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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谁的悲哀? 精选

已有 30460 次阅读 2008-1-3 09:58 |个人分类:感言社会|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王飞跃

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YOCSEF

20071222日于北京翠宫饭店 

 

报告原来的摘要

     

      LNCS SCI中删除,其它国家的学者可能从未注意过,但在中国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也有了本次《 LNCS倒了,中国的文章投向何处?》的讨论。我个人认为这对于中国是一件很好的事,或许这也说明经营SCIThomson Scientific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但SCI在中国的“飞黄腾达”,确确实实是一个悲哀。然而,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科研管理者的失职,也不必怪罪是谁把SCI引入中国的评价体系,更无法把责任推向少数利用SCI投机取巧的“学者”。“一方水土,养一方百姓”,我们必须在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范围探讨这一现象。本次论坛中,本人将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与YOCSEF同仁共同讨论SCI现象与相关的学术评价问题。

 

报告录音的整理(整理人:宋平)

 

   首先向大家道歉,年底会多,今天上午同时有三个会,分身无术,实在没办法,只好请金老师改变日程。其实我最愿意参加你们的会,因为YOCSEF是年轻计算科研人员的组织,这是年轻人的聚会,你们是未来,我当然愿意和未来在一起,而且这里没有利益之争,不紧张,有利于身心健康。所以今天早上我先到你们的会场,再到其它的会,最后回到这里,“自始至终”参加你们的会。

 

  实际上,我和YOCSEF是老朋友了,YOCSEF刚成立时,好像是2000年在杭州开大会时,邀请我作了一个主题报告,记得是关于基于OSGi和代理编程的开放服务系统。两个月前,我们所里模识实验室的陶建华研究员希望我到论坛来讲一下《如何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加上对建华的工作也要支持,所以当时很痛快地答应了。后来,金老师告诉我论坛的名称是《LNCS倒了,中国的文章投向何处?》,吓了我一跳。投向何处?连想都没想过,怎么会知道?可后悔来不及了。回头一想,LNCS问题就是SCI问题,好在近来我对SCI还有些想法,所以就想了《SCI:谁的悲哀?》这个题目。

 

  我要声明的是,我认为LNCS是很好的系列丛书,至少二十多年前是这样。我当学生时读过的最好,也是最喜欢的一本计算机书,Lloyd的《Foundations of Logic Programming》,就是LNCS里的,我还专门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国内的计算机学报上。但Thomson ScientificLNCSSCI中去掉,也说明“生产”SCI 这个产品的公司还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公司,因为LNCS确实不是杂志,是丛书,是会议论文集。

 

  昨天开了一天会,到了今天凌晨才发现论坛主题又变了,成了《从LNCS事件反思中国学术论文的发表》。“计划不如变化”,而且会上发的报告摘要也不是我专门为这次论坛所写的那份。但这都是我的错,一是没有早点查我的邮件,二是没有将报告摘要发给金老师。所以我今天不能反思中国学术论文的发表,我还是反思SCI在中国。

 

  不过,连LNCS都成了“事件”,说明SCI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昨天晚上在网上查了一下相关信息,有很多。特别是最近有关单位发布了一个报告,说中国国际论文发表数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结果引起许多评论。有人把学界的许多问题都推到SCI身上;有人不平,说这是SCI妖魔化,应当客观,SCIGDP一样,本身没问题,问题是怎么用。“事件”再加GDP,看来这不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而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严肃到什么程度?严肃到你已经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严肃的话题来谈。

 

  所以今天我没有准备一个完整的PPT,只是凌晨列了几个要点和大体的框架。没来前我还以为论坛是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和交流渠道,来后才发现不但正式,而且安排准备的非常专业,还要一边讲一边立即网上直播。这我有些怕,年初就经历过。播出去的话,有时根本就不是自己言语,不但词不达意、而且不符逻辑,很难把自己的意思准确的反映出来,真怕年底再来这么一遭。好在今天有录音,回去之后我会整理一下,给你们一个完整的、我认可的版本。我现在就随意一些,跟大家讨论一下。大家都是年轻人,回国之后最大的悲哀就是觉得人还没有年轻过就已经老了。要是当时知道YOCSEF如此有活力,肯定早早的就加入到你们之中了

