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发生了“科学和人生观论战”，后波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为时近两年，且影响深远。在这场论战中，由于论战一方的主将丁文江把“人生观的学说”称为“玄学”，故这场论战也称为“科玄论战”（也有学者称“科学与玄学论战”或“科玄之争”等）。“科玄论战”爆发于1923年初，结束于1924年底，至今整90年，然而论战涉及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澄清，虽然当时学界一般认为“科学派”取得了胜利，但当初“胜负已定”显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一段时间之后，当初的胜利者变成失败者，失败者变成了胜利者；再过些时候，却又完全反过来，这也似乎说明了论战并没有结束，更像处于长期停战状态。重新考察“科玄论战”这一过程，以及90年来学界对其研究过程，就会发现“科玄”都有所发展，虽程度有异，但还将长期共存，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营养，马克思主义更应基于两者之上才能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一、“科玄论战”过程及其演进

“科玄论战”经历时间不长，但整个论战过程还是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两人论战”时期（1923年2月—4月）。主要是张君劢和丁文江两人的论战。论战的由头是张君劢于1923年2月在清华大学发表关于“人生观”的讲演，丁文江不同意张君劢的观点，发表文章揭批张君劢；张君劢也不甘示弱，发表文章回击丁文江，并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二）“两派论战”时期（1923年5月—10月）。大量学者参与“二人论战”，以二人为主将分为两派，即“科学派”与“玄学派”，“两人论战”升级为“两派论战”。一时间，唇枪舌战，学术界一片繁荣，异彩纷呈。（三）“三派论战”时期（1923年11月—1924年12月）。“唯物史学派”（或马克思主义学派）参与论战，论战从两派发展为三派，即“科玄马”三派。“唯物史学派”以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为首，主要引入马克思主义学说。“唯物史学派”虽在两条战线上战斗，但后来居上。综观整个论战过程，两派论战是高潮。

下面对这三个阶段的理论观点和逻辑脉络进行必要的梳理，以期将这一学术公案进行公正客观的还原。

1．两人论战（1923年2月—4月）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应邀在清华大学为即将赴美的学生作讲座，张君劢以“人生观”为题，批评了当时十分流行的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等思想，并谆谆告诫青年学生科学与人生观存在着本质上的不一致，科学不可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当初恐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演讲后来引起极大反响，也拉开了“科玄论战”的大幕。

张君劢指出，科学有一定的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但科学的原理原则并不契合人生观，“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张君劢首先在学理上对科学与人生观进行比较，好像是为了厘清科学与人生观的不同，但他的目的并非局限于此。他还把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下加以比较，试图为青年学生树立他所理解的正确的人生观。他认为，科学是关乎物质，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进而指出中国传统文明属于“精神文明”，而西方现代文明属于“物质文明”。张君劢对西方现代文明基本是批判的，而对中国传统文明是歌颂的。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

张君劢的此番演讲后以《人生观》为题发表在《清华周刊》上，很快遭到了他的好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的猛烈炮轰。丁文江称张君劢人生观学说为“玄学”，称张君劢完全是“玄学鬼附身”。丁文江于1923年4月在北京《努力周报》发表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人生观”》，较为系统的对张君劢的观点进行一一反驳，并提出与张君劢完全相反的观点，即科学能支配人生观，此文标志“科玄论战”正式爆发。

丁文江反诘张君劢，“如果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他指出“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在此基础并发两问，一是“何况现在‘无是非真伪之标准’，安见得就是无是非真伪之可求？”（意为：现在是没有这种标准，难道就不可以寻求这种标准。作者注）二是，“应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

丁文江针对张君劢所持“西方文明属于为物质文明，中国文明属于为精神文明”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中西文化，并不能用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来笼统地概括。丁文江对当时流行“物质文明导致一战”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观点。他坚决不承认“欧洲文化破产”，认为“一战”与科学没有本质上联系，正如他所言：“我所不得不说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在丁文江看来，不是科学导致一战，相反正是缺乏科学，主要是缺乏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才导致一战。“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任的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言下之意，用科学武装人生观特别重要，他引用了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五十世界哲学》的一句话来做为自己的结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责任与需要应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其后张、丁二人各发文多篇，另在讲话、座谈若干，都围绕人生观与科学的关系反复驳斥对方观点以论证自己立场，涉及论题有：如何理解科学？精神科学是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如何区分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科学理论是不是万能？如果科学理论不能做到万能，精神科学能有公理可循？此外还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问题、科学教育、科学传播、科学对社会的改造、中国传统思想以及西方文化的关系等等。许多问题超出纯粹的学术探讨，也超出了他们两人的研究领域，这也为其他学者参与论战预留了很大的空间。

