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前面两大误解的第二个原因，和中国近代接受西方科学的历史有关。西方的科学是跟随着两波西学东渐的浪潮进入中国。 

第一次西学东渐在明末清初，一批天主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当时代表性的三个传教士，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他跟当时中国的一些优秀知识分子，如徐光启等人共同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大门，他们俩合作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利玛窦去世了以后汤若望接过他的旗帜。 

顺治皇帝特别喜欢汤若望经常听他讲课，南怀仁是康熙的老师。三位代表人物都是通过精湛的天文学技巧走进了中国的皇宫，这也是西学东渐得以开展的前提。

中国人对他们带来的东西的兴趣主要着眼于器物层面，对西方的思想、理论兴趣不大，甚至完全不能理解，我们对于西方的宇宙理论几乎不感兴趣，一开始托勒密体系进来了我们完全支持，后来哥白尼体系来了我们也完全支持。除了极少数人，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西方的科学理论有兴趣。只对它们的天文历法计算技术有兴趣。

《几何原本》的翻译者徐光启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缺乏几何学的思维，所以央求利玛窦翻译这本书，很可惜翻译了前六卷后，徐光启的父亲去世了，他回家奔丧，回来后利玛窦也去世了，这一耽搁就几乎没有人有兴趣研究。 

康熙对几何学有点兴趣，南怀仁经常教康熙几何学，但他学几何学主要目的是抖机灵，而不是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比如头一天晚上学了几何定理，第二天上朝就说某爱卿你能不能证明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戏弄大臣。 

另一半的《几何原本》一直没有翻译出来，一直到1857年才补齐，这一耽搁中华民族就整整耽误了250年，这250年正好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大时代。所以在当时东西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对西方的科学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什么时候有兴趣？是在第二次西学东渐。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我们封闭的国门，这一次被迫要学人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发现洋人之所以船坚炮利，可不仅仅是工艺先进，而是背后有科学，什么科学？要造船就要有物理学、数学，要造炮就得有化学，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就流传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在中国人的理解里，科学首先是夷之长技，是军事技术。 

在特殊的历史遭遇下，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其实就是力量型的科学，是技术。中国人心目中科学家通常有三大类别，要么可以制造军事力量，要么可以解决饥饿问题，要么为国争光，都是实用性的。

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是中国人近代学习科学的根本动力，也是我们对科学基本的文化认同，这个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整个近代驱动中国人学习科学的主要动机的确是家国情怀，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在推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举两个例子，比如清华的老学长钱伟长先生，1931年，他考到清华的历史系，中文、历史都是满分，数理化不行，只有几十分，当时正好出现九一八事件，他痛感学历史不能救国，决定改学物理，结果成了一代力学宗师。另一位是王淦昌院士，两弹元勋，当时国家说希望你参加这个项目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愿以身许国”，28年隐姓埋名，他的儿女28年没有见过他。所以那时候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有浓郁的儒家思想，家国情怀。 

但是这个是不是够呢？并不够。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在某个历史时期有正面意义，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局限性越来越明显。2016年国家颁布了关于创新战略的文件，尖锐地指出，我们的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我们原始创新严重不足。 

为什么？当然原因很多，但是功利主义的科学观或者极端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可能是导致中国原创乏力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的原因。因为，那种最深层的创造力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功利主义来实现。 

真正的原始创新来自哪里？ 

第一，无功利的探索热情。中华民族这么多人，这么多优秀的头脑，但是我们的教育并没有激活无功利的探索热情，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教育过份地功利化，我们的学生严重缺乏对真理本身的热情、对宇宙奥秘不可遏制的探索冲动。 

