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知青运动5：终结与回顾

2002年，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学者李兴盛教授的送了我一本他的专著——《流人传》，在世界范围内也许只有我们这个有着古老文明的民族才创造了“流人”这个词汇，当年壮志难酬唱着“江州司马泪满襟”白居易是流人，若干年后一生抱定“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林则徐也是流人，1968年开始被送到农村的青年学生而不是更早那些知青是流人。那些把知青运动仅仅看作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的人绝不会理解“接受再教育”的提法，他们不知道从青年学生转变为知青，本质上就是流人身份的确定。流人身份不同于一般的干部下乡，他们有两个本质特点：第一是城市户口的剥夺，下乡青年丧失城市的就业机会、福利保障，对回乡知青来说这个问题不是很突出，不过1973年前农村青年进入高中就可以享受城市的粮食供应，所以这个身份转变对回乡知青来说仍然是一个冲击。第二是离乡背井，下乡青年被迫丧失家庭的呵护和保护，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因为政治歧视而充满风险的环境里。这一点，回乡知青得以避免。不理解什么叫户口剥夺和离乡背井，就不理解什么叫知青。

然而知青的流人身份还包含着被改造的“再教育”桎梏。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也许你还会记得，上山下乡的知青中的第一个英雄叫金训华，一个普通纺织女工的儿子，历史好像没有披露过他的父亲身份。今天有个坚持为金训华守陵的人陈健成为了感动中国的人。金训华是一个为抢救集体财产而牺牲的英雄，然而人们似乎忘记了金训华知青前他有一个身份叫做“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当我们时代把红卫兵描写为青面獠牙的怪兽时，你很难想象红卫兵代表大会是什么东西，你很难想象经济学家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青面兽。1967年起全国出现了工人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这些人打起“巴黎公社”的旗帜，试图建立代议制的民间选举结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基础被这些代表大会动摇了，一个仿佛辛亥革命后的混乱年代也像幽灵般地出现了。当年的青年学生这时的全国领袖毛泽东显然认识到这一点，他必须阻止他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毛说了一句话，巴黎公社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张春桥、姚文元匆匆上阵，王洪文仿佛1927年以革命者自居的青帮，武力加民粹主义形式带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把代议制的萌芽打下去了。然而这些有新思想苗头的学生，需要有一个让他们安顿地方。于是整个的流人政治发挥了作用，青年学生被送到了当年流人生活的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接受再教育。“再教育”目标是去青年学生中的自由化思想。

历朝历代流人并没有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因此被要求改造世界观。然而创新精神可能有基因的原因，他们中有中国社会一些最活跃的分子，中学生中那些有新思想的学生，尽管经历了劳动的锻炼、社会的磨练、地位的波动的流人，他们有一天爆发了。1978年，云南省的知青已经不要管辖他们的组织，也抛弃了从他们中层层选拔的模范，他们就提出一个口号，仅仅是一个：我要回家。知青奋起了。不管是他们来自北京还是来自昆明，不管是他们的家在重庆还是在上海，我要回家的口号像烈火般地在知青这个干草原上燃烧起来。知青们采取了集体绝食，也采用了请愿与卧轨相结合，一种变相的流人暴动。1979年初，中央让步了，知青，这一个含着时代特殊意义的符号以“回家”的形式结束了。关于云南知青抗争的链接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754fcf0100cnl0.html

1979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文件是这样写的：“这次闹事是一件坏事，应把坏事变成好事。国营农场多年存在的问题来了一个总爆发……”。云南省革委会说得对，知青闹事返城是一次中国问题的总爆发。当时的事实是这样的