至此，双方正反观点确立，就像确立了辩论赛的辩题，等待双方辩手登场。

2．两派论战（1923年5月—10月）

随着论战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博和精深，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也超出张、丁二人的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就在张、丁勉为其难又骑虎难下之时，双方核心人物出场，“科玄论战”全面展开，并将论战引入高潮，“二人论战”演变为两派论战。

1923年5月5日，梁启超发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梁启超对张丁“二人论战”进行了极高的评价，他指出：“这个问题（即人生观问题）是宇宙最大问题，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论战，学术界忽生此壮阔波澜，是极可庆幸的现象”。《宣言》文章不长，但由于出自执思想界牛耳的梁启超之手笔，就大有烈火烹油之功用。因为从论战伊始，大多数学者都不自觉地站在科学派一边；更有甚者认为，“玄学派”不是“科学派”对手，“玄学派”的观点不值一驳，徒增笑耳。梁启超把两者并列放置，并强调指出论战所讨论的人生观视为宇宙间最大的问题，显然别有用意。尽管梁启超反复宣称自己是“局外人”，其实恰恰出卖了自己的立场，自己已经是局内人了。他并不中立，已经站在“玄学派”的立场上，并表明“科学派”与“玄学派”是对等的敌手。随着梁启超的介入，“科学派”的中场大将胡适跳将出来。胡适看似与梁启超不是同一个级别的人物，但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学界新生代的领袖人物，其时在学界锋芒正盛，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与学界元老梁启超当属一个级别。由于此二人的参战，一个是学界资深元老，一个是学界后辈翘楚，中国两代知识分子论战大幕拉开，此等大戏，史上难觅。“科玄论战”的规模空前升级，许多学者被卷入其中，渐次分成两大学派。

“玄学派”主将张君劢发表演讲《科学之评价》继续捍卫自己的人生观学说。他指出，人的一生需要处理存在于人的形上、审美、意志、理智、身体的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中除身体外，其它都是心灵问题。科学主义只注重于身体和理智，忽视其它方面。科学主义的结果：“实验科学发达，侧重理智，工商立国，国家主义”，他还提出超科学主义的观念，并且预测超科学主义之结果：“重精神之修养，侧重感情，物质之外发达艺术，国际主义”。玄学派灵魂人物梁启超承认人的生活中有物质生活，但也有精神生活，两者相结合才叫人生。同时，他承认人类生活不能离开理智，但理智不可能包括全部生活。在理智之外存在着‘情感’，‘情感’是生活原动力，高于理智。在他看来，“人生关涉理智方面事项，绝对应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事项，绝对超科学”。科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无论如何扩展，但在人生观领域依然具有神秘性的地方，都有着“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姿态。此外，“玄学派”的林宰平、甘蛰仙、屠孝实、菊农、王平陵等从不同角度科学人生观提出批判，进步丰富与深化了玄学派的观点。

胡适明显地站“科学派”的一边，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科学和逻辑”比做如来佛，他认为玄学纵有天大本领，也跳不出科学掌心；胡适认为张君劢对科学的理解存在误区，不懂科学，不懂科学的分类，错误地以为科学分类是科学的鸿沟；他指责张君劢的“人生观”定义太广，把科学也包括在内，从而使得科学对于人生观无能为力。此外，“科学派”的任叔永、章演存、朱经农、唐钺、陆志韦、王星拱、“穆”、吴稚晖等纷纷发表文章批驳张君劢的人生观。

3．科玄马三派论战（1923年11月—1924年12月）

1923年12月，两派论战接近尾声，为了更好总结论战，推出两本文集，即，汪孟邹编辑的《科学与人生观》和郭梦良编辑的《人生观之论战》。所收文章差别不大，关键在序，谁人作序，倾向性大异。两本书的书名也极有讲究，《科学与人生观》把科学这个关键词放在前面，这本书代表了“科学派”立场，文集收录陈独秀、胡适文章为序应该是刻意为之；《人生观之论战》把人生观这个关键词放在前面，它有意强化了玄学派的观点与立场，也刻意把把张君劢的文章作为序放在前面。这一出版史的佳话，足可见“科玄两派”伯仲难分，只有让读者裁定了。

两部文集的推出，并没有终止“科学派”与“玄学派”的论战，反而把论战引入一个新的阶段。张君劢《人生观与科学》的序是对“人生观”观点更进一步阐述，再度强化科学不能决定人生观这一观点；但他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拓展，他还依据这一观点对心理学、社会学和当时颇为流行的唯物史学说进行分析，并指出它们都不是严格的科学。张君劢强调指出陈独秀等人极力推崇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学说根本无“公例”可循，绝非科学。在他看来，“第一，科学上之因果律，限于物质，而不及于精神。第二，各分科之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第三，人类活动之根源之自由意志问题，非在形上学中，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显然与科学的特征严重不符。

