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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的自信和自省:前途乐观 改革渐进 精选

已有 253646 次阅读 2011-1-15 11:20 |个人分类:社会|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中国科学 改革 发展

  
对于中国科学的发展,从体制到文化,我在国外开始写文章,迄今至少8年、参与文章超过14篇。
 
这些文章总的看法是:自信和自省。
 
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前途比较乐观,对科学的体制和机制认为需要温和的渐进改革,通过较长时间和多方面努力改善中国科学界的文化。
 
       对于中国科学前途的态度,2002年 “中国科学:显著的发展和严峻的挑战一文”就很明确,在回顾中国生命科学自从1920年代以来的一些基础科学研究,得出乐观的预计。近年的发展支持此预计。在中国主持实验室的经历也有助于我决定放弃中美兼职而全时回国,用脚投票注释自己的乐观。
 
乐观的原因
 
乐观的原因可以简单叙述,虽然看起来好像个案或总结性,但我相信,如果其他科学家在一线观察多年,特别是同时观察和比较中美情况,也可能得出类似的体会。
 
1)中国从来都有一部分追求智力、追求卓越的人。在物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中国就出现过令人自豪的科学和技术工作,出现过极端优秀的科学家,这是我们在困苦期间保持自信心的基础。在物质条件改善后,中国有一批关心中国科学的前辈,在各种方式推动和支持中国科学的实质发展,这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乐观;
 
2)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国家和领导层认识到科学对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对科学的支持增加,使中国科学经费捉襟见肘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善。虽然中国科学投入总量和中国科学界规模尚于有些先进国家有差距,但局部出现中国研究硬件优于美国的情况,这在10年前极少有人预料到;
 
3)中国科学人才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不仅有前几年姚期智和2010年10月王晓东全时回国,而且有一些很好潜力的年轻人回国,正在逐渐改变科学人才外流的趋势;
 
4)以前科学工作者担心回国能否保持科研工作,最近,施一公回国后很快证明他在中国的实验室已经超出他在普林斯顿的实验室。我相信,这不是施一公的个例,而是回国工作比国外做的好的例子会越来越多。这反映国内科学工作条件总体的改善。
 
5)中国科学体制改革在进行中,虽然缓慢但其中也有特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实践证明可以在年度经费低于国内同类研究所的情况下,通过体制改革而获得更好的效果。
 
6)中国科学界总体水平提高。我从1995年开始每年到中国。直率地说,当时普遍来说(不排除少数例外)中国的水平很低。那时,我有时觉得有很多人对他们本身专业的理解,恐怕还不如我这位外行。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我认为有一批人,包括以前不行的人,有相当进步。而近年招聘的人中,更有些人研究工作很好。比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张宏,在过去两年的工作,超出他同代几乎所有国外华人生物学家的水平。我认为,这个逆转将不是个例,而是趋势:5到10年内,最优秀的华人科学家,一半将出现于国内,20年内,90%以上的最优秀华人科学家将出现在国内;
 
7)中国科学界文化有纯朴的本质,虽然关系网如火如荼,但总有一些不热衷关系、甚至敢因为坚持原则而得罪人的人,得到很多支持;
 
8)很多人不满现状,也是继续推动改善的强大基础。
 
9)国家领导和多个部门主管,也希望和支持改革。我们通过自己的经历感到改变是可能的。
   
温和的改革
 
我认为:中国科学体制可以改革,而且改革可以有行之有效。
 
这是相对于另外一种观点:中国科学工作者水平太低,低到体制改革无用。
 
如果我没有信心,就不会写这么多文章,更不会回国。我的信心现在更大到不会因为有争论而出国。
 
悲观论者可能忽略了历史上西方的科学变化。如果两百年前富兰克林时代说美国可以做好的科学,可能要被人笑话,就是一百年前马克吐温时代也不能预计几十年后的变化,而美国的科学不仅赶上、而且超过欧洲。悲观论者可能忘记中国的经济方面已经在文化没有改变、甚至恶化的情况下,通过改革,取得了出乎预料的变化。事实上,中国科学体制近三十年的任何改革,都带来一定进步。改革不在于完美,而在于改革带来的那怕微小的变化,涓涓细流,终成大海。
 
