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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IJCAI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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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国际联合大会（IJCAI）始于1969年，第一次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此后每两年一次，成为AI领域最有影响，也是计算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虽然IJCAI后来名义上成为1979年成立的AAAI（原为美国人工智能学会，2007年改名为国际人工智能促进协会）的一部分，但其组织和运营独立，有自己的董事会，全权决定会议事务，旗下还有1970年创刊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杂志。
IJCAI的举办权一般提前五年申请，一年后IJCAI董事会从申请报告中选出数家参加答辩，由执行委员会投票决定四年后的大会在何处举行。中国从未举办过IJCAI，但曾申请过数次，未果。
2008年7月，自动化学会问我是否有兴趣申办IJCAI 2013，据说是IJCAI董事会里有人希望中国去申请，但离申请截止期还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几个相关的学会仍未做出是否申办的决定，最后询问到自动化学会。得知此情况，我表示可以试试看，并立即向转来信息的中科院数学所陆汝钤院士了解情况，他也立刻发来微软研究院李航博士的邮件，使我对整个过程略知大概，知道核心问题是财务风险，当然还有申办不成功的“难堪”。
我当即组织了申办小组，并请刚进实验室的刘德荣教授帮我准备了申办报告和预算，发给IJCAI董事会主席、西班牙的Mantaras教授。几天后，IJCAI董事会秘书、奥地利的Vesna女士来信，要求修改申请书和预算，并给我们一周的延期，这加深了我对IJCAI希望中国申办的印象。接下来就是不断的预算修改，直到2009年的四月底才算基本完成。六月底，Mantaras正式通知我们参加七月12日和15日的答辩。
今年是第21届IJCAI大会，从7月11至17日在美西加州的帕萨迪纳（Pasadena）市举办，答辩就安排在会议期间，当地的承办组织是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和加州理工(Cal Tech)。
申办小组和德荣准备了答辩的PPT，但我感觉其中有几福图片和几句话可能在评委中起到“红布逗牛”的反效果，要求换掉。德荣本计划和我一起去，但有会无法成行，只好我一人。临行前，又发现准备的行李太重，我因腰不好无法承受，只好请工作人员拿出一半，重新包装，单独送往机场。原来，除申请材料，还加了一本京剧剪纸，准备送给评委的。我不知这是谁的主意，也记不清为什么这样做，担心会不会有“行贿”的嫌疑，但为时已晚，只能去了看情况再说。
抵洛杉矶机场已是11日晚，再坐出租车约半小时就到帕萨迪纳的Hilton酒店，车费近百美元。因时差，第二天早3时便醒，修改完PPT之后，已是中午，人非常困，可下午三点一刻就该我答辩。到了会场，方知共有五个国家前来答辩，相互不准旁听，中国是最后一个。
“行贿”的担心很快就消失：澳大利亚有三人代表，开讲前他们手忙脚乱地把两大箱葡萄酒搬进会场，着实让我大吃一惊，难道这是在申办奥运会？还以为酒是从澳大利亚带来的“特产”，一问才知是刚从当地商店买的。相比之下，我们的剪纸显得十分得体。
等待的时候，DM教授从会场出来与我谈了一会，认为北京很有吸引力。我不好问答辩的情况，也不知她是否是评委，只感谢她作为客座编辑之一完成了我任主编后《IEEE智能系统》的第一个专刊。
进场后，我才被告知今天是预答辩，对象主要是IJCAI董事会，共十几人，主要目的是发现问题，并为最后投票提供参考意见。准备好后，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每个董事前的两瓶葡萄酒。酒是“灵”物，立即给了我“灵感”：我的答辩就从我们的礼物开始。我说京剧最能代表北京，艺术是人工的创造，而京剧艺术可是人工的人工（The Artificial of All Artificials）；而且，每个京剧都是一个人工社会、都有人工文化、当然还有人工智能，这都是目前AI研究的热点；每一个研究AI的人都应当看一看京剧，所以赠大家一份京剧剪纸礼物，更希望大家能到北京去看一场真正的京剧。好多董事笑了，严肃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讲的十分顺利，但接下来二十分钟的提问却意想不到，甚至不知如何回应。节余经费能从中国转出吗？去中国的航线方便吗？很贵吧？北京出租车多吗？进中国的签证好办吗？为什么要150美元的签证费？能有多少中国人参会？他们付得起注册费吗？
显然，这是一个对中国现状不太了解的群体，怪不得迟迟不去中国。我正发愁如何回答才能不伤害发问者的自尊时，会上唯一的一位中国人模样的先生替我回答了好几个令我哭笑不得的问题，并明显倾向中国。至于签证，我直接了当地说很好签，但签证费是美国政府定的，中国只是对等而已。至于能有多少中国人参加，那要看有多少篇中国的论文被接受，但我不希望超过计划数的20%，即600人，因为更希望外面人来中国、了解中国。