1970年代后期知青问题已经拖累了整个社会。1970年代后期，城市的一个一个家庭已经不止一个孩子被送到了农村，由于农村生活的落后和贫困，大多数知青又不允许像农民那样种自留地补充生活，许多城市家庭不得不千方百计的接济自己的孩子，这样城市居民生活变得艰难起来，在经济上中国相对富有的城市居民没有消费工业品的能力。我那个作为上海人的同学从革命青年变成了一个用手电筒对换手表的走私分子，因为他需要筹划自己返回上海的路费和供养安徽插队的弟弟。在农村回乡的青年学生，他们现在叫回乡知青，与插队知青争夺者寥寥无几的招工招生的指标，回乡知青感到绝望而与社会感情上变得格格不入，他们感受到了更大的不公平。真实社会中，《知青》那种建设热情到1970年代后期已经没有了。知青运动已经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经济。那些“大有作为”的知青，不论是下乡的还是回乡的，都在广大知青心目中被视为“戏子”而毫无号召力。

经济的破坏，政治作为经济的后续，社会又引起了政治信仰的动摇。1974年我的一个后来成为中国院士的一个同学，他是一个回乡知青，对我说：马克思说要消灭城乡差别是要让农民变成工人，怎么毛主席是让工人变成农民。对毛的神一般的政治信仰被质疑了，特别是毛对走后门的保护使他的社会彻底地蔑视原有的信仰与榜样。1970年代的走后门，1980年代的官倒，1990年代贪污受贿，2000年代的裸体做官，像兴奋剂一样满足着社会上层的欲望也同时坚韧不拔地摧毁者中国的各种正统信仰。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中美关系的解冻和中苏关系的缓和，越南战争结束，中国“深挖洞，广积粮”的准军事化经济也结束了。这时中国需要工业化，人们开始购买电视机、自行车、洗衣机和手表为代表的“三转一响”。中国正在走向一个不再把人口绑缚在土地上，而是选择工业化道路发展工业经济、城市经济的国家。年轻的城市夫妻开始了一个叫做“旅游结婚”的文化潮流而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这时候国家选择了一个面向经济建设的名词叫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知青运动，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来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也成为了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损害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运动又进一步摧毁了知青运动。本来1973年后的“大有作为”口号巩固了一部分知青也实现着毛泽东、刘少奇改造农村生活的理想，可是1976年后那些“大有作为”的知青运动先进人物纷纷落入了政治漩涡，邢燕子、侯隽倒了，先进青年朱克嘉、知青护卫者李庆霖被捕入狱，普通知青变得玩世不恭的已经不在少数。我的一个学生，一个后来去了华尔街的开封人，他告诉我说，作为农村孩子的他当时把知青看作小流氓。知青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任何正面形象。知青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已经没有存在的条件了。知青运动已经变得分崩离析了。

顺便说一句，1976年末的华国锋做了一件摧毁自己的事情，虽然很多人没有注意这件事的意义，然而它意义重大。进入1977年的华国锋为了表示继承毛的革命路线，表态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华国锋以他共产党员带头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马不停蹄地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了农村以表示自己的忠诚。华国锋用他女儿表明中学毕业生还要上山下乡。如果华国锋有一个真正的学者参谋，他可能以废除知青而赢得全国人民的进一步拥护，可是他没有高参，上海人评价他“就是一个农民”，全国人民对华国锋失望了。中国人中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华国锋没有给他们带来迫切要解决的子女平等就业问题。这时，中国另一个政治人物人物邓小平高瞻远瞩地表示，自己老了，“就管管教育吧”。于是邓小平果断地恢复了刘少奇停止的高考。高考为青年学生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对毛泽东、刘少奇实施多年的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路线的扬弃。邓小平成为了知识青年的大救星。1978年云南知青跪地请愿标语是：“邓副主席，救救我们。”高考带来了知青的希望也就可能通过别的机会给知青希望，邓小平的威信通过恢复高考变得如日中天。“知识青年”现在让邓小平赋给新的大有作为。

无论作为政治手段也好，还是作为经济措施也罢，知青运动在中国重新选择工业化道路时，寿终正寝了。这个结束不仅是知青时代的结束，而是中国一个时代的结束。知青作为新的产业大军进入了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虽然他们开始是以卖大碗茶的模式在城市找到支撑生存的工作。