中国科学体制,在多个层面都需改革,但我认为可以是温和的、渐进的。
 
科学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国产出优秀的科学发现、有用的科学发明,不是为了平衡利益。
 
为此目的,各级管理层面积极提高判断水平,改进评价科学的能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支持全国对于科学有实质贡献、比较优秀的科学工作者。
 
一个重要的概念必需建立: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科学工作者。各级行政管理部门,是国家支持科学的渠道,不是科学工作者的太上皇。世界历史表明,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不是仰仗管理部门和人员的鼻息而做出研究。科学的社会功用,由国家肯定和支持。各级科学资源的管理人员,对待科学工作者,要如履薄冰。管理人员手中的资源和权力,是国家用来支持一线科学工作者的,而不是科学资源管理人员对科学工作者的施舍。科学工作者是主体,管理人员是辅助。管理人员必需经常想怎么做好自己的工作,如何为国家发现人才,为国家挑选人才,为国家支持人才。对于一线的科学工作者,无论年资、性格,管理人员需要支持他们,使他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发挥最大的才能。
 
改革的层面包括国家、部委、研究所和学院、研究人员评价和激励机制等。应该征求较多有识之士的意见,超出本文一一叙述的范围,
 
对于目前各相关部委管理的科学经费,最简单而且可行的是,比较大的经费如农业部的动植物转基因重大专项,卫生部的新药重大专项和传染病重大专项,科技部的863和973,根据内容不同可以有两个学习的对象: 50年前的两弹一星,目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如果学习两弹一星,那么获得大量经费做重大的应用项目时,就应该专心做出可以应用的成果。两弹要能爆炸,做新药要有治疗效果、能占领市场。目前可能很大的问题是,以应用名义拿了经费,却做基础科学研究,发表SCI论文,为当选院士而奋斗,而偏离原初目的和国家需求。做院士比发明新药容易很多。如果以国家需求的名义拿经费,却为个人名誉奋斗,无异于挂羊头卖狗肉。
 
借鉴自然科学基金委,对于中国科学管理来说,也是进步。是否学,不是中国科学工作者不行,而是资源掌握者是否从科学规律出发,真正为国家利益着想,而放弃部分故意设立的自我权力。比如,科技部973评分结果对全体给分的评审委员保密,很难说的过去。
 
 2010的《科学》文章
 
       对于施一公和我2010年文章的反应,很容易知道大多数人是什么意见。
 
我们也没有具体批评某个部门或特定项目,而是针对问题。一般来说,大家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是国内目前最好的,科技部的973可能是第二好,863要差些,而其他部委参加的,比如农业部的转基因动植物、卫生部的新药和感染,可能还要差。这是一般的共识。农业部和农科院的转基因项目,把中国最有希望做出的转基因鱼排除在外,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转基因鱼做得好的是科学院,而不在农业部门,为了部门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而且据说在某些领域全国各主要农大的教授都获得经费,已经迫不及待找副教授,出现钱高于农业部所属研究人员的情况,而对不属于农业部的有真正能力做相应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封闭。这些都是因为把经费当成利益分配,而不是国家需求的科学问题寻求解决。
 
我们并非专门在美国刊物发表文章,也在《科学时报》和《人民日报》登出同样内容的中文文章。在中国科学还不领先的时代,没人会觉得奇怪和鄙视中国科学还有欠缺,在体制内工作的我们讨论中国体制欠缺,是中国的自省。在国际刊物讨论中国文化的问题,是中国人的自信。
 