张君劢的观点引起陈独秀强烈的强烈不满，其程度不亚于论战初期的丁文江。陈独秀早期可视为“科学派”的一员，但他在为《科学与人生观》所作的序中所体现的观点已经发生变化，他开始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玄学派”展开论战，这也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第三个派，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正式加入到论战中来了，其代表人物还有邓中夏、瞿秋白、萧楚女、谢国馨、陈大齐、张颜海等。“马克思主义学派”围绕社会主义是科学这一主题展开的辩论，当然这对科学与玄学的辩论也深化了。自此，“科玄论战”演化为“科玄马”三派论战，在这三派中，“科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结成了联盟，马克思主义者吸收了科学派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同时“科学派”也因为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支持，其势更旺，其理论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从而也壮大了科学派的阵营；与此同时科学主义倾向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更加势不可当。由于“马克思主义学派”是站在“科学派”一边的，为“科学派”巩固阵地和收复失地帮了很大的忙，当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不大的时候，胜利往往就取决于中间派的力量。当然“马克思主义学派”也正是在批判“科玄”两派的过程中汲取了双方的营养，特别是“科学派”的营养，才使得自己后来居上，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其实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同远在德国时期的原创理论以及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都有重大的区别，或者说，正是由于“科玄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也完成了它的第一次中国化，这对于后来中国相对比较容易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科玄论战”虽然最初以“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开始，最后却几乎以提倡“科学的人生观”（实质是“科学精神”）结束。“科玄论战”的积极成果是它使“科学精神”进一步深入人心，但以张君劢为代表的“人生观”之说在当时也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经历了为期两年的“科玄论战”，中国文化多元化日趋明显，从儒家一统天下走向现代自由主义（带有“科学派”特征）、文化保守主义（“玄学派”特征）和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科玄论战”同时也表征中国化的启蒙运动走向分裂和历时八年的新文化运动降下维幕。

二、 对“科玄论战”的研究及其评价

“科玄论战”已经过去整整九十年，但九十年来，中国学界一直没有遗忘这次论战。

早在“科玄论战”刚结束，中国思想界对于论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梁启超在论战期间以及以后多次强调“科玄论战”所讨论的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这种论战是中国未曾有的论战”；胡适认为，“科玄论战”是空前思想界的大笔战，让当时乌烟瘴气的中国知道“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重要，这件功劳真不在小处；陈独秀认为，“科玄论战”标志着中国学界的真正进步。同时，“科玄论战”也成了中国思想史最为光辉的篇章之一，历次思想史的编纂都有浓墨重彩的介绍与评点。早年，陈端志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6年版），伍启元著《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 现代书局1934年版)，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人文书店1936年版) 等书中都对论战有专章分析，至于以后出版的思想史书籍更是如此。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科玄论战”的评价却有着不小的区别。

1．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

国内学者多用哲学党性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论争，对于“科玄论战”也不例外。所谓哲学党性是指一切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唯心主义。对照这一分析框架，“科玄论战”双方都是唯心主义的，都是反动的、错误的。改革开放前期的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科玄论战”是反动唯心主义阵营内部的混战，是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争，“科玄”两派都是唯心义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玄学派”代表人物张君劢曾在论战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根本就不是科学。因此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及其支持者的哲学思想也就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的帽子。另外，学界还把个人政治信仰和学术观点简单的统一起来。比如在对“科学派”主将丁文江的研究中，尽管在当时的背景下，丁文江提出的很多观点有重大的价值，但因丁文江在政治上积极提倡“好政府主义”，反对革命，崇尚改良，还曾提出“低调”抗日，提倡“新式的独裁”等，从而也彻底否定他的学术思想的价值。

2．改革开放初期

对两派哲学思潮的评析学界仍然坚持哲学党性这一重大原则，但对各学派的观点进行了细分，有时也存在分歧。学界认为“科学派”的思想，既有唯物思想，也有唯心思想；“科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时是唯物主义，有时是唯心主义。丁文江、胡适和吴稚晖都曾用唯物主义为武器去反击“玄学派”的观点，“胡适十诫”就很容易找到唯物主义的东西。相对而言，“科学派”的学者在谈论自然界、自然科学、科学研究、科学方法大多能采取唯物主义态度，但在涉及意志、情感、人生观、历史观都不知觉的陷入唯心主义泥潭。“玄学派”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没有疑问，但这不足以证明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就一定是唯心主义的，在哲学史上，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即在自然观领域是唯物主义，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变成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还是存在的。

