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ingfossil的个人博客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livingfossil

博文

[转载]一个没有病人的医生---沈淑瑾(1920--2011)回忆录

已有 2248 次阅读 2017-11-21 09:55 |个人分类:Structure: Neobotany & Paleobotany|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一个没有病人的医生---沈淑瑾回忆录|文章来源:转载

一个没有病人的医生---沈淑瑾回忆录

转载前的话:中国现代儿科免疫生化研究专家--沈淑瑾 (Shu-Chin Shen LEE, 1920--2011)是植物学名师--北京大学生物系已故植物形态解剖学教授李正理先生(Cheng-Lee LEE, 1918--2009)的夫人。沈淑瑾于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生物系,获学士学位;1947年毕业于全美国著名的女子文理学院Smith College,获硕士学位。1952年获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56年,李正理和沈淑瑾同时返回中国。

====================

From 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首都儿科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和首都儿科研究所原生化室主任,基础研究部副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沈淑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3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按照沈淑瑾同志生前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自愿将遗体捐献北京大学医学部,用于医学研究。

  沈淑瑾同志于19203月生于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1941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后留任该系比较解剖学助教。1946年赴美国留学,1947年获美国司密斯大学[NB: Smith College in Northampton, MA]动物生理学硕士学位,1952年获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53年获美国国家统一医学考试合格证书。1952-1953年在圣弗兰西斯医院实习,获实习医师资格。1954-1956年在圣拉菲尔医院任小儿科住院医和总住院医师。195611月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不顾当时美国的艰难阻绕而回国。

  回国后沈淑瑾同志即投入参加筹备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的工作和筹建月坛基础研究大楼的工作。她不顾自己一生想做一个人民的临床医生的心愿,服从领导安排,毅然接受了我所生化室的创建工作,为儿科生化研究献出了她的毕生精力。1958-1968年首儿所还隶属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她便担任我所生化研究室主任,基础研究部副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工作是配合临床进行大肠杆菌性中毒性消化不良输液疗法的研究,她保证化验室提供了份份靠得住和信得过的化验报告和科学性高的学术论文。1969年被首儿所作为儿科临床医生参加巡回医疗队派往江西省。巡回医疗一年后被江西省卫生厅聘为滩溪五七医院小儿科主任。她又于1971年江西省在南昌市新建第二人民医院成立后,被聘为该院小儿科主任。在江西的一段时期,她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于1976年当选为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回到首儿所后又继续当选为第五届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由沈淑瑾同志任团长、由夏蓉、李家宜、张家健组成的儿科医学访问团赴非律兵访问,取得预期效果。她还曾参加以胡克实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由全国人大教科文组指派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作为观察员单独参加东南亚国家《儿童人口问题与儿童生存》论坛并邀请发了言。

1978年沈淑瑾同志回到首儿所后继续任生化室主任,到198—?年退下领导岗位,专心做科研工作。自首儿所划归北京市卫生局后,因为临床已具备了自己的科研试验室,生化室开展了感染与免疫为主题的研究。建立了一系列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测定方法向全国各医院推广。并开展了免疫门诊,完成了胸腺肽(针剂和口服)对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的疗效的研究。

五十年来她不仅专心生化室的科研工作,还写出了数十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和书内章节,包括诸福棠教授的《实用儿科学》中的有关免疫学的章节。

她曾担任过中华儿科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的编委,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办)英/中和中/英文件特约翻译员。恢复研究生制度后她曾承担了六名硕士生的导师。另外曾对研究生和年青干部的外语进行培训。

她经过二十年的不懈追求,于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她在七十岁时才退休。退休以后一直没有停止工作。经常给所内年轻人修改文章和英文摘要,写出国申请信,写推荐信或与国外联系的信件。

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1981年赴菲律宾访问;1982年赴美国费城,在费城女子医学院讲学,同时接受该学院授予本人优秀科学工作者奖;1982年赴西班牙-马德里儿科教学座谈会,并作《中国的儿科教学》大会发言;1986年印度新德里会议;1986年殷夫尼西亚雅加达访问。

  沈淑瑾同志曾多次获奖:《中毒性消化不良》一文获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大会》奖;1978年撰写的《母乳喂养和母乳成分的研究》获北京市卫生局科技成果奖;1986年获优秀科学工作者奖。

  沈淑瑾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无限忠诚,清正廉洁,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始终保持着襟怀坦白,实事求是的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尚品德,受到我所同志和国内外同行的尊重和爱戴。她是我们全所职工学习的楷模。

  沈淑瑾同志的逝世,是中国儿科界的重大损失,也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重大损失,她把自己毕生的经历都贡献给了祖国的儿童健康事业。直到逝世后还将遗体捐献给了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她的离去,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她的事迹让我们后人为之感怀、为之动容、为之敬佩。沈淑瑾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卫生战线失去了一位优秀专家。沈淑瑾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的崇高精神仍然留在我们心里,她的和蔼可亲和正直善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沈淑瑾同志永垂不朽!

