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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那点事:读书不容易,研究须尽力

已有 6172 次阅读 2019-1-23 12:33 |个人分类:我的故事|系统分类:教学心得| 读书人

 

退休的发言:读书不容易,研究须尽力

 

退休了,领导上要我讲讲我的经历。我的经历就是十个字“读书不容易,研究须尽力,

先说不容易吧!

1959年底,国家遭遇天灾人祸,我5岁了,自己就能数到100,还能想到100,加1一定不能叫一百一不像十加一叫十一。我想上学,可是那时候要求右手绕头要能摸到左耳朵,才可以报名。我恨我的手长得太慢。没想到半年后我弟弟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饿死了,因为我妈没奶。我爸爸、叔叔、姑姑和表舅决定我赶快上学,因为上学可以多供应一斤粮,1960年我上学了,不是因为手长长了,而是因为这时来了个贵人,邓小平,邓小平带着省委书记谢富治来我县视察灾情,因为我叔叔在曾经在宋任穷、谢富治的警卫连当过兵,我叔叔找到了他们,告诉他们我的一个弟弟、一个叔叔还有我的二奶奶,他的婶婶,刚刚就饿死了。文革中看到毛主席写了篇文章叫《一个教训》,提到我们县59年饿死了3万人,那个县委书记撤了职。当时谢富治批了个条子,我们家凭那个条子买了两个20斤粮。邓问还有什么事?我叔叔说想让孩子先上学。邓大概又写了几个字,于是我上学了。不容易啊!

上学后我学习很好,可是就是不懂事,爱问。不懂事爱问就会闯祸。二年级时,同学选我做三好学生,老师要我发言,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我突然问:“毛主席我知道,就是教室里贴着画像那个大大。可是共产党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了。这下闯祸了,说明我落后呀,不仅我落后,父母也落后。所以我一辈子再也没有兴趣争当什么三好学生、五好学生,

当然,自己当不上,主要是自己有不足的原因,小学期间是“不讲卫生”,中学期间就因家庭出身问题了。事情出在我妈身上,当然也可以说是封建主义身上。明末的时候,我妈的一个先祖,参加了李定国部队,跟着逃亡的永历皇帝朝缅甸逃,封了个什么都指挥,五品官,大约相当于个军分区司令。他留在陆良前线,抵抗清军,也可能是吴三桂的部队,大家听说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吧,城要破了,清军说指挥官如果不来领死,就要屠城,石头也要砍三刀,于是这位将军出城受死了,清军让战马拖着伤残的身体,后来是尸体,游乡,只留下一路血迹。他们家把这些留下血迹的土,修了个血迹坟。大家性命保住了,石头也没有挨三刀了。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突然给史可法以及这样的旧王朝死硬分子以很高评价,我外公家封了”世袭忠良“,后来就成了世袭地主了。偏偏我外公死得早,外婆家是个绝户,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掌权的怕阶级斗争熄灭了,非要我母亲继承这个地主成分不可,因此我妈的成分就变成了成分不清,虽然在1949年10月1日,她奉游击队之命为游击队赶绣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疆纵队三支队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她做地下工作的代号是“二姐”,是个姐姐,也是个裁缝,就是解放后就得忙着结婚了,她与我爸爸是自己对的像。因为解放前有个军官要娶她做老婆她坚决不干,宣布自己是在家修行的,所以她亲共,为共产党做交通,因为作为裁缝,能够走乡串寨。你说封建皇帝害人不?