有人还问起谁说《IEEE智能系统》杂志是AI的第一号出版物？显然IJCAI 认为《人工智能》是最好的。我解释自己只是作为主编继承了这一说法，至于是何时何人“创造”的这一说法，我不清楚，可能是IEEE根据影响因子自己说的吧。我奇怪为何问这样的问题，两天之后才发现IEEE向大会免费赠发了几百本最新一期《IEEE智能系统》，内有“The #1 AI Magazine”的宣传，可谓不是时候的“及时雨”！
不过大家也对PPT提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特别是我或其他中国人不能做会议主席或程序主席，只能也必须做Local Arrangements Committee Chair，否则根本不予考虑。首先，会议主席和程序主席是董事会官员，须由IJCAI执行委员会选出，我们连被选举的资格都没有；其次，这两个位置一般不能由主办国出任，这是IJCAI的惯例。
临出门又被追加了一个问题：你申办的不是中央情报局的会吧？原来是个笑话，因为我在PPT的首页就把IJCAI误写成IJCIA了，我连忙感谢并立即改正过来。随后，Vesna送我出来，表示讲的很好，还说别人都说力争本国能有二三百人参会，而我却不希望国内人数超过600，真有意思。从Vesna那里还知道董事会里只有一位来自亚洲的日本人，很感谢他在会上对我的支持。日本已办过三次，相信中国此次的成功，也为日本将来再次申办IJCAI铺平了道路。
我立即回到房间发邮件，要求国内办公室提供新的材料以便修改PPT，准备最后的答辩。没想到，上网后看到的第一个电子邮件就是我的前任希望考虑DM成为《IEEE智能系统》编委的要求，真快。
次日晨，发现酒店的周围挂了许多海报，上写一个大大的中国大字，形似虎字，特别是那长长一竖，很有老虎尾巴霸气，但无法确认是否为虎字。细看还有“Treasures Through Six Generation”和“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from the Weng Collection”两行字。展览设在私立Huntington图书和美术馆里，13日是开放的最后一天。
我一直向往Huntington，它以藏有许多珍版书籍著称。数年前自己曾租车前往，可惜不巧遇闭馆之日。得知Huntington离酒店仅10分钟的车程，酒店还免费接送，我决定去参观。
Huntington十点半才开门，但真是一个值得看的地方。更出乎我意料之外且惊喜的是，中国美展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六代家藏。展馆门口贴着就是海报上的大字，一看说明，果然是翁同龢的手书“虎”字。除翁氏族人的自己创造的艺术品外，内有宋明清的绘画和书法作品，包括南宋梁楷的《道君像》，明代沈周的《谢安东山携妓图》和《苏台纪胜》、文徵明的《家书九通卷》、董其昌的《仿倪瓒松亭秋色图》，清朝陈洪绶的《参禅图》、朱耷的《法书册》、华碞的《秋江汎月图》、金农的《梅花四联屏》、王翚的《安岐像》和长卷《长江万里图》等珍品，我尤其喜欢《梅花四联屏》，可惜我只能走马观花，不到一小时就出来了。因为难得到《IEEE智能系统》的编辑部附近，事先已约好编辑工作人员中午来开工作会并聚餐。
最终的答辩安排到15日的下午，在酒店一层的会议室，对象是IJCAI的执行委员会，名单上有50余人，每人一票，但不知多少人到会。我还是最后一个讲，时间仍是三点一刻。
在等待的大厅里，我看到了已经答辩完的各国代表。其中三人谈得很亢奋，还不时有人从会场走出与他们握手欢言，只是听不懂，显然不是英文。一问，是巴西的申办代表。我隐约地感到不对，形势似乎与第一次答辩大有不同。
进了会场，我立刻意识到今天可能不顺。在座有许多西裔人士，同文同种，他们很可能会投巴西的票，特别是JICAI虽没到中国，但亚洲我知道就开过五次，却从未在南美举办。虽然IJCAI高层中确实有人想到中国来，但他们能否有或动员足够的票数？尤其是在此之前，我们与IJCAI除预算外，并无其它的联系，谁是我们的真正支持者一点也不清楚。虽然表面镇静，但我心里开始发沉，原来的乐观情绪一扫而光，担心“大意失荆州”，但此时此刻，只有背水一战了。
还没开口讲又吃了一惊：第一页PPT还是把IJCAI错写成IJCIA！明明当时就已改正了，怎么会这样，还有没有其它问题？我赶紧翻过，硬着头皮讲下去。还好，此后一切顺利，到提醒最后一分钟时，我恰好剩下2页PPT。
没想到，没人提问题。沉默片刻后。有人提出我报告中介绍了中国相关学会的情况，IJCAI很愿意同这些学会合作，但知不知道IJCAI只要求我负责，我必须保证会议的成功，而不是中国的学会。我回答说自己已经办过许多国际会议，当然清楚。又过了一会，有人问如果在中国办，有没有考虑同香港的协调问题？我说中国是指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会在北京开，但各地区会有协调的。之后，没人再提问题。
刚出会议室，有人跟了出来，与我握手并称讲的精彩，然后感谢我，说终于见面了。原来，许多年前我曾主审过他的一篇文章，三个审稿意见，两拒一改，本应拒掉，但我觉得文章有新意，还是让他修改再审，结果评审来回折腾了近三年，他是在文章发表后才从脚注里知道我是主审编委。他告我这篇文章后来引起很好的响应，已有很多人在用他的算法。我没向他拉票，但感觉好了一点，尽管并不能确定他一定会投中国的票。
