是，把握余生、尤其是现在。过去的、失去的、逝去的，无论好坏、美丑，都已经无法把握，但是可以反思、可以总结。将来的、要来的其实也无法把握；也许，有把握可能性的就是当下了。即使在，当下，也有些无法以个人力量左右的。

就像，即便是像疲倦地飞翔、寻找可以长期栖息的地方的柳莺或者黄莺，可以把握的也就是，尽力用振动双翅了。也许会疲倦地暂时歇息，可是飞翔毕竟是它的本能或者乐趣所在。流莺自身不懂得伤感，只是诗人借用了它的名义，抒发了不高亢的情感罢了。

在传统的说法中，比如在杜甫那首风景画一般的诗中“两个黄鹂……”，黄鹂是欢快的象征，可是在李的笔下不是，成了流浪的灵魂的代名词。我们可以不赞成李的心境，那是110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可以考察、推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那样的心境。也许，他不是天生多愁善感的人，只是环境迫使他那样表现的。他对于环境也是无法左右的，我们可以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对待那个几乎消沉的诗人，尽管不愿意苟同他的态度和风格。仍然可以欣赏的是：他的咏物抒怀的思路，他不同于常人的思路和见解；他遣词造句的独特风格、技巧。正所谓：道不同者也可以有同一志向或者乐趣。

 

以上文字不足千言，下面的延伸阅读材料字数过万：

延伸阅读：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

第十一章 李商隐

    

     唐代诗歌经过盛唐和中唐充分开拓后已难乎为继，晚唐一般诗人的作品创造性不大，题材、境界较为狭小。但也有一二例外，这便是李商隐和杜牧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李商隐，他在中唐已经开始上升的爱情与绮艳题材、在向心灵世界深入等方面，把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卓然成为大家。

    

第一节 李商隐的生平与诗歌内容

     李商隐的人生遭遇及其灵心善感的气质 李商隐的思想 诗歌内容── 晚唐时代生活与时代心理的写照

     李商隐（８１２～８５８），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从祖父起，迁居郑州（今属河南郑州市）。父亲李嗣曾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县令。商隐三岁时，父亲受聘为浙东（后转浙西）观察使幕僚。他随父由获嘉至江浙度过童年时代。李家从商隐曾祖父起，父系中一连几代都过早病故。商隐十岁，父亲卒于幕府。孤儿寡母扶丧北回郑州，“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虽在故乡，却情同外来的逃荒者。或者正是由于家世的孤苦不幸，加之瘦赢文弱，形成他易于感伤的性格，但同时也促使他谋求通过科举，振兴家道。在“悬头苦学”中获得高度的文化艺术修养，锻炼了他坚韧执着的追求精神。

     文宗大和三年（８２９），李商隐谒令狐楚，受到赏识。令狐楚将他聘入幕府，亲自指点，教写今体文。楚子令狐綯又在开成二年（８３７）帮助他中进士。但就在这一年底，令狐楚病逝。李商隐于次年春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爱商隐之才，将最小的女儿嫁给他。当时朋党斗争激烈，令狐父子为牛党要员，王茂元被视为亲近李党的武人。李商隐转依王茂元，在牛党眼里是“背恩”的行为，从此为令狐綯所不满。党人的成见，加以李商隐个性孤介，他一直沉沦下僚，在朝廷仅任九品的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和闲冷的六品太学博士。为时都很短。从大和三年踏入仕途，到大中十二年去世，３０年中有２０年辗转于各处幕府。东到兖州，北到泾州，南到桂林，西到梓州，远离家室，飘泊异地。他最后一次赴梓州作长达五年的幕职之前，妻子王氏又不幸病故，子女寄居长安，更加重了精神痛苦。时世、家世、身世，从各方面促成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内向型的性格与心态。他所秉赋的才情，他的悲剧性和内向型的性格，使他灵心善感，而且感情异常丰富细腻。国事家事、春去秋来、人情世态，以及与朋友、与异性的交往，均能引发他丰富的感情活动。“庾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送千牛李将军》），“多感”、“有情”，及其所带有的悲剧色彩，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李商隐童年时代受业于一位精通五经、恪守儒家忠孝之道的堂叔，十五六岁时曾在玉阳山学道。晚年，“丧失家道，郁郁不乐”，藉佛理解脱烦恼，思想中儒佛道的成分兼而有之。他有“匡国”用世之心，也有过“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的出世念头。他重视自身的价值与创造，《上崔华州书》云：