 

1、如何写文章 

我先讲讲有用的吧。因为金老师事先告诉我已有老师讲如何写文章,所以我就不多讲。以前就如何写文章这件事情我也说了很多,但有件事发生以后就不敢多讲了。十多年前我有个新加坡学生,他的硕士论文写了几遍我都不满意,总觉得内容乱七八糟摸不着边。最后没法,我和他说:写论文就像盖房子一样,不能把砖头堆在一起就行了,你要有厨房、卫生间、睡房、还要有family room,你要把它们的功能介绍一下,讲清楚这些房间之间的关系,让人觉得它们是一个整体,服务一个目的,就是人在里面住得舒服。一句话,写作一定要合逻辑、有结构、有目的。没想到他把我的话写在他论文的开篇第一段,我赶快让他去掉,但从此以后就不敢随便说论文该怎样写了。

 

第一,               写论文要有实在的东西、最好有思想的东西。千万别瞎编,不要“年少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更绝不可以造假瞎抄。论文垃圾不是说不能制造,因为说不定一个人的垃圾,就是另一个人的“财宝”,但垃圾还是少制造点为好。假的或把别人的当成自己的,就是今天查不出来明天还是能查出来的,一定不要做。

 

第二,               年轻学者最好以防守型的风格来写论文。我自己是一个人闯出来的,对此深有体会。年轻时候最好Write Defensively。你要想你的文章要经过Reviewers,你要从Reviewers的角度去想,他们看后会怎样去想。你要写的汤水不漏,让Reviewers找不到Reject的理由,无法拒绝你写的东西。这一步你一定要做到,因为你还没成为大家,还没到杂志争着发表你文章的时候。

 

第三,               把你的论文看成一件艺术品,甚至把版面当成一幅画来安排。国际杂志的评委和审稿人都是志愿服务性的,连审稿费都没有。人家一看你写的东西粗枝乱造,觉得你都不用心,干吗来浪费我的时间?找个理由就可以把你拒掉。我刚回来时对此体会最深,不过这两年好多了,有些甚至做过头了。你应当把你的论文看成一件艺术品,至少给人感觉版面安排像一本画册一样。举个例子,如果我看到一行里只有一个字,我一定会删去或加上几个字,让这一行丰满一些,好看一点。这都是细节,但这些细节反映出你的用心。我们一些学生造假都不认真,觉得反正不就是要版面费吗,养成不好的习惯,当然也无法写出好的文章了。 

 

第四,               要知道该投哪里,了解要投的杂志。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文章该投到哪去,你也必须了解你要投的杂志,最好还能引用一下这个杂志里与你论文相关的他人工作。你可以说不行,这个杂志从来没做过这方面的工作,那主编会说既然我们从来没做过,不是我们的领域,对不起,请你投到其它杂志去吧。有些IEEE会刊有个隐性约定,要求投稿人引用自己的文章。我曾做过七八个会刊的编委,一半如此。

 

如何写文章就说到这里。其实我并不担心你们的写作风格和投稿方式,不要两年,你们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届时我担心的是做过了头,异化了。

 

2关于SCI问题

 

言归正传,谈谈如何看待SCI的问题。

 

首先,我是觉得这里面有个最基本的技术问题:中国曾经是个世界强国,什么时候再能成为世界强国,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们还是个世界大国;作为一个大国,你不能把你的科技评价体系建立在一个私有公司的私有产品上,何况还是外国的,这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有一种观点认为SCI就和GDP一样,是客观的。对此我理解,但不赞同。我觉得SCIGDP根本是两回事:SCI是数据库,应把所有杂志包进才对。GDP是纯指标,是你国家根据自己的数据统计出来的,造假也是自己的事,自己绝对控制。SCI是到人家的数据库里统计的,谁在谁不在数据库全由公司说的算。你会说那多好,想造假也造不成了,其实检索报告造假更大胆更可怕,还会说没办法,数据库又不是我们编的,等你弄清楚,早晚了。我绝不是说人家公司会造假数据来骗中国,但对一个国家这是件大事情。咱们老是讲脸面脸面,这么大的脸面却不讲了。所以单从这个技术角度,我个人是反对用SCI标准的。当然,暂时过渡甚至过度一下都是可以的,可长久下去,逻辑上根本是不通的,这与SCI是否正确是否有用无关。

