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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未来简史(28)

已有 294 次阅读 2017-10-12 10:47 |个人分类:科普|系统分类:人文社科|关键词:边界 冲突 文字 想象|文章来源:转载

神圣的经文


   在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真的往往是现实让步于文本吗?这会不会只是对官僚体系一种常见而夸大的诽谤?不管服务于谁,大多数官员都是讲理的人,他们肯定会说:我们是用文字来描述田地、运河和粮仓的现实。如果描述准确无误,我们做出的就是符合实际的决定;但如果描述不准确,就会造成饥荒甚至叛乱。这种时候,我们或未来的政权领导者就能从错误中学习,努力让描述更准确、更真实。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文件记录就能越来越精确。

   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它忽略了一股历史的反作用力。随着官僚体系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多,他们变得即使犯错也无动于衷。这时,他们不再改变故事以符合现实,反而通过改变现实来符合他们笔下的故事。最后,外部现实终于与这些官僚的幻想达成一致,但一切都是强迫现实不得不做出这种改变。例如,许多非洲国家的边界无视山川或贸易路线,造成历史和经济区域遭到不必要的分割,地方种族和宗教也遭到割裂。同一个部落可能赫然发现自己被分到了好几个国家,而同一个国家也可能纳入了许多敌对的部落。这样的问题虽然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都在所难免,但在非洲却格外激烈。原因就在于,现代非洲各国边界所反映的并不是当地国家自己的期许和斗争,而是由从未踏足非洲的欧洲官僚一笔画定。

   19世纪后期,欧洲强权既擅自主张在非洲占有领地,又担心一旦互相冲突,可能导致全面的欧洲大战,于是各方在1884年共聚柏林,欲瓜分非洲,仿佛非洲只是一张馅饼。当时,欧洲人对绝大部分非洲大陆仍然一无所知。英、法、德已经拥有非洲沿海地区的精确地图,也清楚地知道尼日尔河、刚果河和赞比西河是在哪里入海。但他们几乎不知道这些河流上游在非洲内陆的状况,不知道沿岸的王国和部落,也不知道当地的宗教、历史和地理。这些事情,欧洲外交官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只是在柏林一张光亮的会议桌上,摊开一张还有一半空白的非洲地图,在上面画了几条线,就私自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

   等到这些欧洲人拿着先前早已商议定案的地图终于打进非洲内陆时,才发现在柏林画的许多边界根本难以适用于非洲的地理、经济和种族现实。但为了避免产生新的冲突,这些侵略者仍然坚持原协议,于是这些想象出来的线条就成了欧洲殖民地的实际边界。在20世纪下半叶,欧洲帝国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新成立的这些非洲国家担心重定边界会带来无止境的战争和冲突,因此边界仍未改变。现今非洲国家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这些毫无道理的边界造成的。欧洲官僚笔下的幻想遇到非洲的现实时,现实被迫投降。5

   现代教育系统也有许多现实向文字低头的例子。如果我要量自己桌子的宽度,要用哪个度量衡单位无关紧要。不管它是200厘米还是78.74英寸,桌子的宽度并不会有所改变。但如果是官僚体系要衡量人的时候,用哪个标准差别就很大了。学校一旦开始用说一不二的分数来评估学生,数百万学生和教师的生活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分数是历史相对晚一些的发明。狩猎采集者从来不需要用标记来评估自己的成就,甚至在农业革命几千年后,也很少有教育机构会使用精确的分数。到了年终,某个中世纪的补鞋学徒并不会收到一张纸,说他的鞋带技术拿了个A,但鞋扣技术只有C–。在莎士比亚时代,牛津大学的毕业生离开学校时只有两种可能,即拿到学位或是没拿到学位,没人想过要给某个学生74分、另一个学生88分这种事。6


