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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首功”的于敏,和我国的核武器研制
2019年1月16日消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是彭桓武的研究生,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党中央毛主席在抗美援朝结束后为解放领土台湾而加强海空军后,为对抗当时美霸的核威胁、核讹诈,从1958年就具体安排了研制原子弹、氢弹的任务。
当时,还与苏联达成协议,以农产品换取原子弹的模型,但是,迟迟没有行动,1959年却以,与美国商议核不扩散,而撕毁协议。
党中央毛主席,就决定:由“党的领导,立足全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这项任务。
1960年,周总理就要求全国各单位开绿灯 ,调集1百多有关专业人员,包括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多位科学家,到2机部9院各单位,并亲自具体指挥,加强研制工作。
当时9院是以研制核裂变的原子弹为主。
关于氢弹,1961年1月,钱三强就安排于敏为首的小组在科学院原子能所作聚变的理论研究。
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
1965年1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
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
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
记得,当时,我们研究室是负责氢弹模型计算,我是研究室支部书记,每次研制会议,都是由于敏根据计算结果的分析讨论,安排新的计算研究任务。
由于计算量大,北京计算所的计算机远不够用,而于敏带领研究室各有关人员到上海计算所利用他们较多的机时,大战100天。
经他们那艰苦奋斗的各个昼夜,终于,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
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
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的隐语。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年底,于敏开始从事热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朱光亚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同行们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1967年6月17日早晨,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一些核物理学家就称赞于敏是 “中国的氢弹之父”。
而于敏却实际的介绍说:中国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确实,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周总理亲切指挥,反抗核威胁、核讹诈,加强国防,制止核战争,直到消灭核武器,维护世界和平;立足全国,从材料勘探、提纯,设计、实验,到投放、反导等的伟大工程。
我的体会,也是这样,记得,1960年,我从武汉大学被调二机部九院报到后,受到九院常任副院长朱光亚的单独接见,这才知道要参加自主研制核弹,我当时既感到兴奋、光荣,又怕不能胜任。就说:“我是搞固体物理的,对核能只有些基本知识。”朱光亚却笑着说:“这是多学科合作的工作,也正要你这个,不懂的大家一起学习、研究。”,使我认识到要与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各有关专业的顶尖人物,相互学习,彼此交流、讨论,有关的最新成就和进展,才能做好这个重要的工作。
我被分配到理论部研究室气体动力学组,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研制原子弹引爆过程中涉及到的多种材料在相应条件下的状态方程。
“原子弹涉及到的材料有多种,从引爆开始到核能充分有效释放的整个过程中,为满足临界质量,的理论计算,就需要:从常温、常压到极高温度、压力条件下的状态方程,仅依靠一般固体物理理论和实验,显然是无法解决的。”
九院理论部邓稼先部主任指导我们用各种实用材料的雨贡纽(Hugoniot)曲线数据,求得它们在普通爆炸条件下的状态方程。
九院程开甲副院长指导我们用[托马斯 费米(Thomas-Fermi)]并加量子和交换修正的方法,求得在极高温度、压力下各种实用材料的状态方程。
并尽力搜寻、创建广泛切合、普遍实用的方法,求得各有关材料在各相应广泛温度、压力范围内状态方程的方案。
记得在一次有九院领导朱光亚、王凎昌、程开甲、部主任邓稼先和院外专家何泽慧先生等参加我们组的讨论会。在会上我介绍了我们对各种实验材料采用一个密度多项式表达状态的公式,其最高的幂,由极高温度、压力下,用托马斯 费米(Thomas-Fermi)加量子和交换修正给出的结果,室温下采用福瑞曼(Freeman)压力的实验数据,再由普通爆炸条件下的雨贡纽(Hugoniot)曲线数据,和对该状态公式作温度、压强、微商得到的物理量,用相应的实验数据,确定其中其它的各系数的方法,给出全部核爆炸过程各种实用材料状态方程的方案。这方案得到与会领导与专家的肯定与赞许。这样得到的状态方程用于实际计算,就都能得到符合实际的很好结果。
还有一个原子弹引爆的关键和氢弹的主要材料的状态方程的设计方案,领导安排由我提出,在组里计算成报告上报后,当时负责原子弹引爆工作的黄祖恰同志,拿着那份报告找到我,详细介绍设计思路和依据,并量纲分析检验、印证了有关公式,征得我意见,而决定在总体计算中采用,也得到符合实际的很好结果。
按这些状态方程,设计的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得出的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在1967年6月17日,就一次实现威力大于330万吨TNT的完美氢弹爆炸。
我们参加的“两弹理论设计”,于1980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奖励。给我们发了获奖证书、奖章复制件和包括两弹元勋在内的每人10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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