      1975年,我因为会看图纸,按图或多或少“指挥”修建生产队的水电站和大礼堂的先进事实被推荐上大学,结果妈妈的成分不清问题出来了。妈妈带我找到他做地下工作的上线,可是这个上线当时是地委宣传部长,刚刚 “被解放“出来,什么也不敢说,更不敢证明我妈曾经的身份,我从推荐上大学落到进技工学校,还是因为我先进以及他的息事宁人的出面。在知青办帮助下,我上了云南省煤炭技工学校。所以我说21岁就开始搞能源的。后来某教授笑话我,说我就是一个工农兵中专生。我说你抬高了我,我就一个工农兵技校生,不过在煤炭学校,图书馆管理员喜欢我,她是个右派,让我悄悄借了不少书,比如柯召的《线性代数》,江泽坚(?)的《实变函数》,林少宫的《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彼得洛夫斯基(?)的《偏微分方程》和毕林思的《构造地质学》。1977年报考大学,妈妈成分问题一直存在着,压着我。1977年,我弟弟、妹妹同时考上大学,同时因为母亲成分问题落选,比《大江大河》的兄妹还惨。1978年我们获准考大学,我考的是全县第一,进了一个军工院校。录取书下来我爷爷就病倒了,他说:“我家历朝历代都是当医生的,救死扶伤,没想到,到我这代出了个造枪造炮的。我对不起先人呀!”79年初我爷爷去世时,我已经被那个军工院校退了学,在送葬的路上我笑了,别人骂我不孝,其实他们没有理解我,没有理解我爷爷。我可以告慰爷爷了,告慰先人了。爷爷可以说是个和平主义者,才解放,因为穷,他当了农会干部。后来农会的斗了一个叫“申大公司“的开明绅士,申先生在为抗美援朝初就把全部家当都捐了,后来被发现他藏了一个金首饰,我妈说可能是当年申先生与谁(表妹?)定情的信物,申先生被斗了一场,就自杀了。爷爷第二天就退出了农会,说他受不了心的折磨。他的成分最终被定为“小商”,而不是开始定的“小贩”。

1978年,我正式进的叫长春光机学院,现在的长春理工大学,科学院的大学,体检发现我“双肺现纤维化索状条带,趋向钙化“,大概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肺纤维化”,我被作为肺结核“不与入学“,重新回到了地质队。为了争取保留入学资格,这个学校负责招生的战老师告诉我:我实际上考试排名全省大约第25名左右,而且我耍小聪明物理试卷用英语做的题,没给分。我是她抢来的。可是,世界上很多事就因为“可是”变化的,可是刚刚复职省委书记孙雨亭的女儿看上了录取我的大学专业,我被替换出来了,因此才落到他们学校录取,我也才知道了这段遭遇。我的同桌同学顾,他是院长王大珩的侄子,让我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诉王院长和党委书记武,武书记后来接见了我,于是我得以保留入学资格而退回地质队,2000年,科协代表大会,我在电梯里碰到王大珩院长,他居然还记得我的名字,真感动。不过他把我记作是她女儿的同学。1978年12月2日,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已经24岁了的我,回到了小城曲靖,当时唯一能鼓励我的是,我在《参考消息》看到,别人嘲笑基辛格,“这个24岁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我想我明年再上大学,也还是基辛格那个年纪,不算大。到我原地质队报了到,他们同情我,我就被安排住院治疗了。我始终没有被查出肺结核病菌,不过为治病打了许多链霉素,我的耳朵因此害上了神经性耳聋,所以英语、方言的发音都听不准,普通话也说不好,吃了不少亏,例如,飞机场要登记,广播“Attention, please”,我总是会听作“各位先生,please”,我在上海不止待了10年,除了“谢谢侬”外,一句上海话也讲不了,够笨!当然我还是非常感谢治疗我的治疗医生罗,好像叫罗惠萍,我还记得她。我的肺结核再也没有发过,直到2006年我从青海和宁夏考察回来,被认为犯了“肺栓塞“才住了肺科医院,其中一个医生叫陈白萍。去年我在滇西考察再次犯病,我住进了上海肺职业病医院,确诊为肺纤维化。这个医生叫李惠萍,萍,是我恩人的名字呀。还有我2013年脑溢血住院的杨医生、史医生和王医生,我特别感谢他们在我住院时他们不干涉我作工作,在这三个医院住院,可以歇一歇,我抽空修改完成了我的三本书,《普通地理学》、《理论地理学》和《计算地理学》,当然还“指挥”项目,和大家一起把项目完成了。