 

还有许多地方,发一篇SCI 奖多少钱,甚至出现靠SCI文章变成“百万元户”的。其实,咱们老祖宗玩这套玩的最厉害。秦国为什么灭了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可能就是这么玩出来的。大家还记得商鞅变法吧?一开始没人相信变法,更不相信商鞅这个“外国佬”管用。商鞅就立根木竿在城南门,说谁要是把木竿搬到北门去,我就给你10金。没人信,加到50金,后来有人搬了,得了50金。这下商鞅的威信就树了起来,变法成功了,秦国强大了,而且全民皆兵,最后到了秦始皇,一鼓作气灭了六国。这就是历史上“立竿赏金”典故的来由。今天SCI就有点被用来当作商鞅木竿的意思,就是科研指挥棒,可能是觉得SCI上去了,科研也就上去了。但我们老祖宗知道“适可而止”,第二个人再搬木竿,就是搬到天边累死了也分文不给了。今天,SCI也应“适可而止”,好多地方确实也停了下来。这种做法不可能持续,科研水平也不会靠SCI数上去。顺便提一下,商鞅玩得再好,最后的结局还是车裂,就是五马分尸,与“立竿赏金”有多大关系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与SCI无关。 

 

LNCSSCI中删除,其它国家的学者可能未曾注意到,但在中国却被看成一个“事件”,也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它让我想起西方的一句话:“上帝要想让他灭亡.必先使他疯狂!”可惜,LNCSSCI发疯之前被“揪”了出来。本来人家LNCSSCI里待得好好的,可不幸让一些中国人发现了,成了“疯狂开采”SCI的绝佳工具。君不见,有人一年出20多篇SCI文章,都是通过LNCS“挖掘”出来的。我最初反对我们团队的人如此发SCI文章,可坚持了两年,不得不放开。因为我们实验室也要被评估,我也不能老是为了自己的信念,牺牲他人的利益吧。玩笑归玩笑,我很高兴LNCSSCI里出来,但还想说一句:许多计算机会议文章,其实比杂志,包括SCI杂志,更难发,水平更高。

 

在座的大多是研究计算机、网络和信息的,目前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要在虚拟空间,特别是CyberSpace里建立一个真实有用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可是一定程度上,我们的SCI指挥棒是要我们在实实在在的社会里面建立一个没多大用处的虚拟空间, 把社会弄成了HyperSpace,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国外大学里确实有“Publish or Perish”的说法,你要不发表文章,那就请你消失,拿不到Tenure,只好换个地方,但别人对文章的价值并不像我们这样“崇拜”。我个人认为文章还是要写一些,特别是年轻人一定要写。但千万别把论文与真实水平等价起来,一个活生生的学者,怎么好用几篇死气沉沉的论文来体现呢?写论文、发表论文应作为一个基本的科学训练或基本科学素质来要求。通过写论文并在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只是证明了你已经能够规范的表述你的学术思想,并让部分同行接受你的思想和结果。就是说,发表文章是你成为本领域科研工作者的起码的要求,不是你已成为本领域科研工作者的证明。你要做个一流学者,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只是你的基本素质问题之一,仅此而已。  

 

为什么?别的领域我不了解,我们这一领域的好多文章确实可有可无。你说东我还可以说西,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又不是数学证明。难怪有人说99.99%的论文是“垃圾”,有些过分,但说明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千万别指望多数论文是有用的,更不能完全用论文来度量一个学者的成就。  

 

