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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河畔的青春时光

已有 682 次阅读 2020-5-4 18:20 |个人分类:散文广场|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金水河畔的青春时光

 

籍利平

 

再过两年零三个月,就是我们这一批学员到金水河畔、到测绘学院报到40周年了。

同学们还没有筹备入学四十周年聚会的事宜。如果要选地点,我还是觉得在郑州的金水河畔为妙。这里毕竟是大家的第二故乡,同学们(奔赴全国各地、各军兵种)毕竟是从这里出发的。

人生如果是一道没有解析解的非线性微方程,那么这里无疑是方程的“第二个边界条件”;每个人的故乡,可以称之为其人生的“第一个边界条件”;第一个就业单位,可以称之为人生的“第三个边界条件”。不同的边界条件,即使是在大地测量的共同前提下,也是没有通解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路,很难说,哪一位的道路是笔直的、一帆风顺的、完美的。

三十八年即将过去,同期入学的,有些人官职比较高、有些人学问比较大、有些人腰包比较鼓、有些人还在职、有些人早就选择了退职(悠闲地度日)、有的人选择了入籍他国、有的人以身殉职。究竟,需要羡慕谁呢?要同情谁呢?我不太赞成,互相攀比。攀比,意思不大。

1982年入学的同批人员中,6465年出生的比例较高;6366年出生的比例较低。学校在河南,籍贯河南的自然比较多;生源地轮流,某一年的招生就显得比较集中。我所在的学员队,生源除了河南,还有河北(四分之一)、广东、广西、辽宁、福建、陕西等六个省份的。在六层高的学员楼宿舍里,最初和我住同一房间的同学,分别来自辽宁、福建、陕西。后来,宿舍调整为六个人一间,楼层也调整为三楼;同宿舍的就有了广西的。

有一回,我返回母校,赶上了暑假。整个宿舍楼空空荡荡,一个人影子都没看到。我看了看自己的旧宿舍,还特意到楼顶看了看。楼顶的石棉瓦,已经异常酥脆,踩上去竟然都“灰飞烟灭”,吓得我赶紧止步了。原先,天天在其树荫下排队的那棵核桃树,已经消失了。法国梧桐行道树旁边,多了一些标语牌和名师形象图。

我没有进教学楼,也进不图书馆,食堂焕然一新了、礼堂已经破破烂烂(准备拆了)。图书馆后面的空地,也就是礼堂前面的广场,四年里上映过不下二百场露天电影吧?那时候真好,每周至少放映一场电影。遇到五一、八一、十一、元旦等节日,还会加映。我的日记里记载过,某学期的国庆节期间,放了三场电影。

放映电影前,还会放一些幻灯片,主要内容都是发生在学院里的新闻。记得,19867月中旬,奔赴西北之前,电影放映前举行过一个仪式——发放纪念品。所有准备到艰苦地方去工作的“靴子”都戴着大红花领取了一只棕黄色的手提箱。棕黄色的手提箱,曾经为我装回来一箱子的信件(手稿和日记)——那是它奔赴边远地区五年之后的收获。可惜的是,那些信件,都没有保留下来。与这只小皮箱一起旅行到大西北的是一只红色大皮箱,它是参观郑州炮校后学到的新举措——每人买一箱子(对津贴费十几元的人来讲,36元是高消费;我的个人财政再次出现了赤字)放在储藏室,显得大气而又整齐划一。红色大皮箱,曾经陪同我远征内蒙古高原、晋西北高原。

在炮校参观时,看到一位学员的枕头包下面压了一封信(漏出来了开头),是写给《解放军报》“尊敬的谢顾问”的。我当时还没有勇气向“军报”投稿,哪怕仅仅是读者来信;只敢给郑州的《百花园》、北京的《丑小鸭》等投稿。投稿也不讲究,没有用方格稿纸,就在廉价的白纸上写了起来。

好像只收到过《丑小鸭》的退稿。这篇描写故乡“东坡地暴雨”的短文,并不是先写在日记本里,然后誊抄到白纸上的。因此,没有留下底稿。留下底稿的,是一些广播稿。篇幅都不长,每篇不过两三百、四五百字。广播稿多数是写在废旧地图背面的。测绘学院的演草纸,多半是废旧地图。旧地图中,有些还是俄文版的。充当日记封底的少数老地图,被保留了下来,其中一张有蓝里岛(一个发生过二战故事的岛屿)。留下底稿的,还有一些短散文(诗)、短影评、短篇小说;都是在楼道里昏暗的灯光下,左手举本、右手执笔写的,字迹潦草。有一本实习日记,是写在哥哥给我的信纸上的;少数内容,记录在三角点投影用纸上。1991年烧毁信件的火,为这本日记留下了烧焦的印记。