      1978年退学后,我索性报考了研究生,我考的是某大学理论物理,我是在中学自学高等数学的、在知青时代自学的物理学的,学物理是有点功利主义的,因为我要修我们村的电站和剧场(电影院)。看来我与建筑有缘,中学学工,我学的是泥水匠,我的学生叫王利赞,因为他是他爸爸作为农民工在广东打工修电站时生的,另外一个学生叫郑保利,她是她爸爸做农民工修北京保利剧场时生的。也许是结合泥水匠的习惯,我在在知青时代我还学了些运筹计算的东西,写了一本农村工程实用计算的小册子,交给了知青办,我为什么能学高等数学呢?就是我在初中毕业时,我从学校封了的“封资修”的书中,偷得了两本书,一本好像是北京师大编的9年制试用教材《微积分》,一本是华东师大严钦尚教授编的讲大陆漂移的书,若干年后,严钦尚成了我的博士生导师,真是有“先天缘分“。另外我能这样做,是因得益于我的老师陈国樟的。陈老师把他在哈军工读书的教材借给了我,哈军工特棒,数学课本基本上是斯米尔特洛夫原版翻译的。据说陈老师读书时,被发现她妻子是地主家庭出身的,这使得他面临着要爱情还是要前途的选择,他勇敢地选择了爱情‘,退伍了。后来有人考证爱因斯坦初中就学了微积分。我说我也是呀,而且我也注意到了参考系问题。哎,中国当时的环境就是有个天才也出不来,因为出身问题。那年我在希腊开会,碰到一个犹太学者,我问到,你们犹太人是不是也讲阶级出身,他说犹太人发明了基督教,犹太人自己不信,让欧洲人信了,印度人发明了佛教,自己不信,全让你们中国人信了,三大宗教,现在就看伊斯兰了。

       1979年研究生考试,我是投靠那个单位当年唯一一个考《量子力学》通过的人,虽然分数仍然没及格,要特批。可是后来我告诉了那个导师,我是去年因肺病退学的,于是他就放弃我了。这样我1979年又投考了大学,这回我的中学姜老师告诉我,还是报个平民学校吧,这样保险,周总理的母校不是你可以上的,还有许许多多领导干部子女哩。我有个老师,文革中管图书馆的,据说当年与聂耳恋爱过(不知真伪,反正我见过一张她和聂耳的合影),她就向我推荐过华东师范大学,据她说聂耳当年就想上光华大学,那是华东师大前身。于是我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第四纪地质与地貌专业。我很想上物理系,但是我被通知由于我中专上的是地学,只能学地学专业。学地学就学地学吧,我小学生写的作文《我的理想》就是当个地质队员。没想到的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又遭到退学。因为我又被发现肺纤维化。我告诉学校我去年肺病治好了。学生处给了我个文件:“肺结核痊愈后,观察一年无变化,可以入学”。就这样我就只有赖在华东师大,成了编外学生,到处去听课,这样物理系的基础物理专业,数学系数学专业的基础课,几乎全部都听,就是学得不够好。后来经过上海第二肺科医院检查,允许我1980年入学,中间过程还可能因为得到一个领导干部的帮助。因为1979年我未能入学,被学校停了所有津贴后(比我1960年没饭吃人道多了),碰巧我在光机学院的几个女同学去上海实习,顺便看了我。看到了我的困境,特别是看到我把别人吃剩的菜要来留着下顿吃,有个同学回家可能与他父亲说了,他父亲是邓小平同志当年搞改革开放的一个骨干部长级干部。也许是这位先生过问了。后来学生处不赶我了,系主任刘树人来看我,说:“听说你困难到靠“抓盘子”生活,不卫生嘛!这样,把生活津贴费先发给你吧。”【关于这次突变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同学惊动了她的父亲,此文出来后,她告诉我“与我无关”,我真惭愧,往自己脸上贴金。现在我又不知道恩人是谁了。】其实我吃剩菜不是困难而是在地质队的习惯。每天从野外回来,食堂剩下什么吃什么。那时我有海外关系姨妈知道我害了肺病,每个月给我寄20元钱,补营养。那时一个月的津贴才19元,所以我一直没能改掉在地质队养成的喝茶习惯。就是喝绿茶胃会痛。接着我随80级入了学,随79级学习,学号是1979060106,华东师大没让我退学,没有歧视我,对我来说真是“恩重如山”呀。在80级了,我还认识了两个吊儿郎当的好朋友,吴必虎、王远飞。他们后来都成依靠自己的科技能力创业的企业家,就我是没有出息。2013年我脑出血住院,交不了护工护理费,吴必虎送了我1万元。谢谢他!他搞企业,我还批评他不务正业。我真惭愧。所以有人说,精准脱贫,要扶持那些因病致贫的,我说,因病,我也致贫。但我不是贫困人口。精准脱贫,需要先把致贫的地理因素找出来才行。这是我区域有三个地理本性学说的结论。我后来与田园、蒋欣把这观点观点写了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可持续发展期刊上。

