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其中味：在方舟子点我名以后

朋友告诉我，方舟子先生微博里把我点名了，如下：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铮在科学网发表文章称：“打假，方舟子好像坚持一条：不犯上，从不批评部级单位，勇得有点不够了。”看来被我批评过的教育部、卫生部、科技部、环保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等都被王研究员降级了。

显然，方舟子先生不服气。也许这是我最近几年不大看《新语丝》的结果。可是中国作假的大事“三鹿奶粉拿奖”、“陈进造芯”、“瘦肉精”事件，《新语丝》有多少批评？充其量是抓住个人，没有从管理组织缺陷角度批判。个人打假果然重要，管理制度打假才打到根本源头。《新语丝》的不犯上是相对科学网来说的。举例来说，嵇少丞教授多次在科学网提出“三鹿奶粉”奖项撤销问题，这样犯上的问题，《新语丝》还不如科学网。我就想不通，有关部门即使不愿追究责任人，撤销这个奖项也可以呀，相关人物何必要把自己也赔进去上。恕我忠言逆耳。

美国、英国政治制度都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可是英国的官僚主义严重，英国就没有美国的朝气。政治制度以外，管理制度是我们经常碰到的、经常面对的，所以要经常改进的。打假个人，代替不了（管理）制度的批判。希望《新语丝》对此有所认同。不过，我是赞成适当的“不犯上”，这样才能解决一些问题。

有人说批评我说，方舟子是用“私法”打假，可是我们中国的公法打假在哪里？准确说他是用公共道德要求打假，不是私法，不然得不到公众支持，这是打假公法缺失导致的。缺失，主要是由于管理制度不认真，就是有打假的公法，谁执行呢？设想一下，中国的思想源——北京大学，如果一个学位论文做了假，抄袭了，评审通不过，可是校方可能因为导师原因依然让答辩通过，落下私人恩怨，谁还敢主持科学主义，或者说主持科学主义的还如何生存？这种现象你能说一定没有？管理制度没有把法律一类东西当回事，而是让人事主导着。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够用法律打假，要有法律，要认真执行法律。

关于肖传国先生，我支持他的就是走法律程序。可是江汉法院，没有认真取证，华中那个大学，没有认真对待，结果判决结果，肖先生不服，方先生也不服。肖传国先生、方舟子先生都成为了管理制度不认真的受害者。我支持两位先生，分别支持他们用公共道德要求打假，用法律程序解决问题。不是支持别的。他们都是海派人物，他们应该追求管理制度的改革，而不是被私人恩怨纠缠。关于方肖案，有个出租车司机与我议论，他担心国家不管，“以后国家就乱了”。所以我说这是“训政”的机会，法庭没有抓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社会的晴雨表，可惜我们的领导不坐出租车的，他们听不见。

关于学习鲁迅，痛打落水狗，也是要法律保障。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打倒了，法西斯主义成为落水狗，德国用立法宣布法西斯主义非法。在中国，“文革理论”被打倒，对当时的个人处理很重，但是思想根源上不批判，就像可真先生反驳我的，我们没有法律禁止文革理论呀，所以文革一套还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宣传。否定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不是社会进步，而是私人恩怨；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鲁迅那套不行，落水狗起来会重新咬人的，人的精力都放到防止狗咬上面了，国家的问题没有解决。当年张春桥化名狄克被鲁迅当落水狗打了，可是张春桥后来爬起来把鲁迅的战友冯雪峰咬了，把他的庇护人老周同志（周扬）也咬了，得势后还把老陶（铸）同志咬了。只有管理制度改进、法律认真，我们国家才能进步，不然方舟子、肖传国的个人悲剧还会上演，方舟子先生出门还得小心，还得天天练韦小宝的神行百变功夫，肖传国先生还得天天憋气，由于没有明确法律规定而打擦边球搞科研。这叫啥子和谐社会嘛？你哥子社会有点乱套啦。

《帕金森定理》，一本批判一个英国社会官僚主义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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