时间:2011-03-17文章来源:党办

=======

一个没有病人的医生
-----
沈淑瑾回忆录
   
从岗位上退下来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
   
在我七十岁退休的那年,单位为了办了一个庆祝会。我感到既高兴又惆怅,高兴的是,我不再是一个没有病人的医生了,遗憾的是,我今生没有圆满我的美梦。
   
不过,单位还是让我继续去看免疫门诊。是呀,这是我唯一最高兴的时候呀!
   
我的眼前闪现着……我一手拿着听诊器头,一手抚摸着孩子的头,说一声乖乖,咱们来打个电话,好吗?接着把听诊器头放在自己嘴边。喂喂……,我听不见,就把听诊器头放在患儿的胸部。听听这儿,再听听那儿……听到啦。随后,一边抚摸着孩子的肚皮,一边对孩子说:哦,这儿有一块鸡蛋,那儿有一块蛋糕……”,孩子笑了,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我给病人的检查。此外耐心倾听家长们的叙述和告诉孩子的病情、服药的方法、以及该注意的事项等等,这样往往能使家长满意而归。
   
然而,我是一个没有病人的医生,我只是一个实验室里的研究员。
   那天晚上我不能入眠,一幕幕的回忆如电影般闪过我的眼里。就像是一场梦,待我醒过来已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婆了。就像是一片嫩叶随着水波漂流,到头来,叶脉虽然完整而叶片已经凋零了。

=======

我生在一个小城市里,父亲是个开业医生。从小就接受父亲的熏陶。父亲曾多次因劳累过度晕倒在医院而被人抬回家来。那个时候的夏天,霍乱流行,我曾常常见到老乡们奄奄一息地被抬到大厅前,父亲给他们注射静脉点击盐水而挽救了他们的生命。父亲白天看门诊,出诊,晚上还要亲自在药房里配方,包药……。这一切都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我还须提起我的母亲,她不时的嘱咐我:做一个妇女一定要学会一门技术,不能光靠男人吃饭。这句话也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1936年我中学毕业。考进了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我多么高兴,因为我可以读完三年医预科,还可以考入协和医学院,一个我一向羡慕的一流医学院。

但是,人生毕竟不是永远会一帆风顺的。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日军大肆侵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学校解散,家乡沦陷,从此我们一家过起流浪的逃难生活。

==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上海苏州一带城市相继沦陷,我的家乡,湖州,也危在旦夕。当时有一位县里的知名人士杨公伟先生多次劝导父亲要保护我们三个女儿不受日本鬼子欺负,好心人要叫父亲随他带全家去乡下躲一躲,等打仗风头一过就可以再回家当县医院院长。父亲非常生气,因为他坚决不当汉奸。坚决不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作顺民,我的爸爸就是那么正直和刚强。有一天傍晚,医院里的交通员忽然气喘吁吁地来到我家,说日本鬼子已经到了离城三十里地的郊区。静静地隐隐约约地可以听到几声冷枪声。这已经到了我们一家非背井离乡的时候了。一个男人要带着一个小脚女人和三个17-25岁的年轻姑娘们逃难,是非常苦难的。众多的人逃难,出了交通困难,路途强盗土匪横行,更使我们担心。父亲决定把钱带好,其他什么也别带。绸缎衣服西装皮衣等都不能带走,只穿带一些棉布衣着就行。最可惜的就是父亲的五六十个大大小小的银盾,正面刻着仁心仁术救死扶伤”“医德高明等,那都是父亲长期心血换来的,是父亲的仁心仁术,日以继夜治病救人的回报。父亲把这些全都留下了,只带走了他的一颗安慰和慈祥的心。嘭的一声,父亲最后把大门锁上。不由得大家回头看了看,从内心说一声:永别了,可爱的家

========

…….

