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和随想

 

 

日前开会，同事提起最近有人认为科学殿堂里的工作语言只有英语，说我在国外时间长，问对此有何看法。听后我没有立即回答，因为不知说此话时的背景为何。但后来还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说理想，科学里没有殿堂，因为有了殿堂就很难工作，也就没有什么工作语言了。科学只要有工作就行了，任何语言都可以是科学工作的一部分。然而，现实却是：如果不精英语，从事科研将遇到许多麻烦， 交流就更困难了。我还讲了二十多年前自己的一些与此相关的经历，或许有助于考虑这个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在浙大工作学习，有一次国际有限元研究权威、英国教授辛克威基的一位高足来访，我参与接待。这位年轻的学者十分自信，还带着几分傲气。在与学生交谈时，有人问他“在华几天了”，“能否听懂一点中文”，他说：不能。再问他“想不想学一点中文”，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一生只需要二种语言，社会生活的语言是英语，科学工作的语言是Fortran，现在唯一要学习的是Fortran的下一个新版本。他的话语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时我正给力学系学生上计算机语言课程，讲的正是Fortran，当我把他的话转述给学生时，内心的感受十分复杂。后来得知：他本人是南美的白人，母语是西班牙语。

 

之后赴美学习工作，进了电机和计算机与系统工程系，但课程多数选在计算机科学系。离开了力学，才发现研究计算机的学者很少或几乎不用Fortran，只好在很短的时间里，猛补PASCAL，C，LISP，Prolog等语言，后来又学了C++。不过，交流的确离不开英语，加上自己大学二年学了日文，研究生外语学了德文，英语基础却差，所以初到美国时遇到很多困难。第一次做Homework，竟因不知wrt为何意而无法下手。印象最深的是当自己试图与有些资深华裔美国教授讲中文时，不是告我这是美国的学校，不宜讲中文，就是干脆说他们自己根本就不会讲Mandarin。二十多年后，当我再次与其中的一些老师相聚于北京时，发现他们的中文讲得不错，也主动在美国同事面前讲中文。吃惊的是自己当时心里对此反应的平静，根本没有对他们也会讲中文感到“愤然”，反而觉得过去不讲是对的，现在讲了更是对的。

 

八十年代末，我开始给学生上《Robotics and Automation》课，起先是针对工业界在职生的远程教学，后来是学校课堂上的Lectures，这才真正地发现英语是道难关，四年的英语学习根本不够。特别是由于自己讲课不愿照本宣科，所以最初只好将内容基本背好。上课时，一直讲下去自然没问题，然而一旦学生提出问题打断我的思路，后面的内容有时就只好随机发挥了。庆幸专业好是“硬道理”，还没有发生过挂堂下不了台的事情。当时，发音不准学生听不懂是最大的问题，其实我中文音都发不好，别说英文了，无奈只好专门登广告聘了一个英文Tutor。一年之后，终于学会了“th”的发声，舌尖要贴在上齿边诸类。后来我有了一个新加坡学生，总是把“three”发成“shi rui”，我就不断告诉他要把舌尖顶在上齿，要“touch”，但他总是“shi rui”，我只好放弃。多年后去新加坡访问，发现整个狮城差不多都在“shi rui”，这才意识到不但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还应该有其他英语，包括新加坡英语，这或许也是“人权”或者至少是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吧。

 

在美教书久了，发音也改不动了，逐渐地觉得中国英文（Chinese English，不是Chinglish）也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这样活得能更加轻松些。虚的意识可以产生实的价值，不是吗？每次开学上课前，我首先“理直气壮”地告诉学生：你们正值全球经济全球人才的全球化之中，必须学会与母语为非英语的人士打交道；在这门课上，你们将“Buy one, Get one（买一赠一）”，不但学习专业知识，也能练习如何听懂一个中国人讲英语。如果不懂，必须问，我不接收听不懂我讲话而没学好的借口。一顿“恐吓”之后，还真有效果，至少上课提问的多了，下课告状的少了。有时我还给同学们介绍诸如“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的激励，“Give You Some Colors See See”的警告，等等一些“美中不足，America China not Enough” 的“正版”中国英文，唤醒几个打盹的。学期结束时学生给老师打分写评语，几次曾得到几乎满分和诸如“Dr. Wang is one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professors I’ve ever had! I learned a lot from the project, especially using Matlab”、“I was treated with respect and my opinions were welcomed. I also learned an exceptional amount, and did not have the pressure of needing to do well on tests. Dr. Wang is extremely intelligent and a very good instructor”、“Philosophical nature, stretched my imagination and insight, great sense of humor, very interesting”等令自己“陶醉”的评语，至今依然原件保存。可惜后来事情越来越多，那样悠闲而一丝不苟地教书的日子就再也没有了。

 

