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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物理(5) --抗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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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来自任有恒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整理的“交大物理系史”，这部分内容原封不动的收入了“上海交大百年物理”一书。我对原文做了个别文字修改，删去了一些内容，对个别资料做了校对。 感谢任有恒先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比较完整的史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交大师生一再要求内迁，转入后方以安定教学，始终被国民党当局所拒绝。 当局看到交大地临租界，容易隐蔽，于是下令阻止内迁，由学校自行“应变”，解决开学问题。
1937年10月，交大行政机构着手将图书档案“迁过”华山路（交大校门对面，马路东侧即为法租界）进入旧法租界，教室租用原震旦大学红楼（现交大医学院主楼）及绍兴路４５号中华学艺社，苟安一时。物理系的仪器、设备迁至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中国科学社的明复图书馆，化学系借用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的文华墨厂，机械、电机、土木各系的机电设备由各系自行安排，整个交大拆得七零八落，分散上课和实验，如此者八年之久。部分图书、设备、家具等未及搬迁者全部散失。
徐家汇校舍于同年11月30日为日军占领，校内房屋被日本同文书院所占用，未完成而正在建筑的科学馆竟沦为日军养马之厩。
1937年6月，国民党政府要将交大划归教育部管辖，并与其他大学合并。全校师生群起而反对。反对的理由是：
(1). 交大建校悠久，成绩卓著，各系科的培养目标是对国家培养工程、管理和科技人才，毕业后都服务于全国各交通部门，历史可以证明这些有用之人都是企事和机关中的骨干，起着中坚作用。交大归属于邮传、交通和铁道等部，迄今已有４０余年，似不宜与铁道部脱离直属关系而改隶他部。
(2).交大毕业生进入社会后，一向由铁道部安排工作，供求双方极为协调。学生平日所学皆能各展所长，用其所学，决无改行、失业之苦。在学读书和就业工作都极为安心。今若改属他部，学用都将时刻悬心，难于稳定，对教学效果将有极大影响。
(3). 交通大学的经费，一向由铁道部支拨。铁道部对交大亦关怀备至，举凡职工经费、教学经费以及基建经费等都能满足交大要求。交大师生寒暑假中乘火车回家能得半价优待，对铁道部的这种优待颇为满意。
(4). 交大各系教师大半都有数十年教学经验，其教学系统亦各有专长，与他校不相符合。例如交大的工科着重机、电，多为英、美制度，与同济的德国制度有不少差异；管理学院中铁道、公路、实业和财务部门又和普通商科不同，其势无法合并。
当时的复旦大学仅有数理系，和交大的规模势难相比，勉强合并必将两败俱伤。
虽有种种不合并的理由和各方校友的呼吁支援，而国民党教育部坚持己见，于1938年8月1日（此时已经抗战开始）下令将交大改为“国立交通大学”，并将交大移归教育部直辖，经费仍由铁道部供应。同时，将科学学院改为理学院；土木、机械、电机改称为系，合组成为工学院；管理学院名称暂时不变。改称后的理学院院长由裘维裕担任，工学院院长由所属三系系主任轮流担任，管理学院院长由钟伟成担任，校一级领导机构亦有所调整，其他则一仍其旧。在八年抗战中，全校在沦陷区的上海，坚持办学传统，保留交大一脉，并保存部分图书、仪器，全校师生艰苦奋斗，与日伪政权虚与委蛇，做出不少贡献。为避免日伪势力接管，曾将交大校名改为南洋大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租界。1942年8月汪伪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交大，改校名为“国立交通大学”。此时不少师生员工愤而离校。如：校长黎照寰辞去校长职务，离校；管理学院院长钟伟成、理学院院长裘维裕、教授周铭等都离校自谋出路；土木系主任李谦若、机械系主任胡端行等有职务领导及不少知名教授等也都纷纷他去；无行政职务和不出名教师为了保存实力，保护物资及维持教学等原因暂时隐蔽下来，以待时机。汪伪教育部名义上接收了交通大学，实际上深知人心未得，对学校中的行政、教学、人事等均未干预，除派一赵姓“专员”驻校外，别无干扰。数学系的顾澄教授出任汪伪教育部“督学”，暗中亦有些周旋，但在这抗战的后半期，交大是在忍辱残喘之中度日。