=========

我的后半生(转自一个没有病人的医生---沈淑瑾回忆录)

  一到深圳,就有两位男士迎上前来接待我们。进屋,首先把我们行李全往边上一放,就带领我们到里面的客厅去休息,又喝茶又请吃饭。可是我们却念念不忘那一堆放在大厅里的行李,不在身边。会不会被小偷儿偷走,不时地走过去瞧瞧。那两位先生理解了我们的意思,连忙说它们不会丢的。真没想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连小偷儿也能管得住。
  从深圳来到广州,住了几天,与学术界人士座谈了数次。我因为十年来初次接触中国的感冒病毒,很快就得了重感冒和喉炎,嗓子完全哑了。接着从广州到了上海,住在老李的父母家中。因为人生地不熟,出门一切安排都有专人陪同。我们的孩子当时还听不懂中文,生活上也不习惯,不愿吃饭。有一天,我问他是否想喝牛奶?他点点头。可是那时牛奶是属于配给供应的食品,只能配给婴儿和老人。我们和接待者商量后就专门为我们的孩子开了一个条子定一个月的鲜奶,这是对海外归来的侨胞们的特殊照顾。
  在上海我们又接触了好些植物界和医学界的同行们。俗话说:南有高镜朗,北有诸福棠,我们专程去拜访了儿科专家高镜朗教授。他和夫人很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告辞后,在回家的路途中那位陪同者在中途先下了车,让司机直接送我们回家。走不了多远,我忽然发现我把手提包忘在高教授家里了,只好请司机返回高家去取包。当高夫人送我们到大门口时,她忽然说出一句话:刚才我们想请你们留下吃饭,可是,她停了一下,凑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那个人老跟在旁边,盯着你们,我们不便多谈,没法子呀!这句话对一个刚从海外归来的学子而言,的确是蛮有分量的,也是值得思考的。也许这就是阶级斗争。
195612月到了北京,最高兴的是见到了十年不见的亲人,我的父母,大姐一家。我们就暂时借住在大姐家里。大姐是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工作。记得那时正是快过春节的时候,美珍阿姨要在三更半夜起来,提着篮子和小板凳去排队买肉。买什么都要本要票,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后来我们也随着去排队买菜买肉了。总之,我们还是很容易适应一种与过去完全不相同的生活方式。
  第一次去卫生部报到,他们要我去中国医学科学院见白希清院长。白院长告诉我,中国医学科学院想要成立一个儿科或儿童研究所,由诸福棠为所长,要我带着信去见诸福棠。诸福棠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见到他很高兴。在他的旁边站着一位女士,经介绍后,知道是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张璇医师,是个留学学生理的副博士。就这样,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敲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他们不了解国外八年制的医学院制,以为同国内一样,中学毕业上四年医学院,再加上一年实习,毕业后称为医学士,因此也把我当做医学士来聘用。后来经过交涉才把我从助研改成副研究员。至于叫我负责筹备研究所的生化部门,我至今还不明白。因为在我学习的年代里,我的生化学习成绩是最差的,想来想去也许因为我的硕士论文是维生素A缺乏对大鼠骨骼发育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搭上一点边吧!
  本着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干什么的精神,把我安顿在儿童医院的生化实验室,我就硬着头皮从头干起来。在那个年代,没有原版英文书,但是有非常便宜的影印书(那时候没有知识产权的问题)买了几本生化方面的书,什么比色计,纸上电泳仪,火焰分光光度计等等,一一购置起来。但是,儿研所却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于是,走出实验室去找活干,我找到医科院营养系的范棋教授,一起搞儿童营养调查。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医科院营养学系的研究人员来来往往,也学了不少营养学的知识如进行营养膳食调查,做营养物质代谢实验等等。还在中国营养学报上发表了几篇小文章。与此同时也参加了儿研所的筹建工作,特别是有关基础实验室的设计。
19587月儿科研究所正式成立了。基础科室有病毒生化生理和病理等科室。还有保健和临床部门。临床部是由协和医院小儿科端过来一大部分医生和护士,质量相当高。当时所内主要课题是腺病毒肺炎和中毒性消化不良。我非常支持这两个研究课题,他们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小儿疾病。也是临床大夫们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课题。尤其是在研究中毒性消化不良的一题。正在学习西方补充钾盐的重要性,因为我在美国做住院医师时我们早已经常规地使用钾盐了。而我作为生化室的负责人,就必须大力支持这个课题,甘当下手,甘当一名高级实验员替临床测定钾钠氯电解质。有时候病房送来的血标本室溶血的。红血球里的钾到了血清里,就会影响血清钾含量的准确性。可是婴幼儿消化不良脱水使血管不会很饱满,血管脆性增加。这就会使采血时容易出现溶血现象。因此,我们就研究了不同溶血程度影响血钾的关系。为了更好地配合临床,诸如此类的小课题也做了不少。此外在生化室里我最值得欣慰的就是我对室内的仪器以及所有的实验的质量控制的高度重视;保证所有的实验数据报告是相对可靠的。所有的仪器都建立了档案,由专人负责。在细胞技术方面对技术员的要求非常严格。我曾经抽了自己的血,分成三份,分别填写了三张化验单,三个不同的名字,性别和年龄,填写好后,请门诊护士盖了章,混在病人的标本中一块送到了生化室。我发现用这种方式测查技术员的技术水平是最公平、最科学的了。
科室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科研课题这是一个一直未解决的论点。是的,我自己也觉得应该如此,可是我认为这个课题必须是来自临床实践,必须是从临床实践中去发掘出来才有价值。如果只是为了给生化室去找课题,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的科学泡沫,那就是浪费,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儿童了。为了这个问题,我还挨了批评。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有一个糖尿病专家刘士豪教授,我很佩服他的医疗教学科研三结合的工作方式。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医科院把他打成极右派分子。我这个人没心眼,就在文革时代说了要像刘士豪那样临床科研一手抓才能出好成果。好大的胆子,沈淑瑾竟敢叫大家向右派学习!在那个年代好坏不分,颠倒黑白,该是无声胜有声,才能平安无事喽。

