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本节的情节读起来，就如同那句当代俗话所说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在大胡子比尔看来，仿佛僧璨搬家只是为了找个更好的地方扩大招生办教育。没想到新学校建成多年，最后却只培养出了一位毕业生。这样看来，僧璨和尚的努力几乎彻底失败了。

   但僧璨搬家或许有其他的原因。而这新的原因显然也和天柱山有关。

   达摩祖师毕竟是印度人。尽管他满腹经纶，但却只熟悉印度文化。他知道该怎么启发印度学生，但对他心目中具有“大乘气象”的中国学生，教育究竟该怎么搞还是未知数。所以他一下船，去见热情支持佛教的梁武帝却搞砸了，没能启发梁武帝领悟他的教育精神，反而被迫一苇渡江逃亡北方。于是他在嵩山面壁苦思九年，终于等到了一位宁可自断左臂也要坚决求学的莘莘学子，完成了他的教育可持续性发展计划。他的其他学生，据说分别学到了他的皮毛、肌肉和骨头，却都没有像慧可那样懂得了他的骨髓。

   慧可开始搞教学时，适逢北方的灭佛运动，被迫逃亡司空山避难。但不管他在北方还是南方的教育活动，显然影响虽大，但真正明白的学生却依然罕见。根据比尔·波特的考证，他先是付出了被敌对学派砍断胳膊的代价，最后又遭到论敌的诬陷而被杀。以这样高的代价，慧可和尚也只培养出了僧璨一位完全合格的接班人，可见他的教育法仍然带有浓厚的印度色彩，对中国学生还是不太适合。可能正因此，僧璨才决定搬家，把学校的新校址迁移到宝志和尚著名的天柱山旧址去。因为，既然宝志和尚在天柱山能有很大影响，或许可以从当地人那里，找到引导中国学生领会禅宗精神的更恰当方法。

   僧璨应该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搬家到天柱山的。可以说，他搬家的目的不是扩大招生，而是搞教育改革，设法找到最适合中国学生的传授方式。如果他仅仅为了扩大招生，这件事一定能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但教育改革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件事又经过了数代中国学子的努力，直到六祖惠能才彻底把禅宗中国化，让禅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发扬光大。

   僧璨的教育改革的进展，从他的教学对象的演变就能窥见一斑。达摩培养的是原本就学富五车、精通儒释道的成名学者神光；慧可培养的是虔诚的中年居士僧璨；而僧璨培养的，却是十四岁的聪颖少年。从这里就看见，僧璨时代的教育方式已经改进了太多，完全不再依赖大量的阅读、多年的信仰、长期的修炼等先决条件。可以说，尽管僧璨仅仅培养了四祖道信禅师这一个学生，但这个学生的培养成功，却标志着禅宗向中国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另外，达摩禅师在传授给慧可时，用的是印度版的心理学教材《楞伽经》。慧可没有修改教材，仍然沿用了这本不仅来自异国，而且属于不同学科的《楞伽经》作为参考读物。僧璨则在此之外，第一次自编了一份中国人自己的、也是世界第一部禅宗简易读本，这就是他著名的《信心铭》。

   善于创作论文的印度人，为什么没有替禅宗准备自己学派的教材呢？一方面，禅宗号称“不立文字”，在印度一直处于一脉单传的状态，都由师生之间相互印证，并不另外需要教材。另一方面，在印度的历代传人看来，禅宗所传承的东西根本就没办法用印度那种充满神话宗教崇拜色彩的语言文字描述，所以索性不准备教材，以示与印度宗教的截然区别。所以达摩到中国后，为了避免教育变得无可依据而走样，就留下了印度心理学教材《楞伽经》，作为检验弟子领悟情况的参考书。

   然而印度心理学毕竟过于繁琐，与中国文化的学术风气和思想习惯不同。所以在禅宗的前面几代传人中，能够完全借由看懂这本教材来证明自己领悟的中国人，几乎也都是一脉单传。直到三祖僧璨，才有了中国人自己的、也是禅宗自己的专用参考书《信心铭》。所以，僧璨写出信心铭，可以说是僧璨教育改革取得进展的明确证据，也是禅宗中国化取得重要进展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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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年，僧璨也离开了幽僻的司空山，南行至名声显赫的天柱山。虽然刚刚被摘了南岳的帽子，但天柱山的魅力未减，照样吸引着大量游人和朝圣者。我们可以由此推断，三祖僧璨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他决定将禅大力推广开来。在人迹罕至的司空山，你最多只能跟偶然碰到的采药人聊上几句；而天柱山则完全不同，这里游人络绎，山脚下还有高僧宝志开创的山谷寺，没有比这儿更合适的弘法道场了。

   然而，根据文献记载，僧璨并没能如愿吸引到大批追随者。三祖寺里的历代碑刻上都提到，他其实只收了一名弟子，而且还是个小孩儿，但就是这个孩子后来成了僧璨的衣钵传人——592年，未来的禅宗四祖道信依止在僧璨门下之时只有十四岁。虽然年纪尚小，但他的悟性令三祖璨大师刮目相看。一天，他问三祖：“如何是佛心？”

   僧璨反问他：“汝今是什么心？”

   道信对曰：“我今无心。”

   僧璨于是说：“汝既无心，佛岂有心耶？”

   师徒二人接下来的对话基本上重演了当年慧可在达摩洞前与禅宗初祖的问答：道信向僧璨请教解脱束缚的法门，于是僧璨问他：谁缚汝？

   道信回答：“无人缚”。

   僧璨道：“既无人缚汝，即是解脱，何须更求解脱？”道信于是言下大悟，成为三祖的传人。（《祖堂集》）

   在另外一则记载中，僧璨对道信说：“法华经云：‘唯此一事实，无二亦无三。’故知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涅法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语言文字徒劳施设也。”（《楞伽师资记》）

   除了一百四十六行的《信心铭》，僧璨的确再也没有留下过任何文字教法。

   公元601年，年仅二十一岁的道信从八十二岁的僧璨手中接过禅宗衣钵，成为第四代祖师。如今的三祖寺后门外不远处，有一座山洞，据说僧璨当年曾在其中修行，而这场传宗接代的仪式据说也是在那里进行的。

   尽管年事已高，也或许正是因为年事已高，僧璨决定离开天柱山。他长途跋涉了上千公里，来到广州附近的罗浮山。通常的说法是，三祖前往罗浮山意在弘传佛法，但我常怀疑这趟艰苦的旅行与长生不老的仙药有关——罗浮山正是道教炼丹大师葛洪（284－343）炼成金丹大药，得道飞升的地方——否则即便要离开天柱山，周围可以传法的地方所在多有，为什么偏要大老远地跑到岭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