1942年至1945年中，张廷金教授（原电机系主任），受教授会委托、黎校长指派和重庆政府陈立夫的默许出面主持校务。
在抗战八年中，学校的校舍、经费都有所紧缩，基本上谈不到发展，但在教学上仍尽力维持老交大传统，学生学习也能保持良好学风，生活尚能严肃朴素。教师生活比较艰苦，一般教师不得不在校外兼职兼课，以维持生计。多数教师都保持“晚节”，等待“天明”。
抗战八年之间上海的交通大学学生分散上课，物理系教职工亦减缩至最少人数，仅十余人而已。
1939年国民党政权曾下令：学校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同时学校处在日军“包围”之中；法租界当局亦告诫：切勿生事。由于这三重压迫之下，校中师生的一切政治活动都转入地下，隐蔽起来。地下党领导执行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每年都有毕业生，也每年都招新生入学，师生都心照不宣，埋头教学。学校当局希望同学不谈政治，免生事端。也有少数学生寄宿（宿舍在今之绍兴路４５号），管理比较松弛，放任自由。在这一段时期中，也未发生重大事故。
1940年8月，国民党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交通大学分校（定名为国立交通大学重庆分校），全校教职员仅20余人，其中有交大校友，但不过数人而已。这是因为上海交大未曾内迁，之所以另设一个交大重庆分校，为求以广视听。曾任命徐名材（原上海交大化学系主任）为主任。1942年徐即辞去主任之职，改由吴保丰（1921年毕业的交大校友，抗战胜利后曾任交大校长，）为主任，建校于重庆小龙坎，开始时仅有电机、机械各一个班，有普通物理课程但无物理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庆交大始终未成立物理系，亦无物理系学生。
这一时期物理系的毕业生情况如下：
１９３７年毕业：萧立坤、 蔡驹、 朱规兰、 留润州、 陈拔兖（肄）、 邱德荣（肄）
１９３８年毕业：李延龄、 于延康、 李春芝
１９３９年毕业：钱家骐、 杨彩、 谭振声、 冯明
１９４０年毕业：沈立铭、 黄礼镇
１９４１年毕业：郁青田、 陈铁云、 徐质
１９４２年毕业：凌群宝、 汪维钧、 袁宝月、 袁宝桂
１９４３年毕业：于怡元（肄）
１９４４年毕业：卞祖芬、 汪玉芝
１９４５年毕业：许槑(mei)、 钱玄
参考文献：
1， 上海交大百年物理，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2， 上海交通大学校友网， http://www.sjtu.org/sjtuaa/index.php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402-2209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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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交大师生一再要求内迁，转入后方以安定教学，始终被国民党当局所拒绝。 当局看到交大地临租界，容易隐蔽，于是下令阻止内迁，由学校自行“应变”，解决开学问题。
1937年10月，交大行政机构着手将图书档案“迁过”华山路（交大校门对面，马路东侧即为法租界）进入旧法租界，教室租用原震旦大学红楼（现交大医学院主楼）及绍兴路４５号中华学艺社，苟安一时。物理系的仪器、设备迁至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中国科学社的明复图书馆，化学系借用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的文华墨厂，机械、电机、土木各系的机电设备由各系自行安排，整个交大拆得七零八落，分散上课和实验，如此者八年之久。部分图书、设备、家具等未及搬迁者全部散失。
徐家汇校舍于同年11月30日为日军占领，校内房屋被日本同文书院所占用，未完成而正在建筑的科学馆竟沦为日军养马之厩。
1937年6月，国民党政府要将交大划归教育部管辖，并与其他大学合并。全校师生群起而反对。反对的理由是：
(1). 交大建校悠久，成绩卓著，各系科的培养目标是对国家培养工程、管理和科技人才，毕业后都服务于全国各交通部门，历史可以证明这些有用之人都是企事和机关中的骨干，起着中坚作用。交大归属于邮传、交通和铁道等部，迄今已有４０余年，似不宜与铁道部脱离直属关系而改隶他部。
(2).交大毕业生进入社会后，一向由铁道部安排工作，供求双方极为协调。学生平日所学皆能各展所长，用其所学，决无改行、失业之苦。在学读书和就业工作都极为安心。今若改属他部，学用都将时刻悬心，难于稳定，对教学效果将有极大影响。
(3). 交通大学的经费，一向由铁道部支拨。铁道部对交大亦关怀备至，举凡职工经费、教学经费以及基建经费等都能满足交大要求。交大师生寒暑假中乘火车回家能得半价优待，对铁道部的这种优待颇为满意。