回到大厅，我就想：为什么与第一次答辩不同，没人提问题，难道修改后的PPT已回答了可能的问题？我的判断是：如果投票结果很快出来，就是中国赢，如果有很长的讨论，鹿死谁手就不一定了。
会议上唯一的一位华人委员也加入了等待的代表之中，因为利益冲突需要回避。不过，不是因为中国，而是因为澳大利亚，他来自新西兰，IJCAI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视为一体，所以不能参加讨论。
半个小时过了，没有结果。澳大利亚的代表拿出相机，建议大家一起照相留个纪念。我越来越感到“凶多吉少”。这时，可能是休会，几位委员出来与巴西代表交谈起来，其他代表也围了上来。一位委员说大家讲得都很好，真是tough decision, 难以选择，已有人提出今年可否选两家，干脆把2015年的会议也定下来。还说其他国家已申请多次，中国只接触（contact）过一次。我感到他说的接触与申请意思不同，而且倾向巴西，就接口道：虽然我们只申请了两次，但中国有句古话：再一再二，不能再三，我们可能不会第三次申办了，至少我不会。我希望我的话能强化旁边其他委员对中国的支持，就是选两家，也要把中国选在2013年。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主席Mantaras 来到大厅。从他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巴西和澳大利亚的代表迎上去，我仍坐在沙发上，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Mantaras讲话很轻，但我听清了一个字：Beijing！
我慢慢地站起，走上前，同他握手，表示感谢，并说：“Four years from now, you will know you have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其他申办者向我祝贺，我安慰其中的巴西代表说：IJCAI跟着奥运会走，今年的洛杉矶，2011年的巴塞罗那（Barcelona)，现在加上2013年的北京，都开过奥运会，希望大家北京见。
本打算会后即去机场回京，但航班凌晨才飞，我决定留下来参加晚宴，因为届时要正式宣布IJCA-13将在北京举行的决定。
六时半，我同委员们一起乘大巴赴宴。本以为宴会在当地举行，路上方知是在洛杉矶的科学馆，计划十点半结束。我连忙安排将行李从酒店带到科学馆，然后直接送我去机场，否则来不及。还好，共要100美元，相对于出租车费十分合理。
宴会很随便，但不论是场地还是吃的，无法恭维。同桌已退休的Victor Lesser教授今年获得IJCAI的最高奖（杰出研究奖），太太女儿都来了，大家一起祝贺。我博士论文引用的分布人工智能DAI文献，就是Lesser的几篇论文。坐在旁边的Ramasamy告诉我，印度从1993年就开始申办IJCAI，到2003年才争取到2007年的举办权。其实，印度学者在IJCAI里有过很大的影响力。
Vesna过来向我祝贺，并向我引见她的先生，说他们还未去过中国，十分期待北京的IJCAI。还没等我向她表示感谢，旁边就有人插话，说今天的Food太差，北京的中餐一定美味。同桌的一位加州教授立即接上：Arnold都快把加州终结了（那几天都是加州要破产的新闻），有吃的已经很好了。Arnold指加州州长、著名演员施瓦辛格，主演过电影《终结者》；同Vesna一样，都是奥地利人。Vesna没理会，却夸我们设计的会徽很好，不过，一定要修改其中的英文字母“i”上的那一点；因为IJCAI的传统是这一点必须反映举办城市的特色。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干脆就把整个“i”换成一根华表算了。
Mantaras宣布IJCAI-13将在北京举行之后，我走到每个桌前，把带来的IJCAI Beijing明信片送给大家，并欢迎大家去北京。在最后的几桌，碰上香港科大的杨强教授。杨强是《IEEE 智能系统》的编委，我本想约他一起参加最后的答辩，以免单枪匹马，让人觉得不重视，可惜他有会来不了。
吃点心时，我与杨强、AAAI前主席Alan Machworth等一起交谈。Alan告我执行委员会已选举美国斯坦福大学的Thrun和意大利Padova大学的Rossi分别为2013年的大会和程序主席，我们应赶快开一个电话会议。我与Rossi不熟，但与Thrun近几年来因智能车研究打过不少交道，去年他因自己实验室的无人车获DARPA Grand Challenge的第一名而以副教授之身当选美国工程院院士。Alan还说起他很早就希望IJCAI到中国去开，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组织这件事，他为今天的决定感到非常高兴。而且，今年来自中国的投稿数剧增，有近200篇，录用了8%左右，虽然相对于平均录用率（不到20%）低了一些，但已非常不错了。我感谢他的支持，并告诉他：We will do our best.
晚上十点半，送行李的车到了科学馆，晚宴也刚好结束，我终于没有遗憾地踏上了回京的行程。
2009年7月16日凌晨草于CA984，后继续于UA850，SW99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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