     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是以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

     他反对机械复古，认为道并非周、孔所独能，自己和周、孔都体现着道。为文不必援经据典，不必忌讳，应挥笔独创，不甘居古人之下。从这种颇具锋芒的议论中，可见其思想的自主与自信。

     李商隐是关心现实和国家命运的诗人，他的各类政治诗不下百首，在其现存的约六百首诗中，占了六分之一，比重相当高。著名的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一开头就展示了京西郊区“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 的荒凉残破景象。接着，借村民口诉，展示社会症结。长诗体势磅礴，既有唐王朝衰落历史过程的纵向追溯，亦有各种社会危机的横向解剖，构成长达百馀年的社会历史画面。藩镇的割据叛乱，宦室的专权残暴，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赋税的苛重，人民生活的穷困，治安的混乱，财政的危机，边防力量的削弱，等等，都在长诗中不同程度地得到揭示，而这些方面，李商隐在其它一些诗中也一再予以关注。

     文宗大和九年（８３５）冬，甘露事变发生，李商隐于次年写了《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等诗，抨击宦官篡权乱政，滥杀无辜，表现了对唐王朝命运的忧虑。当时慑于宦官的气焰，包括白居易、杜牧等诗人在内，还没有谁能像李商隐这样写出有胆识的作品。李商隐的朋友刘蕡，因反对宦官而被贬死。他在酬赠、哭吊刘蕡诗中，反复为刘蕡鸣不平：“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哭刘蕡》）把刘蕡受冤贬死的遭遇，放在宦官肆虐、皇帝昏愦的政治环境下加以描写，同时把比兴象征手法引入这种政治性很强的题材。

     李商隐反对藩镇破坏国家统一。一方面他赞成朝廷对藩镇用兵，歌颂在平叛中立功的将相；另一方面，对于朝廷存在的问题，他也尖锐批评。如针对伐叛中暴露的军政腐败现象，追究根源，认为关键在于宰辅不得其人。将反对藩镇割据和批判朝政结合起来，在思想深度上超出以前的同类作品。

     李商隐的咏史诗历来受到推重，而内容则多针对封建统治者的淫奢昏愚进行讽慨。如《隋宫》：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写隋炀帝的逸游和荒淫，从已然推想到未然，从生前预拟死后，在含蓄微婉的抒情中，寓深刻的思致，尖锐的讽刺。

     唐代后期，许多皇帝不重求贤重求仙，希企长生。李商隐一再予以冷嘲热讽。《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借贾谊宣室夜召一事，加以发挥，发泄了对于皇帝不识贤任能的不满。《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在传说的基础上虚构出西王母盼不到周穆王重来的场景，含意深长地说明了求仙无益，神仙也不能使遇仙者免于死亡。

     安史乱后，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败，李商隐对玄宗的失政特别感到痛心，讽刺也特别尖锐。如《马嵬》：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诗中每一联都包含鲜明的对照，再辅以虚字的抑扬，在冷讽的同时，寓有深沉的感慨。他的《龙池》诗更为尖锐地揭露玄宗霸占儿媳的丑行，连本朝皇帝也不留情面，不稍讳饰。

     除政治诗外，李商隐诗集中的其它篇章，多半属于吟咏怀抱、感慨身世之作。其中一部分诗篇表现了他的用世精神。如“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安定城楼》），希望有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事业，然后归隐江湖。“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城上》），借历史人物喻自己的才能抱负和追求。但无论怎样执着，生逢末世，现实总是不断让他感到抱负成虚。他在诗中抒写得更多的是人生感慨。“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有感》），写怀才不遇、命薄运厄之慨。“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伤春残日暮，与伤自身老大沉沦融成一体。这类诗伤感中带着时代黯淡没落的投影。

     李商隐是唐代咏物诗大家，他的咏物诗大多托物寓慨，表现诗人的境遇命运、人生体验和精神意绪。如：“流莺漂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流莺》）流莺漂荡流转，在长安无所依托，象征诗人飘零无依的身世。它的巧啭，虽蕴含着内心的愿望，但未必有美好的期遇。《流莺》慨叹不遇，还比较含蓄，《蝉》诗则出语愤激：“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这类诗对于周围环境和自身的描写，可以说传达了中晚唐士人的普遍感受。