50多年过去了，知青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反城市运动，它揭示的社会组织经验和去工业化经济规律值得后人思考。知青运动，作为中国的最近一次流人史事件，只要民主制度还没有建立，像过去2000年流人史一样，还会发生。

知青运动终结了，关于知青运动发展史，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所谓1955年发动知青运动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1955年毛泽东只是号召一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作，鼓励的也不仅仅是青年，而且不剥夺他们的城市户口。这些人因为保留城市户口而不是“知青”，因为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歧视。

第二、知青运动的真正兴起是1960年代初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不过刘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的虽然刘也有政治考虑，知青运动也没有因此大规模化。然而，忽视刘少奇的发明作用是不科学的。中国的一个非科学的潮流是把新中国的一切失误都记录到毛泽东的账本上不是实事求是。毛有一个坏习惯，把一切功劳都挂到自己头上，结果一切错误也被自然地挂到他头上。这就是辩证法。

第三、知青运动真正大规模化是1968年末毛泽东发动并被他流人化的，文化革命导致的民粹主义的社会格局，结合毛忽视经济规律的惯性以及革命热情，在国民经济困难出现时，让毛泽东选择了名为“再教育”的青年学生流人化，结束了毛的所谓“无政府主义”潮流，也缓和了社会经济矛盾，但是流人化的身份地位，知青们经历了大量悲剧在这个阶段发生了。

第四、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周恩来1973年6月依托毛泽东对李庆霖信的批示扭转了知青运动的流人化方向，缓和了知青运动的社会矛盾，但是这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以“走后门”为标志的社会分裂，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没有清楚认识到这一点，而野心家在“走后门”问题上的搅局，使得知青运动更加复杂，李庆霖这个曾经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螳臂当车的行为使得自己最终被碾碎。

第五、尽管华国锋错误地坚持知青政策甚至为此牺牲自己的女儿，然而他1977年初重新开始的“实现现代化”的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政策，摧毁了知青运动的经济基础。知青运动作为中国工业化大趋势中的逆流，从根本上被瓦解了，而这些大量吸收知识青年的工业化运动曾经被不公平地称“洋跃进。”这是历史的失误。

第六、对知青运动公开批判的中国领导人是林彪，他在《571工程纪要》里写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林的批判是有限的，他仅仅批判的是知青“流人化”的倾向。林彪没有指出知青运动具有变相失业的特点，这说明林彪在知青运动上的观点没有超越刘少奇。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没有达到斯大林当年利用知识青年建立“共青城”的工业化思想水平。

我的一个学生，一个插队知青的女儿，她这样评价知青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实上延续了“大跃进”、“三面红旗”的结果，是不得已的选择，由此也反应出环境、经济、政治的系统关系以及相互间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再到如今的快速城市化过程，其间的曲折注定是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也是中国从半封建社会试图发展到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至于说“民主制度”的建立，至少我目前还想象不出它如何改变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我们要在中国真正确立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必然要面临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重新审视甚至是批判。

也许，在她看来，知青运动本身是一个批判的探索，一种对中国经济现代化批判的探索。我很赞许这一看法，但是我并不怎么同意她关于民主功能的观点。

我的一个研究农业经济的朋友，是一个回乡知青。他评价“知青运动评价”说，现在总有一些哗众取宠的没有农村社会生活经历的人，他们总幻想化农耕社会的男耕女织，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仇视，抓住中国正在农村劳动力流失的问题，他们总想把我们永远的锁在土地上，而看不见毛泽东时代把民众大量约束在土地上却不能保障丰衣足食，因为他们看不懂技术进步和产业化生产。终结知青运动是解放农民，让农民进城也是解放农民。中国只有农民的真正解放，才能建设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我基本上赞同这个看法，但是他没有说清楚解放农民的具体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