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就是如此。做硕士研究生时,我的导师是王仁东先生,当时浙大很有名的教授。那时刚开始招博士,有一次导师开完人大回来,跟我们说他在会上与钱学森谈过,认为对博士论文一定要严格要求,必须有开创性的东西才行。导师建议我读博士,虽然高兴,但还是担心自己能不能“撞”上开创性的东西。当时我想,培养10个高水平的博士,全部成功也还是10个;培养100个博士,五分之一成功还能有20个高水平的博士,多出一倍,剩下的如果带了博士帽,至少也会去想去干博士的事。所以希望低要求多招收,也是一个学生自然的心理。可惜导师突然去世,我也没办法继续做他的研究生,否则后来也不会在几个领域里转来转去,我会老老实实的专心研究力学,而且是断裂力学。回想起来,“姜还是老的辣”,少招点博士今天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了。现在好了,我的愿望倒是实现了,可人心社会也变了,如果还认为博士毕业了其论文里一定有开创性的东西,或者其它论文里一定有开创性的东西,会是错上加错。这就是我的观点:论文只表明你这个人的科学素质,这个素质只是说明了你的科研潜力或者能力,但不能说明你的成就有多大。我从不觉得我的论文说明我有什么成就,更不认为它们代表我的真实水平。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现在单位或个人强调SCI是为了荣誉而战。大家就不要再挂这块遮羞布了,如果是为了荣誉而战,那还是件好事情,人有荣誉感时做的大多数事情还是理性的。这不是为荣誉而战,这是为了赤裸裸的利益而战。

 

我再说SCI引用问题。经济里有衍生经济,就是虚拟经济,弄好了促进实际经济发展,弄不好立马给你来个大萧条。SCI引用就是这样的一个衍生品,近来让我们发挥得有些可怕,说不定会造成比SCI数本身更大的问题。我给你们举个例子:默顿是西方很有名的社会学家,有人发表论文专门分析了他的论文被引用的情况,发现默顿的一些真正有用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很少,而几篇过时没实际价值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却越来越多。结果表明,就像有“Marriage of Convenience”一样,也有“Citation of Convenience”,引用默顿的文章,最后其实是一种“仪式”,并非真正有用。还有一种心理,要引文章就引用了名家或无竞争潜力的,对手的文章可能更好更直接,可就是不引。

 

你可能说:这谁弄得清楚,要弄清楚得花多少时间?赠你们一段我在网上找到的话: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

 

刚才南京大学的陈老师说在美国每个教授心里都清楚自己领域里谁在做什么,谁做得好坏。对此我有同感,大体差不多。情况清楚了,所以大家谁也就不蒙谁了。只有不清楚时,才会蒙来蒙去,稀里糊涂再加上SCI 蒙起来就更不得了,会像真事一样。其实,只有在还没有能力和信心判断别人的水平时,或者在社会不讲理性时,才会靠数字说话,才会有诸如SCIEI之类的“飞黄腾达”。 事实表明,不管什么指标,最初可能都是希望由此提高水平,可由于原始目标本身有时难以说清楚,但数数大家都会,所以到了最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指标本身的优化,其实就是目的的异化。

 

这样使用SCI的后果是什么?就科研工作者而言,就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孔夫子说的,就在《论语》里面。为人多好,我们提倡的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可问题是许多情况下,《论语》里少了真假二字。SCI之风这样演化下去就会出一批假人才。等我退休时,回首自己的一生,如果眼前只是一堆SCI数字的话,至少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悲剧的。

 

对研究生而言,将是强弩之末的“平方”效果。大学学完了,没学好,被折腾了四年,年轻人的豪气,已是“强弩之末”。研究生再来几年,这下该学点真本事了吧,却又遭遇SCI还有EI的“棒”打,不是“强弩之末”的“平方”又是什么? 最后只有掉下来,还提高什么科技水平?