     李商隐抒情之作中，最为杰出的是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这些诗在李诗中不占多数，却是李商隐诗独特的艺术风貌的代表。我国古代不少爱情诗的作者，往往以一种玩赏的态度来对待女子及其爱情生活。李商隐的爱情观和女性观是比较进步的，他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从一种纯情的而不是色欲的角度来写爱情、写女性。他曾在《别令狐綯拾遗书》中对女子被深闭幽闺缺乏婚姻自主权，寄以极大的同情。他的爱情诗，情挚意真，深厚缠绵。如《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一开头就说尽了离情别恨。颔联春蚕蜡炬，到死成灰。比喻中寓象征，至情至性，已经超越爱情而具有执著人生的永恒意义。颈联于细意体贴关注中见两心眷眷，两情依依。末联是近乎无望中的希望，更见情之深挚。他把爱情纯化、升华得如此明净而又缠绵悱恻，在古代诗歌中是罕见的，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不为无因。李商隐还写了“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无题》），那种被“贮之幽房密寝”，无权过问自己婚事的怀春女子；写了“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其一），那种显然难得结合，却已经目成心许的爱情；写了那种终生难忘而又无法排遣、不易言说的恋情。这些描写，都或多或少有悖于封建礼教对于女性和爱情的态度。

     李商隐以他的诗，表现了美好的理想、情操，表现了人性中纯正、高尚的一面；同时，也曲折地显现了他那个时代政治环境气氛与士人的精神面貌。

    

第二节 朦胧多义与心灵世界的开拓

     中唐后期以来的诗歌走向 诗歌情调的幽美 朦胧与亲切可感 诗歌内涵的 多义性及其成因

     李商隐诗歌在艺术上具有多方面成就。名篇如《有感二首》（五排）典重沉郁；《韩碑》（七古）雄健高古；《筹笔驿》（七律）笔势顿挫；《骄儿诗》（五古）类似人物写生；《鄠杜马上念汉书》（五律）具有古诗排奡之笔势；《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七古）豪放健举中见感慨深沉，等等，都各具面貌，极见功力。但从诗史的演进角度看，他以近体律绝（主要是七律、七绝）写成的抒情诗，特别是无题诗，以及风格接近无题的《锦瑟》、《重过圣女祠》、《春雨》等篇，其艺术成就和创新意义，尤其值得重视。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类作品所产生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李商隐之前，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兴盛于中唐。到了晚唐，韩愈、白居易那一类诗歌的情感内容与士人的心态已逐渐隔膜，韩诗的怪奇而壮大、白诗的平易少含蓄的笔法，已不适用于表达纤细情感的需要。中唐后期，李贺的瑰丽诡谲，开启了晚唐重心灵、重自我的趋向。之后，诗歌创作中出现三种值得注意的走向：一、情爱和绮艳题材增长，齐梁声色又渐渐潜回唐代诗苑；二、追求细美幽约；三、重主观、重心灵世界的表现。三者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来，又有其内在联系。情爱和丰富细致的心灵活动常常是相伴随的，而表现爱情和心灵世界又需要写得细美幽约。李商隐自是受这一走向推动，在表现包括爱情体验在内的心灵世界方面作了重大开拓，同时创造了“绮密瑰妍”（敖器之《诗评》）的诗美。

     李商隐的抒情诗，情调幽美。他致力于情思意绪的体验、把握与再现，用以状其情绪的多是一些精美之物。表达上又采取幽微隐约、迂回曲折的方式，不仅无题诗的情感是多层次的，就连其它一些诗，也常常一重情思套着一重情思，表现得幽深窈渺，如《春雨》：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为所爱者远去而“怅卧”、“寥落”、“意多违”的心境，是一层情思；进入寻访不遇，雨中独归情景之中，又是一层情思；设想对方远路上的悲凄，是一层情思；回到梦醒后的环境中来，感慨梦境依稀，又一层情思；然后是书信难达的惆怅。思绪往而复归，盘绕回旋。雨丝、灯影、珠箔等意象，美丽而又细薄迷蒙，加上情绪的暗淡迷惘，诗境遂显得凄美幽约。

