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与元哲学

周剑铭

摘要：元哲学是哲学的本义，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只是哲学学，元哲学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反思以现代阐释学的形象渗入到广泛的社会文化中。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研究实际上是把存在等同于先验意义的时间性，他的语法性话语文本使得不同层次意义的存在能够交织在先验与世俗的时间中展开，他的存在论因失去了时间的真义夭折。中国语言的语境性语法才真正是存在的家园，它使中国思想的表达得以在不同层次上的一致性展开，中文的“是”具有与logos相同的价值，而更具元哲学意义。

元哲学一般是在作为哲学学的意义上使用，即把哲学作为一门研究对象的学问，探讨它的对象、方法和一般性结论，在这个理解上哲学学就是哲学的元学；实际上哲学学还有另一种理解，即哲学学就是哲学史，由于哲学的对象、方法和结论几乎没有固定过，你如果不是在哲学史的意义上研究哲学，你就无研究哲学。但是当你自觉地在哲学史的意义上想根本性的研究哲学，你马上就发现你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你无法找到真正的研究的起点，你不知道问题应从哪里开始，甚至如何提出问题，你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其实这就是哲学的真正的元学性质，因此真正哲学性质的哲学是元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永远是它自己的元学，哲学即元哲学；这样，所有一般意义的哲学都是哲学学，即它们都是元哲学的某种历史性的结果，在适当的综合上就是哲学史。所有在最本质意义上对哲学的探求在开始时总是元学性质的，但在以后的研究中，如果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半途而废，而能有幸达得到一块后人可以凭吊的立足之地，但这就已成为某种哲学学了。哲学总是在对自己的对象和方法问题的探求的开始点上，而不是已做过的工作上使哲学成为哲学的元学。这样元哲学不是meta-philosophy，因此它既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也不是柏拉图意义的形而上学，而只能是具有超越意义的哲学自身。哲学的元学性质总是在创造新的哲学，它就是人类在自身最本质意义和方向上一个最精微的缩影，所以尽管这种几乎无法达到目的的追求常常使人气馁甚至使哲学家拒绝哲学，但哲学的真正的原创精神总在激励着所有的人不自觉的追求哲学，一个人不管是不是哲学家，都是某种意义的自己的哲学家，人是在自己的元哲学意义上成为了人，这才是人的最真正的本质，所以元哲学就最终是人自己。

1.  存在与时间

大家都承认，对事物的好奇和原因的追求是人的一种本性，而对原因的终极追求就成为哲学，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事物的终极原因和对它的追求自身都有问题，而且首先是终级原因是否存在的问题，即有没有最终意义的智慧或知识或真理? 终级原因的存在也就是世界的普遍性存在，这样的意识使世界的存在问题就变为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元哲学，存在就是元哲学。对存在问题的哲学探索始于古希腊哲学家，存在(to be)或许只有一个，但存在论或本体论（ontology）却有两种，而哲学却有数不清的学说、理由、观点和方法，几千年来的探索和纷争在元哲学的意义上几乎没有进展，但却留下了与人类历史同在的哲学史，哲学不是以它对目的的接近而是以自己的展开成为哲学，哲学在自己的展开中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它从元哲学开始，在对元哲学的遗忘中成为哲学学的哲学。

重新对此做出精确分析的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主要地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研究哲学，他称之为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这正是重新认识到对哲学学意义的哲学与元哲学意义的哲学的区分。海德格尔区分了本体论和存在论，企图去捕捉“存在”这个元哲学的真正幽灵，他的没有达到目的，但不是无功而返，他在哲学的核心阵地上再次清扫了千年战场。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研究一开始就具有分析或阐释的意义，他首先把存在问题变为问题自身，在他的《存在与时问》首先把研究存在问题的自身作为他的研究出发点，即把什么是存在或存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看成是问存在问题的自身，即不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去问什么是存在，而是问人们是如何开始对存在的问题提问的，问谁或谁在问？（本体问题）问什么？（存在论问题）为什么问？（元问题）最后是成为他的哲学的怎样问。在这样的问题中主词和谓词并不先出现，而是在问问题中逐渐出现，这也就是存在在存在问题的中元哲学呈现，问问题成为了问题，而且是问存在问题自身成了存在问题，问题的元学性质就是元哲学意义的哲学。但这样的问题自身仍然只是一个空中楼阁，所以海德格尔只能从本体意义的存在者入手，首先从存在者上剥离出存在，再进一步揭示存在自己，这样他所要固定的幽灵在他的研究中逐步呈现，他以一个词法形式“此在（Dasin）” 在他的存在论中代表了这个幽灵，海德格尔在这一个立足点上开展了他的全部研究。此在具有两个方面的研究性展开，其一是此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即从存在者上剥离出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此在是海德格尔哲学研究的工具方法，这是元哲学意义的研究; 另一方面是此在与存在的关系，即存在以此在方式而展开自己，此在成为了存在的替身演员，这就是哲学学性质的了，存在论变回到了本体论。

