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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聊语义学——语义学到底是什么(三)? 精选

已有 2612 次阅读 2016-12-22 16:53 |个人分类:语义论|系统分类:科普集锦

指称论在被拿来处理比一对一关系更复杂的世界时遇到了问题,问题的实质就是:世界中的单一实体在符号系统中有多个符号相对应,而且这些符号的“语义”并不相同,换句话说就是,虽然不同的符号指称的客体对象相同,但是它们自身的语义并不相同,这种不相同的证据就是两个同延的表达式在在同一句子中无法保证其命题真值不会变化。因此用指称论定义“符号的语义就是对应世界中的个体”好像就不成立了。
前一篇我们列举了指称论不适合更复杂系统的一些例子,下面我们从理论的角度重新考察一下。
首先,指称论的理论基础是一阶谓词逻辑的语义论,它的建立过程是这样的:
1. 定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实体集合,作为论域,而集合的成员称作个体,代表这个论域的基本元素;
2. 定义逻辑语言的句法:这个句法由常项/变项、谓词,句子以及量词、逻辑连接符和辅助符号构成,设定这些基本元素连接的基本规则,符合规则的表达式称作“良形的”(well-formed),按照语言学的术语就是“合语法的”(grammatical);
3. 定义逻辑语言的语义:设定一个语义解释函数,这个函数的定义域是该逻辑系统中的基本元素:常项、谓词和句子,而协域是则是真值集合和论域中的个体与个体集合;
这个系统对语义的解释过程是这样的:首先通过语义解释函数,对语言中的常项赋予论域中相应的个体,使得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客体对象,对谓词赋予论域中相应的个体集合表示性质;这样,在论域中的个体和个体集合成为符号的指称对象,例如常项的指称对象是个体,谓词的指称对象是个体集合(即属性);所以整个语言的语义解释就是:对语言中每一个元素通过语义解释函数映射一个个体或个体集合,然后通过句法规则,每个元素结合后形成更大句法单位,这个层级的语义则是通过语义组合原则:非原子元素的语义是下一层各个部分语义的函数。这样无论多么复杂的句子、符号串,通过逐层构建其句法规则,根据这个组合原则就会得到相应层级单元的语义,直到最顶层为止。这个原则,就是著名的弗雷格语义组合原则(the principle of semantic compositionality)。这是所有基于逻辑的语义学的基础原则。
第二,语义组合原则的一条基本定理就是其外延性(extensionality):一个逻辑系统具有外延性是指当句子中的某个符号和另一个符号具有相同的指称时,就可自由替换。例如根据上篇例句(5),“奥巴马是美国总统”,我们可以推理“奥巴马”和“美国总统”这两个词串具有相同的指称——美国的最高领导人,因此可以推断“奥巴马今晚召开了记者会”和“美国总统召开了记者会”的语义相同。用逻辑术语来说就是:句子中表达式的替换不会改变命题真值(salva veritate)。
如果拿外延性定理来看我们以前的例子,例如身份证的例子,我们会发现由于每个个人只能有一个身份证号码而且身份证号码确保唯一,所以外延性定理只适合用同一指称对象替换自己,亦即:张三的号码是19881203456789;因为“张三”=“张三”,所以张三的号码是19881203456789。虽然对有些读者来说这种推理有些“无聊”,但它确实揭示了一个事实:这个句子中“张三”这个表达式只能由它自己替换,这个道理和nx1=n一样。
而我们的另一个例子“张晓华很聪明”这句话,如果在“张晓华是我唯一的朋友”这样的语境下,那么“我唯一的朋友很聪明”和前句的语义可以认为是相同的,因为两个表达式的指称是同一个人。
这两个例子例示了指称论的适用范围:当个体与句子的专有名词是一对一关系时;当属性(论域中的个体集合)与谓词是一对一关系时;超出了这个范围,指称论即失效。在指称论看来,符号的语义,就是指称对象,亦即论域中的个体或属性。但是蒯恩的例子和我们关于摹状词的例子表明,在像自然语言这样的复杂系统内,符号和指称对象(referent)并没有直接的语义映射关系,中间似乎隔着什么。第一次明确揭示了在符号系统和对象之间到底“中间隔着什么”的学者就是德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也是近代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戈特洛布·弗雷格。弗雷格第一次提出,与符号所对应的指称对象并非就是语义的全部,在符号、指称对象之间,还有一层和人类的精神世界有关,具体地说就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或者是说是概念世界,关于这一点,我在《再聊语义学》中曾有过相对详细的分析。中心思想就是:以语言作为媒介所联系的人群,其群体的主观认知对于形成语义也起着重要的影响。这种主观认知受到历史、时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局限,会对同一指称对象产生具有不同的语义的符号来。例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特殊用语,例如尊称、蔑称、隐语等。

