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旅美科协Newsletter 2009第一期和第二期康州分会纪念杨向中专刊)

昨晚得知杨向中（Jerry Yang）教授（1959年7月－2009年2月6日）英年早世，深为惋惜，但没有过于震惊，因为我知道他与癌症已经抗争了很多年。

恰好今天康州旅美科协的负责人、耶鲁大学医学院的蔡博士来Email向我询问科协年会和国内相关组织联系事宜，我随即去电，顺便问起杨向中的情况。

我与杨向中似乎只见过一面，但断断续续交往了十多年。1992或1993年，我与已故的黄谷扬博士谈起我准备回国参加第一届全球华人智能控制大会时，他提起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叫Jerry Yang的博士后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专门支持回国学术交流。当时我并没有太介意他的提议，但在国内期间，有幸被一些学校邀请，并希望进一步交流，特别希望开设系列讲座，因为智能控制在国内刚刚兴起。回到美国后，我便开始与Jerry联系，那时他已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做研究员。话里Jerry十分热情健谈，说起来大家都是77级大学生，而且都自幼对农业很感兴趣（我不学农，但幼时的很多时光是在啤酒花种植试验场度过的）。对我希望同国内系统化地进行学术交流的设想，Jerry十分支持，随即寄来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China-Cornell Fellow Program材料，让我填写。就这样，我成为1994至1996年度的China-Cornell Fellow，期间可报销用于同中国交往的差旅费用。不过，我只用了一次，1995年暑假去清华大学给全国智能控制青年教师进修班讲课一周。后来，因为我有其它经费，就没有再动用Jerry的基金。再后来，Jerry离开康奈尔，去康州大学做教授，China-Cornell Fellow Program也发展成为“中国桥基金”，为中美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许多年后，我经常遇到参加过这个进修班的学生，他们已遍布世界各地，北美、欧洲、日本，当然，多数还在国内。有一次，我在IEEE审批新创办杂志的委员会上为一份将由在IＢＭ研发中心工作的华人学者任主编的新会刊力争，结果在一番波折后通过表决。事后那位学者向我表示感谢，还告我他曾是进修班的学生，让我多了一份欣喜。每当这些学生见面向我致意时，我都会想起Jerry，他们也应感谢他，因为是他发起的基金促成了我们的相遇。当然，还要感谢组织进修的清华老师们。

Jerry克隆了“Amy the Holstein calf”之后，成了真正的世界名人，也使康大一步迈入了这个领域的世界前沿。我也向他祝贺，之后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最后的一次通话，是在2002年新泽西州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旅美科协年会之后。会上，康州分会送我一份他参与创办的杂志，名字已记不清楚，好像叫《主流》，而且他是主编，但没有见到他本人。会后，我给他打电话，方知他已患癌症。记得我欣然同意给他的杂志就年会上的一些感受写一篇文章，就叫《层次与阶段》。文章写好之后，有人告诉我杂志要停刊，所以没有寄给Jerry。后来，杂文发表在《科学时报》上，我也没有再与他联系，一是自己大部分时间在国内忙碌，二是真不知对他说什么好，只能默默地祝他早日康复。

十年之前，Jerry克隆了世界上第一只牛。没想到，十年之后，他本人也在故乡的牛年之始，带着自己克隆人类胚胎的梦想，早逝于异乡，令人万分痛惜。

今天，中国的科技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有时还成为“负担”。现在，我们甚至已很难回想起20年前我们是以何样的心情心理去接待海外来的学者，而国外学者又是以何种的意识态度对待中国的学人。这一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心理和态度上的变化，除了我们自己的进步与努力之外，学术交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Jerry正是这种交流的早期开拓者和留美核心人物之一。为此，他值得我们纪念。

往事如烟，与君之交，淡如水，却难忘。谨以此忆，表示我的悼念和怀念。

王飞跃     2009年2月8日于图森家中，时屋外细雨绵绵。

又及：对Jerry的回忆，突然让我想起了两个人，一是黄谷扬(Matthew)博士，二是杨小凯教授。两位都过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都与我素未见面，只是在网上（电话上）有过交往。

      Matthew交往较多。因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场风波里，Matthew是东部留美学生著名的领袖。我们学校虽与Matthew的学校处于两个州，但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还算“了解”。因此在许多希望得到我们学生捐款的组织中，学生会决定把募捐到的一笔不小的款项交给了Matthew，因为他的态度更加爱国，立场也较容易接受。后来得知，在未通知我们的情况下，这笔捐款的一部分被用到了《华夏文摘》的运作之中，学生会很不高兴，与Matthew产生了矛盾。就这样，我也与他“不打不成交”，不过随后很快我就去了西部教书。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他和CAL（China Academic Link）的消息，就发了一个Email给他，没想到即刻就在办公室里接到他的电话。交谈中得知他刚刚来到西部做博士后，并邀我参加CAL的活动。我还与他开玩笑，问剩下的募捐是不是又用来办CAL啦，不会又来募捐了吧？后来我与他又通了几次电话，但因有了前一次的经历，就没有参加他的CAL和其它活动，不久也就没了联系。再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时，已是十年之后震惊世界的“黄谷扬杀人自戕”案，当时自己深感震惊和不解，无法与我知道的黄谷扬联系上。

与杨小凯教授的交往十分随机和短暂，只有几次Emails。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花很多时间读经济方面的杂书，对杨氏的超边际分析很感兴趣，并就某一问题向他请教。他回信说很难几句话就把问题讲清，建议我最好去看他与别人合编的一本书和几篇论文。后来，有人建议在由我主编的《Series in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Intelligent Automation》丛书中出一些涉及复杂系统，特别是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专著，我又想起杨小凯教授，并通过学生于本世纪初再与他联系。没想到，他回信爽快地表示愿意自己为我们的丛书撰写研究专著。我因担心他的专著可能和丛书的主题相差太远而与他交换了几次Emails，之后他提出能否自己单独出一个丛书。此事我自然无法做主，就把出版社的联系方式给了他，后来就再也没了消息。2004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他在澳大利亚去世的报道，也是癌症，年仅55岁。这是一位少有的天才，真希望上帝能够多给他10年的时光。

“英才”与“早逝”的巧合总会带给人们更多的伤感和更深的惋惜，真希望天下之俊才皆能天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