一方面，海德格尔在现象学基础上把存在表达成此在作为一种境域的显现，他比喻为林中空地（Lichtung），他的意思是说树木是森林中的众在，树木消失时，空地出现，但这里没有因果关系，空地不是树木消失的结果，相反是空地在树木消失的过程中自身呈现，这样空地具有了先在于树木的意义，海德格尔就是企图在这里逮住存在的幽灵。他解释说存在者因领会世界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此在在存在者对自己的存在意识中自动呈现。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分解来理解，首先，存在不是存在者，存在者是纯粹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这容易理解；第二。也不是存在者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因为在这个意义上它还需依附于存在者，只能是存在者对自身意识的结果，所以仍是一种本体意义存在；第三，对这两重意义的否定才使存在研究拒绝了一切本体论的意义而成为了虚无，这才是元哲学意义的存在，所以海德格尔说存在就是虚无。形而上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是分解问题的结构或层次，得到因果链和结构关系，比如把可以上述问题分解为存在者忘失了本体意义的自身和存在论意义的存在者对自己再忘失这样的意识过程关系或结构，但海德格尔直接把它们看成为一种同时性境域，在这种境域中，因果、结构、和关系都消失了，用他的另一个术语就是无之无化，存在成为自己的存在，海德格尔把这种境域的呈现表达为他的文本话语，他利用西文的丰富的语法性词汇手段，把存在分解为元哲学，哲学学和认识论上的相互区别的词法意义，用它们的语言语法关系去表达境域生成中的关系和过程，就是说他企图用西文语境来实现意境，但语法与词汇的繁复恰恰首先妨碍了语境的建设，他的哲学失去了胡塞尔的那种层次的清晰性，他把现象学带入到了语言交织的森林，存在的境域变成了语言的境域，这就是他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的意义，但他的文本话语遮蔽了读者，以至于读者不使用他的文本话语就难以表达他的哲学。

另一方面，此在具有时间性意义，海德格尔并没有意识到它的真正来源，正是在这一点上的失落使它成为了海德格尔沉沦的误区，海德格尔将此在在不同的时间性中展开，此在不同意义的时间性的交织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文本话语中进行，而且不是此在的生存分析在他的存在论中展开，而是他的存在论在此在的生存中展开，就是说不是此在被分析，而实际上是存在论被阐释，所以此在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框架内充当了存在的演员，它的演出繁复如梦境。

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海德格尔认定此在也具有存在性，因为只有这样此在才能带着与存在的关系在时间中进行生存展开，此在就是一种对存在具有特殊存在关系的存在者，具有显现或者是生成的时间性先在的本质，就是说此在的存在性就是它的时间性，但这种意义的时间性已经是存在论的时间性，即时间性先验化了，此在从本体论存在而来，却在先验的时间中生存，具有元哲学意义的存在成了哲学学意义的存在，存在论的存在不自觉地成为了本体论的存在。海德格尔将此在展开为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个通常的时间形式，而且海德格尔没有觉察时间性的不同本质，因此强调此在的在世就是世俗的在世，这样先验的意义的时间性与日常时间不加区分交织进行，这样就导致对过去、未来、现在这三个通常概念的不同于通常意义的解释，此在虽然在世，但视在世为沉沦，“烦” （Sorge ）替代了存在者对世俗的领悟，对死亡的意识变成了先验的认识，现实的可能性被交织在潜在的可能性之中，此在同时扮演了先验的整体性、存在的本真性、和世俗的生存性等多重角色，它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变化自如，叹为观止，这种生存论话语文本的展开使人有一种读佛教文本的感觉。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意义的时间性就是存在以此在的时间结构方式展开，此在的存在就是先验时间，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就是时间，他的存在论已经成为了一种超验性质的存在主义或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主义，正是这方面的原因，他被贴上了存在主义的标签而他自己又拒绝这个称号。