第二，无拘无束的自由探索，我们想象力、创造力均基于此。 

为什么科学精神出现在古代希腊而不是中国？冯友兰先生在2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探讨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文化没有产生科学其实主要的原因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我们的文化类型本身不需要这个科学，就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而言不需要这个东西，因此我们对科学既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厌恶，总而言之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最优秀的头脑做另外的事情了，比如中国古代最优秀的人都在吟诗作赋，我们在审美角度，在诗性的角度上挖掘，所以没有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中国文化总的来讲是农耕社会，而且是排他的农耕文化，拒绝海洋文化、拒绝商贸文化、拒绝游牧文化。农耕社会的基本标志是定居，定居成了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定居的结果就是不迁徙，不迁徙的结果是什么？你周边全是熟人，你一辈子生活在你出生地的方圆十公里以内，所有人跟你都有关系，不是直接认识，就是间接认识，因此中国社会就是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通过血缘方式来进行文化构建，所以中国社会血缘亲情这部分味道很浓。血缘文化的后果是什么？就生成了特有的仁爱精神，认为人作为人的标志是有情有义有爱，儒家将之概括成“仁”，是人就要有基本的仁爱精神，没有仁爱之心的人不算人，就是禽兽。 

中国文化中主导的人文动机用什么来实现呢？儒家说“礼”才是把人教化成有仁爱之心的根本形式，“礼以成人”，所以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本质是“礼”的文化，不管是做皇帝的还是贩夫走卒，所有人都要讲“礼”，所以礼文化弥漫在中国文化每个环节之中。 

中国的天文学，与西方科学表面上特别相似的东西，可是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的东西，而是礼学的一部分。它的目标是奠定皇权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为中国普通人民提供生活指导，因为中国人讲究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天文学的目标是规范每个人日常的礼仪行为，而且也不承认上天有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然了，如果上天有这样的规律怎么能对皇帝进行规范呢？中国古代认为，一些奇特的天象是上天警告皇帝的，比如日全食是为了警告皇帝不要乱来，如果日全食完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话，那就起不到对皇帝进行警告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天文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 

西方文化以两希文明为主体，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一开始就是迁徙频繁的文化。希腊是海洋民族，重视贸易，因此迁徙成为常态。迁徙文化的特点是生人文化。生人文化怎么构建社会秩序呢？靠契约精神，通过契约方式构建社会秩序。契约文明要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自主的个体被西方思想家抽象为两个字——“自由”，所以自由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是理解西方文明非常重要的关健词。 

希腊人认为为了培养一个自由人，就要让他学自由的科学。什么样的科学是自由的科学？无功利的，自主自足自我展开的知识类型才是自由的科学。科学一开始就是自由的科学，是超功利的，是自我演绎的、证明的、推理的科学，是无用的科学。 

我觉得这个框架可以说明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科学，而科学独独出现在希腊地区。希腊人对自由人性有独特的理解，那就是理论性的、知识性的，希腊人认为你有了知识就自由了，相反没有知识就很糟糕。苏格拉底说了，“一个人不可能主动犯错误，错误都是无知造成的”，所以知识成了希腊人的最高追求，所以他的自由也是知识论的自由。科学之所以在希腊文明诞生和这种特有的文化氛围有关系。

以仁爱的精神对比西方的自由精神，以礼学对比科学，我认为这是中西文化非常简要的对比关系。今天我们看到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依靠自己的仁爱精神，依靠自己的家国情怀，依靠自己对家族、家庭、国家的责任感，把中华民族从奄奄一息的状态振兴起来。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继续发展科学，以科学作为我们的立国之本才是中华文明真正的复兴之路，所以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基于自由的科学的精神融入我们中华民族仁爱的土壤中，这是我们未来所面临的艰巨的任务。某种意义上来说，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民基本解决了挨打问题、挨饿问题，剩下的问题是所谓的挨骂问题。挨骂问题的本义就是文化认同问题，今天怎么建设一个未来的中国文化？如何让这个文化既保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传统的仁爱精神作为重要要素，同时融合近代几百年来行之有效的科学精神？ 

今天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只是用单纯的功利主义态度来做科学，我们还是走不到世界的前列，我们只能是跟随别人走。在科技规模和体量方面，中国有很多第一，但是到了每年诺贝尔奖发奖季，中国人都很郁闷。 

诺贝尔奖奖励原创性成果，而原创性成果没有办法通过某些功利的方式促成，当然也有人说持续的高强度的支持将来总会出现突破，我承认也许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诺贝尔奖根本上是鼓励原创成就，原创的东西是没法通过计划、大兵团作战攻破的。我想艺术创作也好、伟大的科学发现也好，都是类似的，都必须基于自由探索的精神。

在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比较认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前提下，我们要更多地呼吁自由科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