在大二、大三期间写的广播稿,多数都由学院播音室采用了。一些看似“不着边际”的设想,竟然也被播送了,比如向“某某”师兄学习,比如“跑回老家去”(晨跑累计达到故乡与学院的距离)。给广播室投稿近百次,都是从门缝里塞进去,一次播音员有没有见过。真所谓——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听到播音员播送自己的广播稿,自然是心情愉悦的;(这样的心情,在西北、在北京都重现过)记得,周末点名,队长偶尔会批评一个区队长,大意是说他不尽心尽力管学员,自己老跑出去约会,回来还比较晚。那时候,不知道这个区队长喜欢上的就是广播室的播音员。毕业29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档子事——区队长结婚、转业后去了播音员的老家信阳。这也是一段爱情佳话吧。

同期入学的两个班,都是四十个男生,相对来讲,这个区队长所管的区队,学员们性格比较活跃的要多一些;我所在的区队,学员们“守规矩”的多一些;我当然是其中更“规矩”的一个,从来没有不假外出、没有不携带出入证外出,更没有隔着栅栏传递过出入证。这种一证二用的法子,我还是从队长点名、批评别人的讲话里面知道的。那时候,假日外出比例控制比较严格,不过30%。队长变相普及提高出入证使用率的方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周日外出,去劳动市场的可能性比较大,市场距离学院很近。那里有新华书店。我的藏书中盖了“郑州”章的多半来自劳动市场。买过《大学生》杂志,买过《丑小鸭》,买过一本少数民族的史诗、还买过某文学丛书中的三本,分别写的是司马迁、陶渊明和吴敬梓。有的青春诗集和传记,买回来以后,传来传去就下落不明了。

金水河,成了学院教学区和家属区的天然分界线。去劳动市场,就得过金水河。如果不去劳动市场,去二七塔附近、往东走,自然是坐六路公交车比较方便。六路特意为测绘学院设了一站(在教室里,可以听到报站声)。

在校期间,并没有觉得校园有多小、还缺了一角(东南角是一家地理研究所)——独自逛校园的时候不多(我曾经在一篇习作中用几页纸描写过,一位文书兼枪械员依次走过学院宿舍楼、大操场西侧的法国梧桐树、路旁的冬青树、小操场和图书馆等)。集体活动的比率最高,上课、课间操、就餐、锻炼身体等都是统一行动(行进中,经常伴随着歌声);老兵复员期间,警通连的执勤人员不足,学员们就会被派到各个门岗去。我日记里记载了一些“站岗的故事”(有误岗的),一起值班频次较高的是一位程姓同学。我觉得处理站岗遇见的人和事情时,人家比我老练(后来,他因为酒量好得到过一个酒大校的美称;现在琢磨美食与易经)。

读书期间,一是意识不到、二而是条件不具备;在校园里拍照的机会不多,洗出来黑白照片的时候,就更少了。在学院办公楼前除了毕业前的大合影,只留下了一张单人制服照——1985年换新式服装时拍的;再有,就是毕业毕业二十年后,在教学楼的天台上的那次留影——我把它用作了科学网的博客照。至今还比较遗憾的是,我写信给学院宣传处的余干事索取照片(底片)时,已经太晚了(答复是:底片太多,翻不出来了)。我想要的是,幻灯片的底片。大学期间,仅有的一次上“幻灯片”是我和马同学“学毛选”的补拍照片。那年,我让担任小学教师的舅舅寄来毛选的事情,不知让谁传到了新闻干事耳朵里,他就在下课后来宿舍为我俩拍照了。马同学学习非常棒,平均成绩是全班第一,他按选择了留校——图书馆。马同学的枪法也非常好,第一次用半自动步枪,五发子弹成绩是五十环。

有位秀才写了广播稿,题目是《百发百中》,表扬的就是马同学。

金水河畔的青春时光,可以书写的话题不少,今天就此止笔吧。

 (北京海淀凉水河畔,20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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