《科学》是美国民间科学团体的,不是美国政府的。2008年9月30日新华社报道:“温家宝高度评价了《科学》杂志在推动全球科技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希望继续加强与《科学》杂志的合作,共同为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2000年江泽民主席、2008年温家宝总理都曾经在《科学》以社论形式发表文章,阐述他们对中国科学和技术的观点。中国多次在科学发表有关科技政策的文章和访谈,包括:1995年11月17日,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发表《中国科学院改革进程》;1999年2月26日中国科技部部长朱丽兰接受采访《中国科学改革》;1999年11月2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接受采访《中国科学院》;2000年6月30日江泽民主席以社论形式发表《中国科学》;2000年12月22日江泽民主席接受采访《我希望看到美国做全球实验室》;2005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发表《中国纳米科学的兴起》;2008年3月28日中国卫生部长陈竺接受采访;2008年10月17日温家宝总理接受《科学》主编艾尔伯茨采访;2008年10月31日温家宝总理以社论形式发表《科学和中国现代化》;2010年3月19日卫生部长陈竺以社论形式发表《以科学为基础的卫生保健》。
 
《科学》杂志不局限于美国的科学和教育,而常规发表有关其他国家的文章。仅仅在2010年最近几个月,就可以看到:9月17日印度教授发表社论《印度生物学的年青领袖》;10月1日两位俄国科学院的研究员发表社论《俄国科学的未来》;10月15日德国科学和研究部长发表社论《德国能源研究计划》;11月5日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皇家学会会长发表社论《英国科学的安全带》。其中作者有行政人员、也有教授。所以,中国教授写社论,也不是特例。
 
《科学》杂志主编艾尔伯茨(Bruce Alberts),不仅是优秀的科学家,而且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位加州大学教授主编了当今全球都用的主要生物学教科书《分子细胞生物学》。他多次到访中国,最近几次和他会见的中国有关领导包括:温家宝总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周光召、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科技部部长万钢、卫生部部长陈竺等。
 
       已经告别闭关锁国时代的中国,在国际上,可以平静、从容地讨论自己的问题,是发展过程中的自然一步,并不奇怪。
 
 
 
附录
 
作者以往有关科学体制和文化的文章:
 
1)      饶毅(2002). 中国科学:显著的发展和严峻的挑战.发表于《二十一世纪》,《科学时报》分4次转载。
 
 
 2)      饶毅(2002). 《中国科学的进步和挑战》补记:七十年前开始的活跃研究
 
  
3)      饶毅(2002).中国在重要科学领域缺席所反映的科技体制和文化问题.《南方周末》
 
 
 4)      饶毅(2003).科学环境:一个诞生了DNA模型和12个诺贝尔奖的实验室.《南方周末》
 
  
5)      饶毅(2004).国家科学规划:宜深刻改造管理体制、而非具体计划科学课题.《南方周末》,并由科技部下属《科技中国》转载。
 
 
 6)      饶毅,鲁白,邹承鲁(2004)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 《自然》“中国之声II”特辑
 
 
 7)      饶毅(2009).中国科教界亟需支持年轻科学家.
 
 
 8)      饶毅(2010).科研经费分配机制:呼应陈良尧和王鸿飞.
 
 
 9)      饶毅(2010).继中外优秀传统 改目前庸俗学风.
 
 
 10)  Yigong Shi, Yi Rao (2010). China’s research culture. Science 329:1128.
 
 
施一公,饶毅(2010). 经费分配体制该改了. 《 人民日报 》(2010年10月18日)
 
 
 11)施一公,饶毅(2010)对《蒲慕明:中国科学“病”在何处?》一文的回应。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91322
  
12)饶毅(2010)中国科学经费管理改革有无稳妥、共识、可行的办法?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91799
 
 13)饶毅(2010)制度设计错误,自律无济于事:科学经费大项目指南是怎么立项的?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92855
 
 14)饶毅(2010)973总体顾问组作用可以加强:专家和行政相互制衡。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93447
  
(此文应《文汇报》约稿,以“中国科学的发展:自信和自省”为题发表于2011年1月13日第一版)
 
 
 


打破经费分配潜规则(施一公 饶毅)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4046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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