     李商隐不像一般诗人，把情感内容的强调、深度、广度、状态等等，以可喻、可测、可比的方式，尽可能清晰地揭示出来。为了表现复杂矛盾甚至怅惘莫名的情绪，他善于把心灵中的朦胧图象，化为恍惚迷离的诗的意象。这些意象分明有某种象征意义，而究竟要象征什么，又难以猜测，由它们结构成诗，略去其中的逻辑关系的明确表述，遂形成如雾里看花的朦胧诗境，辞意飘渺难寻。如《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所呈现的，是一些似有而实无，虽实无而又分明可见的一个个意象：庄生梦蝶、杜鹃啼血、良玉生烟、沧海珠泪。这些意象所构成的不是一个有完整画面的境界，而是错综纠结于其间的怅惘、感伤、寂寞、向往、失望的情思，是弥漫着这些情思的心象。诗的境界超越时空限制，真与幻、古与今、心灵与外物之间也不再有界限存在。究竟写什么？只首尾两联隐约暗示是追忆华年所感，而传达所感的内容则是五个在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的象喻和用以贯串这五个象喻的迷惘感伤情绪。喻体本身不同程度地带有朦胧的性质，而本体又未出现，诗就自然构成多层次的朦胧境界，难以确解。

     李商隐诗的朦胧，与亲切可感的情思意象常常统一在一起。读者尽管难以明了《锦瑟》诗的思想内容，但那可供神游的诗境，却很容易在脑子里浮现。所以《锦瑟》虽号称难懂，却又家喻户晓，广为传诵。《重过圣女祠》中的名句：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写圣女“沦谪得归迟”的凄凉孤寂处境，境界幽缈朦胧，被认为“有不尽之意”（吕本中《紫薇诗话》）。荒山废祠，细雨如梦似幻，灵风似有而无的境界亲切可感，而那种似灵非灵，既带有朦胧希望，又显得虚无缥缈的情思意蕴，又引人遐想，似乎还暗示着什么，朦胧难以确认。

     李商隐无题一类诗歌，境界和情思的朦胧，在内涵上也就往往具有多义性。一篇《锦瑟》，聚讼纷纭。多种笺解，似皆有可通。所谓“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这种可供多方面体味和演绎的现象，表现出李商隐诗歌多义性的特点。

     多义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本来很常见，比兴、象征、用典、暗示，情在言外，旨冥句中，都可以造成多义。但一种多义是易解可解的，一种多义则难解、不可确解。李商隐属于后者。前者往往表现为在一些意象中带象征意义或在表层意义下掩藏着深层意义，虽然多义，多属外延的扩展，层次的加深。而李商隐的多义，往往是给读者提供多种解读的可能，构成解读上的复义。多重意旨之间可以是比较接近的，也可能是差距很远的歧解。

     李商隐诗的多义性与其意象的独特有一定联系。一般诗人所用意象，客观性较强，能以通常的方式去感知。李诗意象，多富非现实的色彩，诸如珠泪、玉烟、蓬山、青鸟、彩凤、灵犀、碧城、瑶台、灵风、梦雨，等等，均难以指实。这类意象，被李商隐心灵化了，是多种体验的复合。它们的产生，主要不是取自外部世界，而是源于内心，内涵远较一般意象复杂多变。

     李诗大量用典。典故由于内涵的浓缩性等原因，如果用得好，能在有限的字句中，包含丰富的、多层次的内容。李商隐又擅长对典故的内涵加以增殖改造，用典的方式也别开生面。他往往不用原典的事理，而着眼于原典所传达或所喻示的情思韵味。“庄生晓梦迷蝴蝶”，原典不过借以阐发万物原无差别的齐物我的思想而已，李商隐却抛开原典的哲理思索，由原典生发的人生如梦引入一层浓重的迷惘感伤情思。“望帝春心托杜鹃”，也由原典之悲哀意蕴而引入伤春的感怆，这些典故不是用以表达某种具体明确的意义，而是借以传递情绪感受。情绪感受所引发的联想和共鸣，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李商隐一生坎坷，对事物的矛盾和复杂性有充分的感受，结合他的体验和认识，常常把典事生发演化成与原故事相悖的势态，由正到反，正反对照，把人思想活动的角度和空间大大扩展了。如《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嫦娥吃了不死之药，得成月中仙子，本是常人羡慕之事。李商隐一生有许多高远的追求，但结果是流落不偶，处于孤独寂寞的境地。他学过道，也熟悉女道士修仙的寂寞生活，大约正是基于这些感受和见闻，他设想嫦娥会因为天上孤寂而后悔偷吃了灵药。注家对诗旨猜测纷纷，说明这一典故经过反用之后，那种高远清寂之境和永恒的寂寞感，沟通了不同类型人物某种近似的心理，从而使诗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还有些典故，虽不是反用，但诗人作了别有会心的生发，如：“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 （《梦泽》）从“歌舞能多少”方面寻问减膳的效益，于是引发出“深慨宫中希宠美人的愚昧与麻木”等多种解说，以及“普天下揣摹逢世才人读此同声一哭” 等联想，可见楚王爱细腰的典故通过生发，产生了多义性的效果。