海德格尔的哲学意义的复杂不仅在于他的文本话语方法，他的哲学实际上也是哲学森林中的空地，这或许就是他的哲学的意义所在，他的存在论企图在诸多不是之间呈现，一方面，虽然存在决定存在者，但存在又必须因存在者而显现，因此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不存在时间真义的关系，虽然海德格尔坚持说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以意识自身的存在为前提，以此区别于胡塞尔的先验的现象学，但意识自身的存在并不等同于存在者存在，他并不是说存在者先于存在，其真正的意义只是说存在不在意识之外，所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存在没有真正的时间意义；另一方面，此在的境域也不能在形式的意义上分解，存在与存在者之间没有种差属性关系，因此不能以逻辑关系来说明，所以它能区别于本体论的存在。前一方面，海德格尔拒绝了历史真义上的时间性，而使自己的元哲学沉沦，后一方面，海德格尔对本体论的不满使他自觉地拒绝了形而上学意义的客观性时间，但却仍然不自觉地用先验意义的时间来展开存在论，或许还要加上第三方面，即对在意识的先验意义上的存在的拒绝又使胡塞尔拒绝了海德格尔，而且海德格尔也拒绝自己是存在主义的哲学，他的哲学真的成为了哲学学丛林中的一块飞地。存在与时间的研究已失去了初衷，此时间非彼时间，海德格尔原准备由此转向时间的历史意义的研究的计划不得不夭折，或许海德格尔己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在现有的哲学的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但他的研究再次揭示了本体论和存在论的区分的意义，这种分裂一直深深潜伏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而且正是本体论对存在论的分化表现了西方哲学的文化特征，实际上在哲学领域中，对这种分化的抗争与逆叛也没有停止过，但往往以西方文化中的反理性思潮形态出现，海德格尔同样尝试转入人文领域去寻找解答，还想从中国哲学中寻找出路，这就形成了他的后期哲学的转向。

2. 认识论与现代阐释学

元哲学意义的哲学只在创生时是元哲学， 但对元哲学的研究以认识论的形式一直保存着元哲学的余光，虽然哲学家不能时时创造新的哲学，但认识论仍在追寻探究元哲学的足迹，哲学学意义的哲学总是观点和方法上互成源头或承继而成为哲学史，而元哲学与哲学学的关系就以哲学观和研究方法的形成而成为一种认识论的意义上的再研究，这也就是随着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哲学越来越认识论化的原因，而且正是对这种元哲学在观点和方法上，特别是对它的表达方法的强烈意识使现代哲学具有更鲜明的语言方法论色彩。比如哲学思想总是借语言而被表达的，因此哲学思想，哲学方法与语言就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古希腊哲学家如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等对哲学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有充分的理解，但要想分离它们是非常困难的，这就直接导致元哲学意义的存在论几乎无法表达，认识论实际上就充当了这个任务，它不是象元哲学一样企图直接去接近存在，而是把元哲学作为它的对象，把元哲学目的和方法以认识如可能的形式再现出来，但同样认识论不得不首先面临以哲学自身如何开始的阐释，这样现代的认识论在阐释学的意义开始，现代的阐释学甚至文化化了，几乎已渗透进了现代文化的各个领域，但这终究不过是元哲学普照一切的微弱余光。

分析哲学把语言看作是哲学表达的唯一方法，哲学意义的分析只不过是对语言表达哲学能力的再认识，因此认为哲学就是语言分析，即把哲学方法等同于语言自身的方法，分析哲学看出了用语言表达的哲学已经不是元哲学意义的哲学，因而认为一般哲学学意义的哲学是无意义的认识，提出了取消这种哲学学意义的哲学的观点，但它并没有抹消元哲学意义的哲学，只是保持语言上的沉默而已，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哲学思想，这几乎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无可抗拒的归宿，“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