对于某一客体对象,因时空关系可以产生不同“意义”的表达,例如弗雷格著名的“晨星-暮星”(中国人称作“启明星”、“长庚星”);因全部与局部关系产生的含混语义,例如《再聊语义学》中引用的唐诗中用“人面”代表一个美女;,因人为的特殊目的产生语义切割,例如“馒头、花卷”的例子等。总之,这种“语义”的形成,和特定语言人群的精神活动相关;弗雷格把这样的的语义称作“感知义”(sense)。感知义反映了特定语言人群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水平,如果用事实说明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我们在引进西方文化、西方人在介绍东方文化的时候、各自的语言中许多表达并没有其它语言现成的对应物。换句话说,不同文化人群因为历史、地域、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等原因在相应语言表达中所形成的“感知义”可能完全不同。因此,自然语言的语义和其它人工语言,包括计算机语言、逻辑语言等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层“感知义”。当然不是说人工语言不能或不会有“感知义”,但作为人工设计的服务于某一特定目的的人工语言首要要求就是无歧义、精确、严格,因此前面介绍的指称论是最适合的语义理论。而人类语言并不是符号和客体对象的直接互动,而是由人类的精神作为中介和互动中枢,因此对语义的把握和理解主要集中在感知义上。这里讲个小插曲,国外打工一个兄弟问我“王八”英文怎么说,我告诉他是tortoise,这位老兄在我面前练习了一会发音,经确认后欲离去,我问他做什么用,他说工作的一位外国同事老想欺负他,英文又不好想骂他“王八蛋”,那么英文王八蛋就是“tortoise’s egg”,我说那不如你骂他“bastard”,否则这个翻译不太好使,因为对方不知道你说他是“乌龟产的卵”是什么意思。而英文“bastard”的原意是“劣质的”、“坏的”转称为“坏蛋”。这说明,对特定指称对象的感知义,影响着某一语言人群的直接情绪,但是对另一语言人群则没有相同或相似的情绪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弗雷格将语义明确区分为两个侧面,指称义(reference),我们可以理解为语义的“物质”属性,或者客观属性,感知义(sense),语义的概念属性、精神属性或主观属性。而语义应当是这两个侧面的有机结合体。
当然在弗雷格的语义理论中,完整的语义是由更多的侧面构成,除了指称义、感知义之外,还有行为义(illocutionary force,直译为语言内表现行为)和意图义,前者是指语言中的表达伴随着行为,例如答应、允许、命令等,后者是指语言表达主观意图、想象或思维过程。
顺便说一下,弗雷格对行为义研究后来被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所继承发展,形成独立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行为理论。而计算机科学中关于程序设计语言的形式语义研究也称作“行为语义学”,(operational semantics),相对于另外的“表述语义学”(denotational semantics)和代数语义学(algebraic semantics)。
但是和前两者不同,弗雷格认为行为义、意图义是纯个体主观的,在人际交流体系中不起作用,一部分相当于我们在前两篇聊天文中所说的“解读”。而语义的主体则是:指称义和感知义。注意,这里的感知并不是语言人群中某个个体的感知,而是整个语言人群的感知。(语言人群是我个人对linguistic community的翻译,意思是以某一语言作为第一语言的群体)

我们这里关注的重点是指称义和感知义的区别。为了把话说清楚,这里再把弗雷格的“晨星-暮星悖论说”重复一遍:
(1) 晨星是晨星(the morning star is the morning star)
(2) 晨星是暮星 (the morning star is the evening star)
这个例子和蒯恩的例子基本相同,只是名词各异。第一句是同义反复,第二句是两个指称义相同但感知义不同的例子。为了方便我们把蒯恩的例子也一同列出
(3) 所有具有心脏的生物是具有心脏的生物 (All cordates are cordates)
(4) 所有具有心脏的生物是具有肾脏的生物 (All cordates are renates)