     李诗的多义性与诗中独特的意象组合也很有关系。诗人心理负荷沉重，精神内转，内心体验则极其纤细敏感，当其心灵受到外界某些触动时，会有形形色色的心象若隐若显的浮现。发而为诗，其意象往往错综跳跃，不受现实生活中时空与因果顺序限制。这种意象转换跳跃所造成的省略和间隔，便有待读者通过艺术联想加以连贯和补充。如《无题》：

     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

     意象和句子之间的情绪性跳跃都很大。作叙事看，真乃匪夷所思，但处在迷茫失落之中，人的内心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意乱情迷的心象与幻觉。作为心象，把前后变化联系起来看，云浆未饮，旋即成冰，是追求未遂的幻化之象。“如何” 二句是与所追求的对象渺远难即之感，中间的跳跃变化，透露对方变幻莫测，难以追攀。这一切，不仅能够意会，而且可以是多种诱因（如爱情、交友、仕宦）导致的心事迷茫的感受。由于诗的产生，本身有多重诱因，加以读者面对意象的跳跃变化，又有各自的感受和艺术联想，因而在解读时会出现多义。

     李商隐诗歌多义性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把心灵世界作为表现对象，许多诗歌所写的不只一时一事，乃是整个心境，并且他的心境又非常复杂。对于政治的执着关注，使他的精神境界通之于人世、宇宙、历史和治乱兴衰等方面的探究，而在实际生活中，各方面的困扰又缠结于心。具体而言，没落的时世，衰败的家世，仕途上、爱情上的失意，令狐綯的不能谅解，妻子王氏的早逝，等等，都加重了他的心理负荷。种种情绪，互相牵连渗透，难辨难分。这种心理状态，被以繁复的意象表现出来的时候，便无法明确地用某时、某地、某事诠释清楚。《锦瑟》诗开头即点出“无端五十弦”，可见意绪纷纭。就其所表现的多层次的朦胧境界与浓重的怅惘、迷茫、感伤的情思看，决不是一时一事就能使作者陷入那样一种心境之中。以某种具体事件解之，不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锦瑟》如此，无题诗也有类似现象。诗人表现的是萦绕于心间的一种莫名的愁绪，其来龙去脉自己都未必完全明白，诗也就加不上合适的题目而以“无题”名之。其中多数篇章只能看作是以爱情体验为中心的整个心境的体现。如《无题四首》其一：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全篇写男主人公“梦为远别”醒来后思念对方的心境。但那种殷切期待中只迎来“空言”和“绝踪”的失望，那种已隔蓬山，更复远离的间阻之感，李商隐在事业追求过程中和与朋友交往过程中，不都曾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体验过吗？因此诗中所表现的那种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凄迷心境，也就并非单纯由爱情失意所引起。

     李商隐有些诗，虽有一时一事的触动，但着力处仍然在于写心境，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其内涵远远超出了具体情事。《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由登古原遥望夕阳触发，引起的是整个心灵的投注，百感茫茫，一时交集。诗中的情感，只有这“意不适” 三字可以概括，而不适之因由及其内涵，则几乎汇聚其毕生经历的感受和体验。

     既然所表现的往往不限于具体情事，而是复杂的感情世界与多种人生体验；因而关于李商隐诗的种种岐解，便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合。沟通众说中某些合理成分，从诗境的多面性、多层次性着眼，或许更能接近原作。对于无题诗，一般读者可以不必根究其“本事”，而应通过把握其总体情感内涵，去领略其诗意与诗美。

    

第三节 凄艳浑融的风格

     凄艳浑融风格的分析 李商隐诗与齐、梁诗歌的比较 李商隐与阮籍的比较 李商隐与李贺的比较 李商隐与杜甫的比较

     李商隐是一位刻意追求诗美的作者。由于时代的衰颓和晚唐绮靡繁艳的审美趣味的影响，其时像盛唐那种饱满健举、明朗与含蓄结合的诗美已不能重现。于是，对含蓄蕴藉的幽约细美的向往，被李商隐发展为对朦胧境界的追求，而盛唐的壮丽，则转而为凄艳。艳，有来自六朝的文学渊源，但李商隐诗艳而不靡。在他那里，艳与爱情生活的不幸，身世遭遇的坎坷，乃至与对唐王朝命运的忧思相联系，成为哀感凄艳。他用哀惋的情调，美丽的形象与辞采，来写他的心境与感受：