现象学透过语言方式，开辟了在直观中或者对直观进行直接研究的哲学方法，由于离开了现象学的方法就没有现象学意义的哲学，所以现象学就把现象学方法看成是哲学，这样哲学就等同于哲学方法，这是认识论上的同一，即以哲学与哲学方法的同一性阐释哲学。海德格尔从阐释问题自身开始，以他的文本话语方式完成了他的阐释，但为了了解海德格尔必须阐释他的文本，海德格尔的哲学成了不折不扣的自身阐释学。

传统哲学从古希腊哲学开始把神话变成了思想，再把思想变成哲学，后人又把“哲学”变成了纯粹的知识，这样思想往往在概念、文本、已有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的阐释空间中迷失自己，现代阐释学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去阐释文本和文本形成的境域，但这只能用现在的思想去重现过去的思想，即在今天的境域中呈现过去的境域，人们在开始的起点上几乎无法依赖任何方法和标准；另一方面，现代的认识论已意识到元哲学首先是自己的观点和方法的形成，即哲学问题应怎样开始，幸好它还未变成哲学问题的开始是否可能这样的问题，否则哲学就真的无立足之地了，无论是阐释学意义上的认识论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阐释学在元哲学前似乎无门可入。

中国哲学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参见中国思想与历史哲学），孔子述而不作，视历史为真理而开阐释之先河，他对历史的阐释就是历史的延续，因为他就在历史之中，他是以历史阐释历史，历史在他的思想中历史地活化成为历史自己，后人无法达到他的境界，只能“我注六经”，理学的虽然有“六经注我”的醒语，但只是从禅学式的 “山是山，水是水”的无明到了“山非山，水非水”意境，真正的历史只能是历史自身，只能是“山是山，水是水”的复归， 只有在这种境界上，才能达到阐释、认识与元哲学的一致。

3. 中国思想与元哲学

中国在近代以前没有哲学这一名词，这只是表明中国没有哲学学意义的哲学，但不是没有元哲学意义的哲学（参见论中国思想），中国思想就是元哲学，而且正是因为元哲学本质上是无法直接表达的，所以中国思想自身无法形式化，正是在这个特质上它表现的元哲学的真正本质。作为文化思想的直接载体的中国的语言文字也浸透了中国思想的文化精神，这不仅是指它的文字所保留的象形意义，更加重要的是中国语言特有的话语方式保存了中国思想的表达意境性。正是在语言的话语本质上，中国语言体现了中国思想的真正的元哲学性质。

中国古代语言确实没有形式化的系词和系词结构，这是因为中国思想的本质不是形式化性质的，而是元表达性质的，它的话语方式依赖语境进行。中国古文之所以能保持一种简朴的语法结构，就是因为话语语境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现代人说：“仁就是人”，文言文则表达为：“仁，人也”，现代人使用的系词在古文中是由语境代替的。西文系词的表达方式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对语境的依赖，因而具有形式的普适性，依形式而真，但却丢掉了它的最宝贵的意境，而中国古文的表达仍然保留着话语语境的功能，运用中国古文必须有一种化入的临场感，没有语境感，你几乎无法真正领会文本表达的全部意义，虽然不用系词，但前后两个名词或概念之间的语气停顿就是一种语感的表达，它建设了语境，依靠语境、概念之间建立了表达关系，因此这可以称之为语境性语法，这种语法停顿给予了在场者以建立理解的意境的空间。一个现代人可以在不理解仁就是人的真正含义情况下使用这个话语而振振有词，但当他一但把握住了仁的深刻内涵时，他一定愿意在以容有节的语境方式说：仁，人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在场者的价值判断、意向或感情才完全得到表达，在场者才觉得自己化入了仁与人的统一，这才是深层上的语意交流，真正的思想表达。