(4). 交大各系教师大半都有数十年教学经验，其教学系统亦各有专长，与他校不相符合。例如交大的工科着重机、电，多为英、美制度，与同济的德国制度有不少差异；管理学院中铁道、公路、实业和财务部门又和普通商科不同，其势无法合并。
当时的复旦大学仅有数理系，和交大的规模势难相比，勉强合并必将两败俱伤。
虽有种种不合并的理由和各方校友的呼吁支援，而国民党教育部坚持己见，于1938年8月1日（此时已经抗战开始）下令将交大改为“国立交通大学”，并将交大移归教育部直辖，经费仍由铁道部供应。同时，将科学学院改为理学院；土木、机械、电机改称为系，合组成为工学院；管理学院名称暂时不变。改称后的理学院院长由裘维裕担任，工学院院长由所属三系系主任轮流担任，管理学院院长由钟伟成担任，校一级领导机构亦有所调整，其他则一仍其旧。在八年抗战中，全校在沦陷区的上海，坚持办学传统，保留交大一脉，并保存部分图书、仪器，全校师生艰苦奋斗，与日伪政权虚与委蛇，做出不少贡献。为避免日伪势力接管，曾将交大校名改为南洋大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租界。1942年8月汪伪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交大，改校名为“国立交通大学”。此时不少师生员工愤而离校。如：校长黎照寰辞去校长职务，离校；管理学院院长钟伟成、理学院院长裘维裕、教授周铭等都离校自谋出路；土木系主任李谦若、机械系主任胡端行等有职务领导及不少知名教授等也都纷纷他去；无行政职务和不出名教师为了保存实力，保护物资及维持教学等原因暂时隐蔽下来，以待时机。汪伪教育部名义上接收了交通大学，实际上深知人心未得，对学校中的行政、教学、人事等均未干预，除派一赵姓“专员”驻校外，别无干扰。数学系的顾澄教授出任汪伪教育部“督学”，暗中亦有些周旋，但在这抗战的后半期，交大是在忍辱残喘之中度日。
1942年至1945年中，张廷金教授（原电机系主任），受教授会委托、黎校长指派和重庆政府陈立夫的默许出面主持校务。
在抗战八年中，学校的校舍、经费都有所紧缩，基本上谈不到发展，但在教学上仍尽力维持老交大传统，学生学习也能保持良好学风，生活尚能严肃朴素。教师生活比较艰苦，一般教师不得不在校外兼职兼课，以维持生计。多数教师都保持“晚节”，等待“天明”。
抗战八年之间上海的交通大学学生分散上课，物理系教职工亦减缩至最少人数，仅十余人而已。
1939年国民党政权曾下令：学校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同时学校处在日军“包围”之中；法租界当局亦告诫：切勿生事。由于这三重压迫之下，校中师生的一切政治活动都转入地下，隐蔽起来。地下党领导执行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每年都有毕业生，也每年都招新生入学，师生都心照不宣，埋头教学。学校当局希望同学不谈政治，免生事端。也有少数学生寄宿（宿舍在今之绍兴路４５号），管理比较松弛，放任自由。在这一段时期中，也未发生重大事故。
1940年8月，国民党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交通大学分校（定名为国立交通大学重庆分校），全校教职员仅20余人，其中有交大校友，但不过数人而已。这是因为上海交大未曾内迁，之所以另设一个交大重庆分校，为求以广视听。曾任命徐名材（原上海交大化学系主任）为主任。1942年徐即辞去主任之职，改由吴保丰（1921年毕业的交大校友，抗战胜利后曾任交大校长，）为主任，建校于重庆小龙坎，开始时仅有电机、机械各一个班，有普通物理课程但无物理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庆交大始终未成立物理系，亦无物理系学生。
这一时期物理系的毕业生情况如下：
１９３７年毕业：萧立坤、 蔡驹、 朱规兰、 留润州、 陈拔兖（肄）、 邱德荣（肄）
１９３８年毕业：李延龄、 于延康、 李春芝
１９３９年毕业：钱家骐、 杨彩、 谭振声、 冯明
１９４０年毕业：沈立铭、 黄礼镇
１９４１年毕业：郁青田、 陈铁云、 徐质
１９４２年毕业：凌群宝、 汪维钧、 袁宝月、 袁宝桂
１９４３年毕业：于怡元（肄）
１９４４年毕业：卞祖芬、 汪玉芝
１９４５年毕业：许槑(mei)、 钱玄
参考文献：
1， 上海交大百年物理，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2， 上海交通大学校友网， http://www.sjtu.org/sjtuaa/index.php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402-2209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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