     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其二）

     已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无题二首》其一）

     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楚宫》）

     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燕台诗四首·春》）

     这些，都是把感伤情绪注入朦胧瑰丽的诗境，融多方面感触于沉博绝丽之中，形成凄艳之美。

     李商隐诗不重意象的外部联系，同时又用了许多美丽的辞藻与事典，这本来容易给人造成镶金嵌玉、支离饾饤的感觉，难得在这种形式中表现出深浑的大气候，但李商隐却能以艳丽通于浑融，在艺术上具有博大的气象和完整性。这是由于：一、李商隐拥有自己的意象群。所用的意象在色调、气息、情意指向上有其一致性。二、李诗技法纯熟。声调的和谐、虚字的斡旋控驭，事典的巧妙组织，近体在形式上的整齐规范，都增加了诗脉的圆融畅适。三、情感的统一。那种孤独、飘零、惘然、无奈、寥落、伤感的情绪，浓郁而又深厚，弥漫在许多诗中，使诗的各部分得以融合、贯通，成为浑然一体。如《春雨》全篇浸沉在孤独枨触的情绪中，从这种情绪出发，借助于飘洒迷蒙的细雨融入迷茫的心境，依稀的梦境，以及红楼、灯影、云罗、孤雁等物象，诗境遂显得凄艳而浑融。短篇如《夜雨寄北》借思乡的愁绪，将此地与异地，现时与未来，实景与假想，巴山独对夜雨与剪烛聚首西窗等不同时地与场景，融合在一起。虽四句之间跳跃极大，但却是“水精如意玉连环”（何焯评语）的浑融境界。

     李商隐所开创的风格和境界，是在晚唐诗歌发展潮流中，总结吸取前代艺术经验并加以提高的结果。代表晚唐，而又高于晚唐。做到了能够与前代第一流大诗人相沟通和呼应。

     通过将李商隐和前代某些阶段诗歌与诗人作比较，可以进一步看到他在创作上的取径和成就：

     一、李商隐与齐、梁诗歌。李诗中爱情和绮艳题材比重很大，同时讲究词藻声律、对仗用典。这与齐、梁诗无疑有渊源关系。但齐、梁诗主要兴趣在描写闺阁楼榭与女子的容貌体态服饰，重声色而乏性情。李商隐的爱情诗，侧重于感情领域的表现，摆脱了以满足感官欲望为特征的庸俗情调，以其深情绵邈把这一题材的诗境推向高峰。男女之间无论是热烈的相爱还是执着的相思，抑或是爱情破灭后的伤感，都表现了对于对方的尊重同情和对所爱者处境心境的体谅。试看《无题二首》其一：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抒写对昨夜一夕相值、旋成间隔的意中人的深切怀想。在“身”不由主的情况下，那种灵犀一点的心心相印，该是多么珍贵。“身无”、“心有”相互映照，在心虽相通而身不能接的苦闷中，突出了间隔中的契合、苦闷中的欣喜、寂寞中的慰藉。这与齐、梁诗把女子作为性爱赏玩的对象去写是不同的。李商隐的爱情诗总是写得铭心刻骨，无法排遗，常是一种无望而又无法遏止的追求，以至竟以生死以之的态度去对待。有的诗还在爱情描写中渗透多方面的人生感受，甚至与对事业理想的执着追求相沟通。这种品位和境界，远出齐、梁诗之上。

     二、李商隐与阮籍。论诗之朦胧而不易索解，李商隐与魏晋之交的阮籍有相似之处。但在写法上，李商隐主情，努力表现情感的本原状态；阮籍主理，以哲学观照方式入诗，借带哲理性幻设的、虚化的事写景抒情，隐约的暗示诗旨。阮诗略形取神，诗旨的恍惚与缺少形象化的实与相联系。而阮籍之后的齐梁诗歌，致力于精确细致地再现景色物态，经历了一个“声色大开”的发展阶段。李商隐充分吸收了包括齐、梁在内的前代诗歌艺术成就，其诗“有声有色，有情有味” （何焯《义门读书记》），不像阮籍诗歌那样虚化玄奥。