==========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饱尝了有苦有甜的经历(转自一个没有病人的医生---沈淑瑾回忆录)


587月,医科院儿研所新楼建成。就开始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拔白旗,反右倾。57年底我又怀孕,从此一星期有两个半天要挤公交去协和医院小儿科参加政治学习,到家总要晚上七八点,够辛苦的啦。58年老二诞生后连只小床都买不到,回家后只能睡在五斗柜的大抽屉里度过了他的婴儿时期。

  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而且不断的升温。大炼钢铁,炼铁为的是炼人。又刮起了一阵不需要家庭的共产风。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缺粮食,食堂里吃的是窝窝头和白菜帮子。我们因为是归侨,优待照顾每户每月有一斤鸡蛋和半斤肉,保证了孩子的营养,还有两条烟。许多人都得了营养不良性浮肿。我们生化室里,除了天天给食堂供应所谓的营养餐,就是从温箱里培养出一盘盘绿色的小球藻,做汤喝。好不容易度过了,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在64年全国批判海瑞罢官声中打响了。在那个年代,因为是响应全国一盘棋,儿研所听医科院的,医科院听北京市的,北京市听中央的。要抓走资派,没有也得抓出来。儿研所就把书记薛沁冰和副书记殷子裕抓出来批斗,把解放前才十几岁的殷子裕老婆说成是扫地出门的地主,把陶栾教授打成是反革命分子,只因为她解放前曾在中美卫生人员训练所工作过,就把她打成死老虎。而我呢,虽然找不到历史问题,但是,终归是从美帝国主义国家归来的,对造反派来说,我是总归有问题的人。就同另外一些各有各的问题的大约十来个职工们一起进了学习班。从此,我们每天就在大会议室里反省”“交代。对我来说,一个在资产阶级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的人,要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做一番反思,是很有好处的。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反思,写下了十多页稿纸,连过去有过一瞬间的私心杂念都挖出来了。因此,有一天我在班上写着写着,忽然自言自语的咕噜起来。我说:嗨,这种小事还值得写吗?哪里知道这句话被监督我们的同志听到了。第二天就把我叫到门外,严肃的对我说:你到底还有什么思想顾虑,还有不敢交代的问题?我们知道你是从美国回来的,肯定有问题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好像是低人一等。开什么大会时想叫我们去听时,就这十来个人,一人扛一把椅子,在都已经坐好了的众人面前鱼贯而入;让大家明白这些人不是革命群众,是有问题的人。可笑的是,有一次我们扛着椅子进去,刚坐下,听革委会的几个头叽里咕噜一阵后,就命令我们出去,一会儿又叫我们回来。原来是传达文件,总算没有把我们当做没有资格听文件的反革命分子。