图24 19世纪中叶欧洲的非洲地图。欧洲人对非洲内陆所知甚少,却仍肆意瓜分非洲、划定边界


   直到工业时代出现了大众教育系统后,才开始固定使用精确的分数。先是工厂和政府习惯用数字语言来思考,接着学校也开始效仿,并根据每个学生的平均分数来判断学生的素质;至于老师和校长的素质,则是根据学校的总体平均分数来判断。官僚体系采用这个标准之后,现实就变了。

   一开始,学校的重点应该是启发和教育学生,而分数只是衡量是否成功的工具。但很自然,学校很快就开始一心追求高分。每个孩子、教师和督学都知道,考试考高分需要的技能,与真正了解文学、生物学或数学所需的技能并不相同;每个孩子、教师和督学也知道,如果被迫两者只能选其一,大多数学校选的会是分数。

   书面文字的力量,随着各种神圣经文的出现而达到巅峰。古代文明的祭司和抄书吏,习惯将各种文件看作现实的指南。起初,这些文本会告诉他们关于税收、田地和粮仓的现实,但等到官僚系统得到了权力,文本也就得到了权威。祭司不仅记录着诸神的财产,也记录着诸神的行为、戒条和秘密。而就此写出的经文,号称描述了完整的现实,也让一代又一代的学习者习惯于从《圣经》《古兰经》或《吠陀经》中寻找着一切问题的答案。

   理论上,如果某本宗教经典扭曲现实,门徒迟早都会发现,而让这本经典权威扫地。林肯就说过,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骗过所有人。只不过,那是林肯一厢情愿罢了。实际上,人类合作网络的力量就是依赖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微妙平衡。太过扭曲现实,力量就会被削弱,让你敌不过那些能看清现实的对手;但想要有效壮大组织力量,仍然得依靠那些虚构的神话。如果坚持一切都要百分之百的现实、绝不加入任何虚构,追随者肯定也不会太多。

   如果用时光机把现代科学家送回古埃及,就算他用进化论、相对论和量子物理戳破了古埃及祭司的一切虚构,还是无法在当时拥有权力。当然,如果这位科学家可以运用知识制造出枪炮,就能在面对法老和鳄鱼神索贝克时大占优势。但为此,他必须开采铁矿、建造鼓风炉、制造火药,也就是需要许多辛勤劳动的农民。你真的觉得,和农民大谈E=mc2(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就能让他们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吗?如果你真这么想,欢迎现在买张到阿富汗或叙利亚的机票,在那里好好施展你的才华。

   就像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欧洲的各个帝国以及现代的学校系统,这些真正有力的人类组织,并不一定都把现实呈现得清清楚楚。这些组织大部分的力量,都在于能够将虚构的信仰建立在一个让人顺从的现实之上。例如,货币的整个概念正是如此。政府制作出本身并无价值的一些纸张,宣布它们是有价值的,接着就开始用它们来计算一切的价值。政府有权强迫公民只能用这些纸张纳税,于是公民别无选择,至少得拥有几张。这样,这些钞票就变得真的有价值了,政府官员的身价也跟着得到肯定,而政府既然控制着钞票的发行,权力也就水涨船高。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钞票只是根本没有价值的纸,而且认真地只把钞票当成纸,那么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教育系统,他们认为入学考试是评估学生的最好方法。教育系统拥有足够的权力,能够影响大学入学标准以及公职或私人企业的聘用标准。于是,学生就会全力以赴,一心取得好成绩。那些令人垂涎的职位都由成绩好的人抢下,而这些人自然又会大力支持这个让自己得到好处的系统。教育系统掌控着各项关键考试,也就使它更有权力影响大学、政府及职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学位证书只是一张纸,而且认真地只把证书当成纸,那么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各种宗教经典也是同样的运作模式。各种宗教组织声称,自己的经典里有着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且同时也对法院、政府和企业施加压力,要大家照着经典行事。这时,如果有个聪明人读到经文,再看看周围的世界,会发现好像确实符合事实。经文说,你必须向神缴纳什一税,而你看,大家真的也都缴了;经文说,女不如男,不能担任法官,甚至不能出庭做证,而你看,现在确实没有女法官,法庭也确实不愿意接受女性的证词;经文说,只要好好研读神的话语,就能在生活中得到成功,而你看,现在所有的好工作,确实都是由那些熟读经文的人担任。

