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29日中午，我在丹麦哥本哈根的火车站等车，旁边一位丹麦人不时看着我。开始我还以为是“非典”的原因，没想到他却向我走来，主动用英语打招呼。交谈中，他说自己毕业于丹麦理工大学，读书时有一位中国同学，后来成了中国北方一所大学的校长，问我是否知道。我想他说的一定是大连理工大学的程耿东校长，忙说知道。可就在这时，火车来了，我只好赶快说再见，分手上了火车。

火车驶向德国汉堡。偌大的一节一等车厢，紧挨着火车头，居然只有我和一位老者。望着两边闪过的绿野田舍，我想世界真是小。回想二十多年前国内有关程耿东博士丹麦学成回国的许多报导，再想到年初去大连理工的参观和座谈，想着与钱老师、钟老师、程校长和其它师生的见面，想着想着，心里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仔细一想，原来是想起了自己所欠大连理工同学的“文债”。也好，空荡的车厢，孤独的旅程，正是“还债”的绝好时机和地方。

年初参观大连理工，并被聘为兼职教授。仪式之后，曾与王伟教授主持的控制信息研究所和相关院系的一些师生进行座谈。其中一位研究生提了两个问题，也正是近年来自己一直在想的并认为是十分普遍现实的问题。除了当时的即席回答，我曾答应以文章的形式进一步讨论。这里回答的就是学生的第一个问题：大意是对于手头上的研究课题，觉得该做的别人都做了，“无处可寻”更好的结果；而且由于种种原因确定的题目不喜欢但又不好换，甚至对整个领域也没有多大的信心，有“无路可走”的感觉。学生的第二个问题，我以后会在《痛苦的幸福选择》一文中讨论。

大连理工是以结构的计算和优化而闻名于世的，所以我就借用优化理论的概念来分析学生的问题。在优化理论中，最优解是什么，完全取决于优化的指标和解的搜索空间。二者一旦确定，首先要解决的是指定的搜索空间里，最优解是否存在和唯一；其次是采用的求解方法是否能够找到最优解；如果能找到，代价如何，比如需要多少计算量或多长时间等等。

无处可寻的感觉是自然且正常的，是指有路可走但找不到自己要的东西。用优化的语言，无处可寻其实就是寻找不到更新的最优解或次优解。这时必须首先明确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别人已经找到了，第二种是从来没有人找到过。如果最优解已经找到了，且是唯一的，你能做的最多是完善一下求解过程，改进求解的效率。这当然可以加强你的基础，但要注意此时过程往往重于结果。要想有所突破，你就必须变化求解的空间甚至重新定义优化指标，这也是你在第二种情况下的一种可能的选择。在第二种情况下的另一种选择就是苦干下去，直到在别人的前面找到为止。当然这一定要以最优解存在为前提，不过这样一来，就不能说是“无处可寻”了。

所以，如果不改优化指标，唯一的选择是改变求解空间。这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传统渐进的，就像导师总是告诉你多看书、多读文献一样，其实就是增加知识、扩大求解空间而已；另一种是非传统跳跃式的，干脆换一个全新的求解空间。我曾以“果园”的故事向自己的学生说明这种方法：索性放弃已知的果园，去其它地方寻找新的果园。旧的果园已被许多人摘过，为了找到一个果子，哪怕再小，你都得爬到果树上，东摸西看，最后可能还是空手而归。如果你能再找到一个新的果园，很可能只要在园子里走一趟，就会顺手采到又大又实的果子，满载而归。这时你千万不要忘记共享，不要独占果园，应当让别人也有得到果实的机会。果园其实就是你的学术搜索空间或“领地”，共享就是不要做“学霸”，应当让别人也进入你的研究领域并能够享受成果。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在最薄的地方钻一片洞的做法吗？是科技投机的行为。对此我不这样看，但我尊重你的爱因斯坦式的想法，以及坚守旧果园的意志和毅力。不过凡事有度，千万不要成为整天寻找果园但总带不来果实的人。

在你寻找新的果园的过程中，你必须忍受一时没有果实甚至连树叶影子都不见的挫折感和痛苦感。其实这正反映了优化理论中“步步最优，结果不优”的原理。在优化理论中，这个原理是以概率为“1”成立，也就是说虽有例外，但几乎总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当你每一步的选择都感觉好，没有吃亏，没有身体和精神上的磨炼时，十步之后，百步之后，你差不多肯定会落在后面，不再“最优”了。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孟子要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

至于“无路可走”的感觉，我想多半是不自然或者是一种心理上的病态。我不是心理医生，对此无能为力。这时改进求解方法，变化求解空间都不灵了，剩下的只有改变优化指标，其实就是改变观念。做学问时，没有门可走，应该想到有窗可跳，没有窗时就得想哪里有个洞；先在观念上突破，然后再钻出个具体的洞，闯出一条新路。但是改变观念是一件大事，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轻易不要这样做。古人有云：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要做，必须得有相应的“革命化”结果来支持才行，否则就是胡来了。

如果观念或概念上无法突破，还是“无路可走”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不管车到山前有没有路，就是无路可走也得走，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生活。否则，你只能投降，你只能认输。

其实，“投降认输”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回到大连理工同学的问题上，这就是换导师，变专业，转学，甚至到一个新的学校重新开始。但目前这似乎还只是在欧美国家的现实，我们的传统文化，现有体制，再加上有时候可能涉及的学生、导师、学校方方面面的“面子”问题，使得这种“投降认输”的作法难以实施。许多时候，我们只能在“无路可走”的死结中挣扎、浪费或消失。

当代著名的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在《One Art》一诗中写道：“The art of losing isn’t hard to master”。也许对西方人士是这样，可对于我们中国人，我个人的感觉是“失去”或“认输”的艺术太难以接受，更不用说“master”了。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可能是“参赛”资格的问题。在欧美，换导师、专业或学校，对学生、导师和学校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影响大家重新按规则继续“玩游戏”。但在中国，传统的意识和现行的体制，可能会使学生、导师，甚至学校都失去了重新参加“游戏”的资格，因此大家都太把“参赛”资格、“投降认输”当回事，毕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再加上“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的胜者“姿态”，“鱼死网破”的输者“风范”，还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传统教诲，这一切都使我们难以master“投降认输”的艺术。尽管许多人“伪装认输”掌握得不错，其结果往往使矛盾不断激化并愈演愈烈。不过自信在有生之年，一定能够看到赢者光彩，输者洒脱的局面，当然最好是能有苏东坡下棋时的“胜固欣然败亦喜”境地。

归根结底，“何处可寻”、“何路可走”还是存在于自己的脑海和行动之中。

本文发表于2003年8月13日《科学时报》观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