  几个星期过去了,忽然副书记梁风向我们宣布:大家交代的差不多了,因此要大家轮流发言。我争取了第一个发言。奇怪的是,我发完言后,就此不再叫大家发言了。叫大家的发言稿交上去就完事了。接着我因为爸爸生病,请了几天假。等我回到所里,发现情况完全变了样。学习班也没有了,要我马上到病房去工作。我当时想,这一下会不会叫我去打扫病房,给孩子换尿布?把我打成牛鬼蛇神?可是进了病房,才知道让我做病房医生了,同一个护士配成一对;也轮值夜班。这可让我太高兴了!记得第一次值夜班,来了一个患急性心包炎的十岁男孩。必需立即做心包穿刺。为了病孩的利益,我把主持医师张梓荆请来指导,抽出了几十毫升脓液后,孩子的脸色红润了,呼吸困难也消失了。第二天一清早我到病孩床边。看到他和他的父母特别高兴,知道他父母半夜来到医院,一早没买到饭票,就给了他们一些医院的饭票和北京市粮票。这对我来说是件做医生的本分小事,却给所里王军代表认为是好事。他是从孩子的父母那里听来的,特地告诉我,鼓励我好好干。从那时候起,我在病房里的确干得很起劲。只是,政治学习随着社会上的革命风浪越来越紧张,认为像儿研所这样的以科研为主的机构,根本不是革命所需,该趁早解散。好呀!革命群众一拍板就定下来了。整个所除了极少数临床医师及一小部分搞运动的骨干分子外,几乎全都下放了。医学科学院的院直属机关大部人员都下放到江西,我,一个不看病只做研究的人,却把我编入医科院的一支巡回医疗队里唯一的儿科大夫,下放到江西省永修县的凤凰山,那里是医科院院直干部的劳动大本营。因当地农民一听说是医科院来的,一定是医生,都找上门来求医,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能看病的,因此医科院不得不组织一个全科的医疗队去支援。我至今不明白,天天喊着为贫下中农服务的革命领导,留着这么多的好临床医生不去支援,恰单独找我这个不能看病的,在实验室里呆着的研究员,而且是肯定有问题的人去给贫下中农看病,他们能放心得下吗?他们只是听四人帮的话的领导班子,怕苦怕死的胆小鬼而已。从69年到71年我们家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69年老大15岁就一个人去东北啃地皮去了。他比我先走一星期,70年老伴随北大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吸血虫区)劳动,留下我刚满十岁的小儿子同他的快近90岁的好公公(外祖父)留在北京。我到1971年以后才能每年回北京探亲一次

====

==============

沈淑瑾---做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我做了些什么(转自一个没有病人的医生---沈淑瑾回忆录)

  有人说做了全国人大代表就靠一张嘴能说。其实也对。以人为本么,就敢为群众呼吁。当时儿研所门诊部的门前有一大块地,出租汽车乱停,非常影响医院病儿的出入;所领导让我去提个意见。当然这只是一条很微小的意见,要解决起来也是很容易的。但是谁知道这种小意见在会后又返回到儿研所所在的朝阳区,区里的小领导来到儿研所同所领导解释了一番难处,意思是那块地动不了,反而要我这个提案人赶紧签字了结完事。我想如果我是个北京市的人大代表的话,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1985年全国人大教科文组,为迎接印度议会的邀请,派了一个代表团,我以医务界代表身份被选参加;队长是人大教科文组主任胡克实,有搞人口问题的专家,农业问题专家等。我们到了很多地方,因为是以议员身份被邀请的,所以住的宾馆也是最高级的。胡克实带了一个翻译,因为在谈论人口问题中,牵涉到许多医学名词,因此我就成了翻译的好助手。1986年亚太地区人口论坛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人大教科文组又派我作为中国的观察员身份代表参加。因此我第一次以个人作为国家代表参加国际会议。
  (1980年赴菲律宾并马尼拉医学考察(沈淑瑾、李家宜、夏蓉、张家俭))
1982年赴美费城女子医学院被授予优秀医学研究奖。
1986年访问印度。
  据人大教科文组的工作人员说,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的夫人对我的评价是发现这个人才太迟了,这一次我到了印尼,还带了一个人大的使命,亲自拜访了印尼总统和他的夫人,希望他能来中国参加1987年在北京举行的亚太人口论坛,并同他们一起照了相。在参加会议时还邀请我作为中国代表发了言。从1975年起到1987年当了四五六,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我确实为江西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老百姓也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除了开大会以外,也为国家做了一些事,没有辜负人民给我的荣誉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5931-1086156.html

上一篇:[转载]成俊卿先生(1915--1991): 为木材学而生
下一篇:歌德的植物学朋友Friedrich Gottlieb Dietrich (1765--1850)

1 杨正瓴

该博文允许注册用户评论 请点击登录 评论 (0 个评论)

数据加载中...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14006957 )

GMT+8, 2019-9-16 10:13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