 

学校和科研单位又如何呢?网上读了关于哈佛大学新任校长演说的评论,说大学是来改造社会的,而不是来适应社会的。这使我感慨万分,突然意识自己好久没有这样想了,可这分明就是自己对大学原始的认识:大学改造人,由此改造社会。为什么好久没有这样去想了?因为更担心的是大学千万不要成为加速社会沦落的催化剂推进剂。教学科研的指标化简单化,再加一个要命的异化,如此下去,改造只能是奢望了。我们眼前要考虑的是:谁来改造大学?是我们大家吗?如果是,就必须先把大家从SCI之类的紧箍咒里解放出来。

 

3SCI: 谁的悲哀

 

SCI在中国的“飞黄腾达”,确确实实是一个悲哀。网上有很多指责,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科研人员的悲哀。我们不应也不能简单地把这看作是科研管理者的失职,也不必怪罪是谁把SCI引入中国的评价体系,更无法把责任推向少数利用SCI投机取巧的“学者”。

 

我们的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百姓”,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我们必须在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范围探讨这一现象。

 

美国黑人学者DuBois是社会犯罪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哈佛毕业的第一个黑人博士,也是上世纪最主要的人权活动家,NAACP的创始人。他致力于种族之间的正义与平等,却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留有“the problem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the problem of the color line”的名言。

 

一百多年前,DuBois在研究费城黑人犯罪问题时,提出了三个观点。首先,黑人犯罪主要是由于“社会革命”引起的错位压力或应变造成的。奴隶制度的解除,使黑人一下子获得了自由,但还没有适应过来,各种压力就来了,“increased complexity of life”超出了多数黑人所能承受的水平,因此出现大量犯罪。这与同时代法国社会学家DurkheimAnomie理论不谋而合。其次,随着完整合理的黑人社会阶层的形成,犯罪将逐渐减少,这也是后来默顿的结构应变理论的前奏。最后,DuBois提出要在黑人社团中形成一个阶级体系,即社会分层,要靠其中的“Talented Tenth”来引导黑人走出犯罪的阴影。DuBois在《The Philadelphia Negro》里说的话:

 

"Naturally then, if men are suddenly transported from one environment to another, the result is lack of harmony with the new conditions; lack of harmony with the new physical surroundings leading to disease and death or modification of physique; lack of harmony with social surroundings leading to crime."

 

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特别是和谐社会的确重要。虽然我们科技界的问题与犯罪挂不上钩,但文革之后知识分子一下子解放了,与当年黑人的解放也差不多。我们也是还没缓过神来,就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压力。不到30年里,国家要求“四个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科技成了第一生产力,民族要复兴强大,自己要学位职称,家里要房子汽车,单位里还要SCI,与当时黑人的处境可能也差不到哪里去。好在我们有知识,不犯罪,可其它的浮夸异化问题就出来了。从DuBois和默顿的结构应变理论来看,在一个合理完整的科技社会分层结构还未有形成之前,这些问题是必然和无法回避的,一旦结构形成,问题就会逐渐减少。此外,我们是否也需要“Talented Tenth”来解决问题?如果要,他们又在哪里?与当今的价值观合拍吗?

     

      合理的科技社会分层结构何时才能形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科协冯长根教授提出的“抽水现象”,可能已使这个结构在萌芽阶段就已畸形。所谓“抽水现象”,就是文革之后人才断层,一批人被迅速提成教授研究员甚至更高,可后来越来越慢,要求也越来越高。问题是后来的人总忘不了前面的人是如何被提拔起来的,情不自禁地把要求的水平与这些人的水平比较,诸如此类,自然就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不平还无法“鸣”,谁让自己生不逢时?无形中把问题加重还复杂化了。表现出来的,就是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和造假现象。前几天我在国外,就见有人问“Chinese X”的下一个“X”会是什么?界内我们已经有了“中国芯片”,界外也有了“中国老虎”。

 

4、如何对待

 

   这里,我只是提一个建议。不妨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的问题,否则知木不知林,整天抱怨谴责,解决不了问题。按照默顿的结构应变理论,如果我们连结构都没有发育好,必然会造成畸变,产生应力,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再返回来与结构形成过程交互影响,发生耦合效应,那就更复杂了。所以,我们要静下心来,要有长期的打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应当有耐心,也必须有耐心,这是历史反来复去给我们后代的教训。春秋战国我们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时期,但之后两千多年,知识分子差不多完全就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并没有形成自己完整合理的结构。特色就是过去是老子孔子庄子,现在是孔子老子庄子,次序随时局调一下而已,实质变化不大,不像古希腊哲学,没有发育出完整的科技知识体系。等现代科学来了,我们刚有点起色,却先是抗日内战,又加上一场文化大革命,真是多灾多难。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30年来在科技方面的整体成绩是巨大的,我认为是奇迹,我们应当为此感到自豪。但世界发展太快了,科技更不要说了,我们必须追求更高的境地。两个民族的经验我们不妨借鉴,一是德意志,二是犹太人。