     三、李商隐与李贺。李贺写诗开始走向幽奥隐微的途径，对李商隐有直接先导作用。但李贺僻性高才、一任主观，加以异于常人的思维和感知方式，不免显得奇诡。他逞笔写古诗，在出人意表的同时，“于章法每不大理会”（黎简《李长吉集评》），夹杂着生而未化的成分。李商隐虽有一部分古诗模仿李贺几至乱真，但更主要的是把幽奥隐微的情感，用律体的形式写出。精心结撰，才思绵密，既有沉郁之致，又精美妥贴。李贺个性极强，在失落中追求心理上的补偿，有很强的感官欲求。所写的物象，往往具有特别的硬度和锋芒。又多用颜色字，瑰丽炫目。李商隐则是虽美艳而又较少给人色彩刺激。比较两人诗中色彩字使用的次数和频率，很能看出双方的区别。李贺红、绿、青、紫四种颜色字使用的频率是李商隐的２．３倍，其中红、绿二色为３．３倍。可见一追求颜色刺激，一比较淡雅。如李商隐的《李花》：

     李径独来数，愁情相与悬。自明无月夜，强笑欲风天。减粉与园箨，分香沾渚莲。徐妃久已嫁，犹自玉为钿。

     对于李花洁白的容色无限神往，由李花颜色所连及的新竹的粉霜、池莲的花冠、徐妃的玉钿，皆为白色，构成富有风韵的洁白而迷茫的境界。这与李贺“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一类描写，很不相同。李商隐脱离了李贺的词诡调激，归于温润纯熟。

     四、李商隐与杜甫。李商隐优秀诗歌所达到的浑融境界，在艺术上可以和杜甫诗歌的浑成境界遥相呼应。李商隐推崇杜甫，不仅学杜甫的古体，更重视学杜甫的近体。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引）李商隐之通于杜甫，不仅得力于多方面学习，更在于其诗 “秾丽之中，时带沉郁”（施补华《岘佣说诗》）。李商隐跟杜甫一样，内心深处有一股郁结很深的沉潜之气，发而为诗，在情思的沉郁上十分相近。由于内在充实，通体完整，两人诗歌都达到了“浑”的境地。不同的是，杜甫较李商隐外向，诗思经常盘旋在社会江山朝市之间，诗境与社会与自然直接沟通。“篇终接混茫”，所接的是外部世界。李商隐转向内心，内在浩浩茫茫，无涯无际，扑朔迷离，也有一种浑沦之状。再加上李商隐的诗美，偏于幽美细腻，七律律法较杜甫更为规范细密，故其诗境没有回到杜甫及盛唐诗人那种与外部世界贴近的浑成，而归于跟无形无质的心理意绪更易相合的浑融，成为唐诗中达于浑化层次的一种新境界。

     李商隐的诗歌创作，给在盛唐和中唐已经有过充分发展的唐诗，以重大的推进，使其再次出现高峰：一、对心灵世界作出了前人未曾有过的深入开拓与表现。任何诗歌都这样那样地表现着心灵世界，李商隐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对心灵世界的丰富层次，它的变化的复杂奥妙，它的清晰的和不清晰的难以言说的领域，做了前所未有的细腻、传神的展示。围绕表现心灵世界，他在对于诗歌语言潜在能力的发掘，比兴象征手法和典故运用等方面，亦有许多独到的探索。二、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艺术表现的领域：非逻辑的、跳跃的意象组合；朦胧情思与朦胧境界的创造；把诗境虚化。这样的非写实的艺术表现手法，不仅极大地扩大了诗的容量，且亦留给读者以更大的联想空间。就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而言，在中国诗史上是空前的。三、在无题诗、咏史诗、咏物诗三种类型诗歌的发展上做出重要贡献。他所创写的无题诗，在诗歌中成为一种富有特色的新体式。他的咏史诗，情韵深长，善于突破“史”的拘限，真正进入“诗”的领域，将咏史诗的创作，往更具典型性、抒情性的境界推进。他的咏物诗，托物寄怀，表现诗人独特的境遇命运、人生体验和精神意绪，在物与我、形与神、情与理等类关系处理上做出了新贡献。四、在体裁方面，他的七律、七绝，深婉精丽，充分发挥了这两种诗体在抒写情感、表现心理方面的潜能。清代吴乔云：“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西昆发微序》）李商隐确实是继李白、杜甫、韩愈之后，再次为诗国开疆辟土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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