中文的“是”字在古代主要在三个意义上使用，第一种就是指称，如“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论语）第二种是判断，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表达前后件的真值关系，而是表达了说话者的理解和肯定，这两种情况虽然都是作为语法性质使用，但都离不开语境；第三种情况就是“是”的本义，中文是字的本义就是法则，《尔雅·释言》：“是，则也。”从中国古人的朴素哲学观点看来，天下之大法，莫过于四季寒暑循环和晨昏更替，因此法莫大于时，所以中文古义的“是”字与“时”字的意义相通《尔雅·释诂下》：“时，是也。”“是”字从日，日为时则，时为法根，无时不“是”，大义精深，莫过于是。“是”不仅是大法的本义，而且守时才是“是”，循法才是“是”，就是说是还具有“是是”的自身意义，在多层次意义上的一致性才是“是”的全部意义，因此在它的全部理解上，是的本义就是道，因此中文的“是”与西方的logos具有相同的价值。比如“实事求是”如果按形式语法和字面意义理解，是字可以解作现代意义的真，它指事实的自身的真实性，但“实事求是“不能以”实事求真“替代，虽然在一般意义上并没有错，但丢失了是字的深层语境，实事求是的全部意义还包含了人与法则的取向一致性，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种深层意义在语境中才能出现。“求”字在这里是一个动词，但只不过是“是”的一个方面意义的替身，因此用“实事是是”这一用法完全可以替代“实事求是”的全部意义，只不过在不如“实事求是”用两个字表达更浅白，顺口，实际上，实事求是这个成语通常就是在“按照事实的真实性去行为”这样的语境意义被人们频繁地使用。因此中文中的“是”字包含有自身的多义性，“是”作为“是是”是自是、自在、自有的自身本义，它们在语境中自动呈现，这种多义性不是歧义，而是内在的一致，在语境中开合自如，浑然天成，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而西方的logos不作to be的语法性使用， 因此没有自身的语境意义，logos在自然是规律，对立于人，在人是理性，对立于经验，在精神是神对立于世俗，这是由西方文化的本质决定的；中文中的“是”的语境意义却能呈现道的元哲学性质，中国的“是”是自然、法则、事实和人的行为超越的一致性，离开了语境就无法掌握它的全部意义，这也正是“是”字在中国古文中没有成为语法系词的原因。中国语言中所包含的历史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表达中国思想的语言工具与中国思想的本质具有这种历史性的一致，中国思想的元哲学本质正是通过中国语言文字深层的语境语法渗透进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这种一致性的统一性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精神素质。

4. 结语

西方哲学的字源性意义是爱智慧（philo-sophia），而形而上学的字源性意义是元科学（Meta-physics），前者是人类精神活动在终极意义上的动力和方向，后者是世界的客观性本质，从中国思想角度看来，这两者并没有不一致性，前者实际上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自身，而后者则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对象，但恰恰是这种分别，造成了西方哲学无法自愈的分裂，这种分裂足以使无数的哲学家殚精竭智，却无功而返。元哲学与存在是同一的，与思想意识同在、同是、同有，它因我思、我在、我是而自明，笛卡儿的名言道出了这个真理而成千古绝唱；但如果你企图去分解它，它立即成为最晦暗的概念，这正是从西方文化意义上无法理解它，掌握它的本质原因。存在不可能不存在，人们只能重复这句话，而不能真正解说它，柏拉图说存在是理念，光可以照亮它，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论证了存在是形而上学的实体，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遗忘了存在，康德认为在知识的意义上存在就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因而胡塞尔可以把它从知识的绝望领域引入到不用概念和逻辑的直观，但意识的自明仍然是无明，只不过是换了环境而已，分析哲学至少在语言的自身本质上重复了康德的自在之物，海德格尔认识到了存在的元学性质，但他的努力终因文化因素的限制而夭折，当我们从西方哲学的纷纭中回到中国思想时，它根本没有说过存在是什么，但它仍然使我们领悟它“说”了存在，“道”了它不可说真义，存在“在”一切之中，“有”一切，“是”一切，但唯独没有自己，因此存在就是在它自己的不存在，道即是无，无即即道，中国思想自身的超越性以中文语境呈现了这个意境。

（2005年 刊载于“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565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