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书记

                      籍利平 

    到清河大楼己测上班的前两年，只要不出野外，我就喜欢去海淀图书馆。图书、期刊都借过。

    1982年创刊的《昆仑》是1997年才停办的。她自创刊以来，推出了不少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的作品。1992到1993年，它还很活跃，经常刊登一些军事题材的优秀中篇小说。大学刚毕业的第一周的所有夜晚，我几乎都是在基地招待所里为心目中的“昆仑”山写稿。

    我的第三次投稿得到了退稿信，此信我一直收藏着。但我不知道，第二次投稿时，被列入了“山外山”预备队。“山外山”栏目主要发处女作，多数还配发评论。我被列入了“兰州军区”的序列。这是不奇怪的，当时投稿写部队代号，从地址上看就是兰州军区的。我从海淀区图书馆借来的1992年的《昆仑》看到自己了自己的名字。高兴了半天，特意告诉了一个同学，同学对它不感兴趣，觉得我浪费了他钻研业务的时间，没待几分钟就上楼去了。我扫兴了，竟然没有把那个标志自己“文学潜力”的名单复制下来。后来，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它。

    我曾经为一个《昆仑》编辑千里追作者的故事感动过。（可以延伸：我和《昆仑》的小故事。）

我也曾经因为发现一位大作者、专家的失误，向报社反馈过——情况是，这个作者把影响很大的《高山下的花环》的首发期刊，写成了《昆仑》。实际上，应该是《十月》。《十月》也是我喜欢的期刊，虽然刊登的军事题材小说没有《昆仑》那样集中，可是李存葆的这篇，的确是《十月》首发的。这也不影响，我对两本期刊的热爱。《十月》在报刊亭里容易买到，《昆仑》需要跑到北太平庄附近的亭子里买。

海淀区图书馆里也有少量的测量专业书，和北京图书馆比起来，海图的测量书籍要少多了，当时我主要借阅的还是闲书。

有次，刚借了书没有几天，就得到命令——去南方作业，书就没有来得及换。我想起来时，已经超过了期限。我只好打电话委托战友帮我还了。

后来，战友报道说，很不幸被罚款一毛多（超期一天，罚款一分）呢，回来的路上自行车还出了故障。因为关系不错，那一毛多我就一直欠着他的啦（如果还，肯定挨骂）。超期借阅图书的事情，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钱不多，被罚很尴尬的。

1993年，我们都刚到北京不久，曾经一起骑车，游览过清河附近的风景，也曾经一起去登八达岭长城。当然，更多的是一起去海图借书。

现在回忆起来，那是非常惬意的一段日子。星期日的上午，到食堂里吃过早饭，我们就骑车去图书馆。我们有时会沿着铁路走一小段，有时会沿着清河的北岸走一阵子，有时又会骑行在北京体育学院菜地旁边的土路。路旁的槐树林，是我们回来时歇脚的地方。路过菜地时，我们也会和菜农聊天。海图到我们的营房十余华里，边走边聊，四十多分钟就到了。

有时候，借书和还书之短途旅行，会被购物代替。这样的插曲不多，只有那么几次——我们一起进入了体育学院里的商场。那里的运动衣花样多、号码齐全，我们只要进去就会有收获。我非常喜欢的一件深蓝色运动衣，就是在那里买的。我穿着它，到过内蒙，到过《北京晨报》——参加《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读者见面会，斗胆向刘恒提了一个幼稚的问题。

结婚以后的头四年，去图书馆的时候少多了。

儿子上幼儿园之后，我逐渐恢复了“借读”生活。

书的来源，改成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测量专业书，要比海淀区图书馆远多几倍。

即将转业的那年初夏，我坐公交车去北京图书馆还书。车厢里冷冷清清，算上司机和售票员也不到十个人。到了图书馆门口，看见了一份告示——大意是要对馆藏图书进行消毒处理，不再进行借书和还书业务，还书可以在两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非典平息下去了，我归还了旧书，却没有再借新书。

有人说，只有借来的书才会认真读。我觉得即使是买来的书，也未必都认真读了。像我这种三分钟热度的人，书多半是在图书馆的书架旁边、在借书或者换书的路上阅读的。

借期一个月，看起来很长，我往往是第一周和最后一周才认真阅读。有些博士论文，我就是在北图复印后保留下来的。复印费很贵，而且不允许全文复印，我多数情况下是仅仅复印封面、目录和参考文献。

极端的例子是，我从航天桥附近的图书馆（比北图还远）里借过好几本资料，到最后一周几乎都没有看。后来，我想了个偷懒的办法，借来的资料，挑喜欢的复制下来。如此，多年下来，我积累了一些资料。为日后的写作，提供了便利。

我曾经为认识不久的女友借书，当时她在做通信工作，业余学习英语。我给她借到了英文版的卫星通信资料。现在回顾起来，竟然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本绿色封面的借书证，我还保留着，它记载了我的资料借阅目录，是一段美好历史的见证。

借书时的一个惊喜是，居然在航天桥附近那个图书馆遇见了大学同学。蓝同学大学毕业后留在了（郑州）学院图书馆，是个耐心做学问的人。航天桥附近的部队图书馆，有些内部资料。老同学是特意从郑州到北京来搜集资料的。

那次，是非常奇怪的，我居然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资料。老同学的收获丰满，两人的反差很大。

从清河的小营西路，沿着西三环，伸到了公主坟旁边的“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在那里，我看到了部分同学的硕士论文。我是1980年代毕业的本科生，没有读过全日制的研究生。小方向和我接近的，就进行了部分复制，或者做了笔记。我发现，自己的借书之手越伸越长了。从海淀区的北侧，逐渐伸到了海淀区的西南角。

公主坟附近的图书馆，还不是最远的。最远的是位于北太平路16号的图书馆。到16号无法借书，只能阅读和复制资料。

此时，我已经发表了技术文章。当我提出请假查阅文献时，单位业务领导就派了一个年轻人（孕妇）和我一起去，一是认路、而是让她也有学习机会。

也许她来16号的次数不多，可是专业她潜力足、外语好。这个读者很争气，在和我合作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不久她就考入了母校读研。面试前，她突然来电话问起一个共同使用过的英文单词（某兵种的英文名称），我当时却思维短路，想不起来怎么拼写了。可惜她来电话时，我手头没有词典，当时网络也不发达，我爱莫能助。幸好，这个小问题没有影响到她面试的结果。后来，我翻看合作发表的文章，总结了这个单词的汉语拆开后的意义是“艺术病了”。

戏剧性的结果是——若干年后，北太平路16号成了我上班的地方。虽然离开原单位的过程是痛苦的，时间是漫长的（跨越了两个千年——1999至2003），可是看到陌生而又熟悉的门牌号，我不禁激动起来。从小营西路31号服役改到北太平路16号上班，用了十年。这是我第一次到16号借书的时候预料不到的。

北太平路16号，我的心目中原先在就是测绘资料最齐全的图书馆所在地；后来，成为我工作了十年的地方，直到我离开那座办公楼，到现在的办公楼报到。

                        2016-07-14  写于北京海淀

            2017-07-15 改于北京朝阳（雷电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