   这样一来,聪明人自然就会去研读宗教经典。也正因为他是个聪明人,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经典的权威,甚至会成为法官。如果他当上了法官,一定不会允许妇女上法庭做证;如果要选继任法官,显然他也会选个熟读经典的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本书只是一叠纸,而且认真地只把这本书当成一叠纸,这个异端分子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就算各种宗教经典从根本上扭曲了大众对于现实本质的理解,却还是能大权在握数千年。例如,《圣经》对历史的看法在根本上就有问题,却仍然成功传遍世界,数百万人深信不疑。《圣经》宣扬的是一神论的历史理论,声称整个世界是由某个唯一、全能的神来掌管,而且他非常关心我和我的行为。如果发生了什么好事,一定是他在奖励我的善行;而如果发生了任何灾难,也必然是在惩罚我的罪恶。

   因此,古代犹太人相信,不论是遭受大旱,还是因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入侵犹太王国而流离失所,也都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受到神的惩罚。至于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打败古巴比伦人,允许犹太流亡者回家重建耶路撒冷,当然是因为慈爱的上帝听到了他们悔恨的祷告。《圣经》并不会承认,大旱有可能是因为菲律宾火山爆发而引起,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入侵是为了古巴比伦的商业利益,居鲁士也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因素而支持犹太人。因此,《圣经》显然对全球生态、古巴比伦经济或波斯政治体系都没有什么兴趣。

   人类的童年都有自我专注的特征。不论什么宗教或文化,儿童都会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对其他人的处境和感受兴味索然。正因为如此,父母离婚对儿童会造成莫大的创伤。一个5岁的小孩并不能理解,某件重大事情可能不是因为他造成的。不管父母跟他说多少次——说父母都是独立的人,有自己的问题和希望,父母离婚不是因为他,孩子都不会懂。他一心认为,所有事情都是因为他的关系。大多数人长大之后就会摆脱这种幼儿期的妄想,但有些人却继续坚持、至死不改。就像孩子觉得父母是因为他才会吵架,一神论者也相信,波斯人与古巴比伦人是因为自己才会开打。

   在《圣经》时代,有些文化对历史的看法明显更为准确。在泛灵论和多神论宗教的眼中,世界就是一个各方权力竞逐的角斗场,而不只是有单一的神,因此泛灵论和多神论者很容易相信,有很多事情不管是与我还是与我最爱的神都无关,既不是为了惩罚我的罪恶,也不是为了奖励我的善行。不论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希腊历史学家,还是像司马迁这样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已经发展出非常精致的历史理论,与今日的现代观点极为类似。他们认为,之所以会爆发战争和革命,是由于无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人有可能没有犯下任何过错,却仍然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所以,这些让希罗多德对波斯政治深感兴趣,而司马迁也极为重视蛮夷文化和宗教。7

   现代学者多半会同意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历史观,而不是同意《圣经》。正因为如此,所有现代国家都会投入大量精力,收集关于其他国家的信息,并分析全球生态、政治和经济趋势。在美国经济表现不佳的时候,就连福音派的共和党人有时也是把错怪到中国头上,而不是忏悔自己的罪。

   然而,虽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比《圣经》作者更了解现实,但这两种世界观一发生冲突,《圣经》就将对手一举击倒,最后,希腊人采用了犹太人的历史观,而不是犹太人接受了希腊人的历史观。从修昔底德的时代又过了1000年,希腊人反而越来越相信,如果有蛮族入侵,肯定是神在惩罚自己的罪行。不管《圣经》的世界观错得多么离谱,却能为大规模人类合作提供更好的基础。

   就算到了今天,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手也是放在《圣经》上。同样,在包括英美在内的全世界许多国家,证人上法庭做证,也会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说出事实、完整的事实,也唯有事实。然而,发这个誓的时候,他们所凭依的书里竟是充满虚构、神话和错误,岂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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