对于两派哲学思潮的阶级属性的界定，学术界于“玄学派”的阶级属性基本无异义。李新等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科玄”两派思想是“现代化的地主阶级提倡封建复古主义的哲学，买办资产阶级提倡帝国主义奴化哲学，这是两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及其思想体系的不同”，《通史》认为“玄学派”更多代表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提倡的是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通史》于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发行，虽然成书较早，但此观点一直视为正统多被学者引见；后虽有学者丰富与补充，未见争议，可见多数学者对“玄学派”其人其观点是贬低的。

学术界对“科学派”的阶级属性的界定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是坚持《通史》的观点，认为“科学派”一边对中国文化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另一边毫无批判地歌颂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实质是一种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其用心是希望中国照搬西方模式，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质是代表了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应该被打倒的对象。另外也有学者（袁伟时等人）并不完全赞同，他们承认“科学派”的确更多的代言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也存在历史进步性的一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经历多年的半殖民社会，虽后来迈上共和的台阶，但封建底色并没有褪去，即使在中国发展西方式资本主义也是一种进步。中国此时需要的正是科学与民主，“科学派”对科学的高扬正是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呼应。学者袁伟时指出，判别某一思潮的阶级属性，不仅要看谁在讲话，而且要看为谁讲话。在“科玄论战”中，判定“科学派”的阶级属性，不仅要看观点是谁提出来，重要的是看他提出来这些观点对谁有利。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不认可欧洲文明破产，提倡发扬科学，反对宋明理学借西方“玄学鬼”还魂，倡导学习西方，并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些观点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民族独立的。如果这一过程能得到顺利实施的话，它的确更多地有利于资产阶级，但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大众。

3．自八十年代末以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取得了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革，中国传统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发生变化，人们开始重新反思“科玄论战”。学术界把此次论战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充分肯定了“科学派”提倡科学精神对于中国历史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认为“玄学派”的观点也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李醒民认为“科学的深层底蕴即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本身就是形而上的结晶和具有巨大精神价值的财富”，即使是现在也要倡导将科学作为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并把科学精神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灵魂。学界肯定了“玄学派”提倡人文精神的积极价值与现实价值，如果纯从学术角度看，“玄学派”所提出的观点，带有一定的超前性，比起“科学派”的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要深刻得多，可能更符合于二十世纪的思潮，与时下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暗合。“玄学派”的思想不是抱残宁缺，它有着非常深刻与丰富的内容，为今天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开了好头，并留下了的广阔的思考空间。

三、结语

“科玄论战”已经过去90年了，但如何看待“科玄马”三派的关系与作用，仍然是一个问题。

在“科玄”之间，中国人的总体看法是贬玄褒科。一般意义上说，“科学派”代表进步，“玄学派”代表保守。从学理上看论战并没有分出胜负，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从情感上站在“科学派”一边，或者说是因为情感大于学理才导致“科学派”战胜“玄学派”。在历次对“科玄论战”的重新评论中，虽有反复，但学界总体上也是站在“科学派”的一边。从根子上讲，谁胜谁负涉及到一个“胜负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标准并不确定，存在着学理上的标准、社会进步的标准，还有政治标准等多重标准，且它们并不一致。标准没有制定好，论战就已展开，从而使得这一学术公案没有最终结果。

简单地给“科玄”两派和后期的“马”派贴上好坏标签是有失公允的。“科玄马”三方都怀揣唤醒中国、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社会的美好愿望，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从世界文化的发展背景和中国的现实状况出发，都认识到只有改造国民精神与文化基因才从根子上改造中国。只是在安身立命的基础上，各自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偏执一端，矫枉过正，以至于感情压倒理智，对抗大于合作，导致论战，并悬而不决。站在今天的立场看，“科玄马”的使命与任务并没有改变，曾经的乱扣帽子都是错误的。

“科玄论战”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裂变与转型，从独尊儒家变成“科玄”对峙、“科玄马”三足鼎立，再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异军突起，再到后来马克思主义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一元论的至上地位，但这一过程中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并不式微。在今天看来，“玄学派”开辟了新儒学，学术成果丰硕，且造诣很深，有理论建树，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上独领风骚，并走向东南亚、港澳台、日韩等国形成儒家文化圈，滋生国际影响，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这种意义上讲，“玄学派”居功至伟。“科学派”后来转化为较为松散的形式多样的自由主义学派，在融合东西方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等论战中显示出强劲的实力，可以想见还将大有所为。作为第三派别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后来居上，虽写进党章与宪法，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但在现实层面并没有完全接上“地气”，更谈不上已经内化为普通民众的指导思想。当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是排斥“科学派”与“玄学派”的思想，而是更多的是促进“科学派”与“玄学派”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两者合理思想，成为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

“科玄论战”逾今90年，“科玄马”都有所发展，虽程度有异，但将长期共存。“科玄马”不是三足鼎立，而是一个“品”字型结构，其中“马”是上面一个“口”字。

                  （原文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年第4期，题目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