 

   向德国学习什么?合理稳定的社会人才和知识结构,价值的多样化。有意思的是,社会分层和社会角色理论就是在德国萌生的,马克思和韦伯都有重大贡献,而且那时DuBois正在德国游学。德意志民族好像没有我们如此强而普及的“望子成龙”意识,小学毕业后,有各种不同的专科中学,之后还有不同种类的高等专科学校。多数人最后不去读大学,自己和社会都不认为他们是失败者。我不是说我们的高级科技人才多了,而是说整个社会一定要量“才”而行,重实不重名,特别是要形成尊重不同层次上的人才的社会风气。就个人而言,不能人人成龙,否则只能是假“龙”,都是真龙我们早饿死了。就大学而言,不能个个都成研究型大学,否则只能是假“研究”,真糊弄。个人要量才而用,学校应当三六九分类,但只要我们意识里只看到最好的,不给其他以真正的、应有的尊重,而且“Winners take all”,分类分层就很难做到。

 

   犹太人学习什么?我们不是做梦都在想诺贝尔奖吗?从1901年首次颁奖2001年,总共680获奖者中138犹太血统,占五分之一,百分之二十,可犹太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到1/500千分之二!为什么?以色列的奥兹教授,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说不定哪天也拿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曾经说过:以色列强大的秘密就是怀疑和辩论。谚语里也有:“两个犹太人有三个脑袋”或“两个犹太人有三个答案”之说。

 

   怀疑和辩论?我们不是没有学,学了,还带中国特色。最近华南虎照片引发的怀疑主义就是我们学习的民粹版本。我非常希望华南野虎重现,但不能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否则,目的再伟大,就是实现了,还是会有后遗症,影响深远。别人或后代会如法炮制接着蒙你,届时目的伟不伟大就不由你了。我们历史上三百年不到就一个轮回,干干净净从头开始,很说明问题。中国人其实很能怀疑和辩论,祖先就能把白马辨成非马,但对指鹿为马却不辩论,更不怀疑,心里也清楚得很,不过农民的纸老虎倒是一定要穷追猛打到底的。我觉得到了该认真地想一想应怀疑什么、应辩论什么的时候了。

 

   你们会说这扯得太远了,我们眼前的问题还担心不完哪,没有论文就升不了职拿不到奖,管不了后面了。问题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我们不能不管后代,否则就不能持续,只能在低层次低水平上不断地重复。我们同后代的矛盾就会从代沟,Generational Gaps,演变代战,Generational Wars,中国的历史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千万别忘了,鸿沟是自然的,战争却是人为的。

 

   怎么办?不知道。但我想还是慢慢来。不是说“楚人遗弓,楚人拾之”吗?民主不能急,科研更不能急。该10年完成的,非要1年完成,不造假不蒙人就怪了。亩产万斤就是个例子,尽管我相信将来亩产一定会过万斤。个人可以急,生命有限呀,但民族的生命是无限的。所以,不急可能造成个人的遗憾和损失,但非民族,更非人类。

 

   回头看历史,夏商周、春秋战国,《易经》《论语》《道德经》,到今天谈的还是那些思想,只是变得玄之又玄。不深入的学,整天浅学,浅学还要在短时间内成名,那就必须向玄学发展。浅学持久的结果,确实能成文化,但很难成科学,像希腊哲学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那样。中国人明白的很,格言箴言大道理也不少,像西晋葛洪就说过: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心虽勤而无获矣。我们必须把浅学变深学,今天的问题主要还是书读得太少太浅,没人愿做书呆子,多数人的精力都化在提高情商、联网协作、组团前进上了。可不能没人干真活呀,也不能总把干活的人不当回事吧。