首先,我们要搞清指称义和感知义的区别和联系。弗雷格认为,指称义是第一存在,是语义的物质基础,没有指称义就不可能有感知义;而感知义是指称义的语言表达方式,如果语言中的两种表达具有同样的感知义,则指称义必然相同。例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和孙行者具有相同的感知义,因此其指称义、假定我们认定是六小龄童扮演的那个形象,必然相同。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指称义是第一语义,但决定句子的命题真值的是感知义,感知义决定指称义。
在弗雷格的研究中,对感知义和指称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有名词(专名)和句子上。因此我们也分别讨论专名的感知义和指称义,与句子的感知义和指称义。
在弗雷格的定义中,专名不仅包括了我们一般语言学意义的专有名词,还包括了摹状词(定指描述)。专名例子如:北京、鲁迅等地名、人名;而摹状词的例子如:美国总统、晨星、2²。为了讨论方便,我们统称为“名称”。这些名称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只对应论域中某个特定的个体,因此,这些个体本身就是名称的指称义;那名称的感知义是什么呢?弗雷格认为是实体的表达方式或状态(the mode of presentation)。我们可以用几条直线来图示这个概念:在平面上做任意直线a,过直线上任意一点P,做两条任意不平行直线b和c。在这个图形中,经过点P交叉有四种方式:a与b、a与c、b与c、a与b与c。对这四种交叉方式,我们可以起四个名字,但无论叫什么,交叉点都在P。如果我们把P看做是指称义,那么过点P直线两两相交的组合就可以看做是感知义。从几何图形看我们可以有无数种对应同一指称的感知义。

这种方式大概可以解决我们的“馒头花卷问题”,亦即,对同一指称对象,我们可以起无限多个被语言人群共同认可的名字,例如“馒头花卷”西北地区有的叫馍。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只知道感知义不知道其指称义。例如我们都知道“中国首富”的意思,但未必人人都知道具体是谁。因此,感知义是一种表达方式、状态;假定中国的王xx是中国首富,这个个体不管你叫他什么都是客观存在,不叫“中国首富”,也可叫做“国内第一富人”,“内地最有钱的人”等等,因此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其指称义不变。“一朵玫瑰纵然换了名称也依然芳香”。

对我们来说,熟悉名称的语义,主要是熟悉其感知义,而熟悉其指称义不是必要条件。这个也许可以解释我们第一次聊天“老农和鲸鱼”的问题。在崔护那首唐诗中,由于诗作者所遇见的女子无名无姓无来历,而且作者只记住了女子漂亮的面容,因此只能用局部所感知的印象临时命名为“人面”作为女子的代称。这种描述法强调的是作者观察的重点,比一般的什么“美女、佳人”更具有聚焦性,正像我在《再聊语义学》中所言,作者甚至连女子所穿的衣物所戴的首饰都未必记得,只记住了那张漂亮脸蛋。因此人类的精神活动会随时创造出对指称对象不同角度的“感知义”来。在我看来,感知义和指称义的最大区别在于“感知义”具有创造性,它是一切文学活动成为可能的最大原因。如果我说“白衣女子”你可能没有印象,但如果我说“小龙女”,你一定会激动起来如果你是金粉的话。看到没有!对同一指称对象的不同感知义,会引起人心理不同的变化。

弗雷格认为,对名称来说可以只有感知义而没有指称义。喂!你刚才不是说指称义是第一语义是物质基础吗?如果一个名称只有感知义没有指称义那将是什么呢?别忙!看到下面例句就明白了:第一个登上火星的人,是谁,你知道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我们终将有一天会知道,就算我不知道,我的儿孙们也会知道,因此,指称义不是真的不存在而是我们主观认知上因某些局限认识不到。有没有只有指称义而没有感知义的情况?太多了,问问考古队的人就知道了。
好啦,我们休息一下,后面我们谈谈句子的指称义和感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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