上面都是过去与语言学习相关的杂忆，回到科学工作语言的问题，查知是鲁白先生的观点而引起的讨论。就目前的现状，我同感当前我们必须学好英语，用好英文，必须面对国际上“在科学殿堂，工作语言就是英语”的现实。我个人认为，去年我国WAPI标准竞争国际标准失利，还有我国学者较少在国际学术组织中发挥应有或更大的作用，都与目前我们科研工作者的整体英文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我们也必须动态地、全面地去认识这一问题，以免走向极端。翻开科学的发展史，你会发现其工作语言曾是希腊语、拉丁语甚至法语、德语等等，中间还会有“局部”反复。比如我读硕士期间学德文，就是因为导师王仁东教授认为相关研究资料最好的基本是德文著作，可他本人是留美的。但无论如何，将来必然有一天，一定是“在科学殿堂，工作语言曾经是英语”。今天承认“工作语言就是英语”，正是为了明天“在科学殿堂，工作语言就是中文”，而且这话是由外人心里想的口中说的。搞不好那时外人会比国人走得更远，讲起“充分条件”时，会说：有之必然，无之不必不然（此话为西交大一位数学老教授讲课用语，五十多年后，他的一位已成为院士的高足对此仍然津津乐道）；而“iff”则曰：有之必立，立之必有也。看看，科学上多对称、文学上多韵美；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地推断：工作语言一旦变成中文，凭空就会把科技文字的GDP翻它好几个跟头，天下皆乐之。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必须培育一支以中文为“工作语言”的强大科研队伍和更完整有效的中文科研支持 Infrastructure。为此，我并不反对有时在国内的国际会议上讲中文，尤其是与会的大多数人都讲中文，甚至还有相当部分听不懂英文的时候。我们既然不能剥夺这些人参与国际会议的权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开一个不能交流的英文国际会议，还不如使其实际化实用化，也就是允许使用中文。数月前在国内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有趣的是，一位与会的中国学生问一位与会的美国教授：为什么国际会议一定要英文？中文也是联合国语言，为什么不能用中文？教授的回答是：Don’t ask me why, very soon it will be Chinese。另一个必须加强的是中文科技文献的出版，必须鼓励自己的学者以自己的语言发表自己的最佳成果。为此，我也不反对将已发表的中文成果翻译成英文或其他文字重新发表，这不应视为一稿两投。每当想起我们国内的科技论文很多是作者花大钱出版，但别人不花钱却也很少去看，而国际的科技论文很多是作者不花钱出版，但别人却花大钱急着去看，就感到巨大的反差，隐隐地觉得这不是可恶，而是可怕，如此下去就没有希望了。

 

既然绝大数中国人必须用中文学习科学并从事科学工作，我们也就必须正视在中国“科学的工作语言就是中文”的现实，如同我们必须承认国际上，“在科学殿堂，工作语言就是英语”一样。在强调英文的同时，也必须加强中文的科技研究支持环境的建设。由《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获知，目前国民母语意识增强，希望这也适合于科技人员。同时，中国科技要在世界领先，应当首先掌握目前的工作语言 —— 英语，然后研究如何尽快地推出中文。

 

应该说从科学的本源上看，科学思想的发现与产生是独立其表述语言的，所以本质上似乎也不应有什么工作语言的问题。可问题是人与科学打交道，并试图掌握科学，而人又分族群语种，所以用谁的语言自然也就成了问题。使用方便和经济利益只是表面的问题，历史会take care of it，因为最终应当是谁的科技发展得好，谁的语言就是工作语言。但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可交流特性，却是本质性的。而且，同一语言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可交流的问题。库恩（Thomas Kuhn）在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后，曾提出有争议的“3C”学说：认为同一语种的科学术语在不同人和不同时段之间，有不可公度、不可比较和不可交流的本质特性。开始，我曾认为这是不可理喻的，在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之后，觉得理解了，并将其译成中文发表，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思想。这里，为了“体现”库恩的思想，我也采用了真“假洋鬼子”的做法，中文嵌入英文，写下本篇杂文。

 

希望有一天，“在科学殿堂，工作语言就是中文”。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当你英语讲不好或对方听不懂时，千万不能紧张或有自卑的心理，否则永远讲不好。这时你一定要反过来想，想想你是因为对方不懂中文而“自我牺牲一下”才讲英语，谁让你的英文水平比对方的中文水平高呢？你甚至还可以在心里“安慰”一下对方：千万不要为此感到“内疚”或“自卑”，谁让我们中文如此难学呢，没办法。既然我已吃苦学了中文，不能再苦你了，与人为善吗，那就多重复几遍我的英文吧。如此一来，你的英文会讲得更自信，更自然流利，交流的效果也就肯定会大大地提高。当然，中文最好早点成为世界科技的工作语言，我也可以不必再为自己英语忘得太快而烦恼了。

 

 

注：关于库恩的“3C”学说， 请见下两篇文章。

相关专题：科学殿堂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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