 

   

千万不要把我的说法误解为我们可以慢慢地发展科技,什么都不干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别人也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但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尊重科学的规律,别自己糊弄自己。

 

我们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历史上还曾经长期领先世界。从杀而优则仕,到血而优则仕,再到学而优则仕,我们二千年进了三大步,科举制度还曾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科研评价方面,SCI比过去一本糊涂账也是一大进步。今天,我们终于到了干而优则仕,但不能蛮干。希望将来是效而优则仕,不是对官大的孝,不是对钱多的孝,而是有效的效,效率的效。

 

进步归进步,评价标准也应慢慢来。欲速不达,欲高也不达,不能一下子提的太高,让多数人可望不可及,产生社会应变,最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特别是对难以评价的事情,不能简单化,为省事、为立权威而过早行之。管子早就说过: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

 

其实,美国的开国元首华盛顿讲得更是直接了当:

 

 Let us raise a standard to which the wise and honest can repair; the rest is in the hands of God

 

就说到这里,耽误大家许多时间。在此提前拜个年,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谢谢!



Impact Factor Distortions

 

THIS EDITORIAL COINCIDES WITH THE RELEASE OF THE 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Assessment (DORA), the outcome of a gathering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at the December 2012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Cell Biology.* To correct distortions in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RA aims to stop the use of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in judging an individual scientist’s work. The Declaration states that the impact factor must not be used as “a surrogate measure of the quality of individual research articles, to assess an individual scientist’s contributions, or in hiring, promotion, or funding decisions.” DORA also provides a list of specific actions, targeted at improving the way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are assessed, to be taken by funding agencies, institutions, publishers, researchers, and the organizations that supply metrics. These recommendations have thus far been endorsed by more than 150 leading scientists and 75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the publisher of Science). Here are some reasons why:

 

The impact factor, a number calculated annually for each scientific journal based on the average number of times its articles have been referenced in other articles, was never intended to be used to evaluate individual scientists, but rather as a measure of journal quality. However, it has been increasingly misused in this way, with scientists now being ranked by weighting each of their publications according to the impact factor of the journal in which it appeared. For this reason, I have seen curricula vitae in which a scientist annotates each of his or her publications with its journal impact factor listed to three significant decimal places (for example, 11.345). And in some nations, publication in a journal with an impact factor below 5.0 is officially of zero value. As frequently pointed out by leading scientists, this impact factor mania makes no sense.

 

The misuse of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is highly destructive, inviting a gaming of the metric that can bias journals against publishing important papers in fields (such as social sciences and ecology) that are much less cited than others (such as biomedicine). And it wastes the time of scientists by overloading highly cited journals such as Science with inappropriate submissions from researchers who are desperate to gain points from their evaluators.

 

But perhaps the most destructive result of any automated scoring of a researcher’s quality is the “me-too science” that it encourages. Any evaluation system in which the mere number of a researcher’s publications increases his or her score creates a strong disincentive to pursue risky and potentially groundbreaking work, because it takes years to create a new approach in a new experimental context, during which no publications should be expected. Such metrics further block innovation because they encourage scientists to work in areas of science that are already highly populated, as it is only in these fields that large numbers of scientists can be expected to reference one’s work, no matter how outstanding. Thus, for example, in my own field of cell biology, new tools now allow powerful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how a large single-celled organism such as the cilate Stentor can precisely pattern its surface, creating organlike features that are presently associated only with multicellular organisms.§ The answers are likely to bring new insights into how all cells operate, including our own. But only the very bravest of young scientists can be expected to venture into such a poorly populated research area, unless automated numerical evaluations of individuals are eliminated.

 

The DORA recommendations are critical for keeping science healthy. As a bottom line, the leaders of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must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oughtfully analyzing the scientific contributions of other researchers. To do so in a meaningful way requires the actual reading of a small selected set of each researcher’s publications, a task that must not be passed by default to journal editors.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5715-691974.html

 

《Science》社论:当头棒喝科学计量学研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374-13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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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涛 an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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