从知青时代被推荐上重庆大学开始算,我经历过南开大学、长春光机学院、华东师范大学79级,华东师范大学80级,我是进了五个大学才上成,所以我有个情结,上学不容易,喜欢帮助人读书。我有个晚辈后来放弃研究生考试要去深圳工作,让我骂了。:“你爸爸和我读书多不容易。59年我们饿了吃神仙土,拉不出屎,互相用棍子掏。现在有机会上研究生你却放弃,至少对不起当年批粮食救济了我弟兄俩的邓小平。”

讲了读书不容易,我来讲讲“研究须尽力”。就讲讲我这些年做的两个课题。第一个课题就是气候变化经济学集成评估计算工程的任务。我本来中科院随黄秉维、张丕远教授是做历史气候变化的,我通过数据挖掘发现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有三次大的突变。07年资环局长傅伯杰通过王毅所长找到我,要我以模拟结果回答当时温家宝总理问白院长的的两个问题:第一、我国有没有碳高峰?如果有,高峰在哪里?第二,如果中国接受欧盟提出的2度阈值,经济是否能够承担,世界经济会怎么样?对于这个问题,我开始以为用依靠挖掘方法就能解决,后来薛俊波举出个反例,说明我最初的想法不行,非得用动力学方程不可。劭峰所长要我谈研究经验,第一个就是不要用想当然的方法,要用原理先认识。后来我带着学生何琼、于洪洋通过非线性数学分析证明了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光数学分析就写了86页,太长,没期刊愿发表。只好根据它的机理构建了一个可计算模型,我们计算出这个峰值点控制在2030年左右最安全,主要是朱永彬、马晓哲算的。不尽力怎么行?后来我国承诺要提前达峰,由于我们证明了,只有修改模型条件。我们通过计算实验不确定性的供应侧变化,发现这个达峰时间可以提前到2024-2025年左右。吴静用我和龚轶发展起来的进化经济学模型,还发现最可几时间是2029年。说研究经验,就是政策模拟实验要有理论分析支持,不能靠撞。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就不说了,经验就是要多请教,自己要敢于修改权威的模型。为这个问题,我们就请教了Nordhaus,还请教了斯坦福大学的专家。面对众多的模型要集成,要敢于自己写程序,自己写了才知道哪里可以改进。关键算法别人不一定说,比如碳循环模型的一个关键点,问了几个人都没说清楚(当然可能是我们没听懂),最后是刘昌新发现了算法关键。靠买软件也不行。比如中国这几年很流行CGE计算,我们因为没有钱,我们的CGE程序就是自己写的,写程序诀窍就是不怕吃苦,宋健先生当年说过,“软件工程是有害工程”。去年我的学生马晓哲带着我另一个学生耿文均要写一个CGE模拟贸易战的程序。我问她们行吗?马晓哲说:“王老师,我和文均都是河南人,我们河南人就是不怕吃苦,你说行吗?“有这样的精神,我们就可以有自主知识产权模拟工具,也可以适应实际需要发展多样化模型,这个也算是个经验吧。最关键的一条,科学文化已经到道路计算机文化时代,我们搞政策分析,搞地理或者环境管理理论分析,离不开计算,而计算需要有模型基础,所以那年我在院刊上撰文,提出计算地理学要具有方法学意义,又要坚持自己作为理论探索着的格局,政策模拟,更应该这样。关于这一点,就是我的哲理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慢慢理解。

       第二个课题就是“中国艰苦边远地区辨识“。这个问题是个困扰国务院多年的难题,什么叫艰苦,怎么度量?全国2400多个县,一个个县排序起来,让大家服气,这是关系工资和地方财政补贴的。一定要认真。不然就可能闹起来。为这个课题我们干了12年,那年我50岁,还不准发表文章,是有点得不偿失,但是我们得到精神安慰,是不是有点阿Q精神,毛主席说:“人就得有点精神”,因为我们感到确确实实为国家解决了问题,心里高兴,至少安慰了我那个和平主义者的爷爷;如果研究不尽力,不会有这种精神,这种幸福感的,那年我从青海回来住院,人事部领导去看我,不知道怎么医院就传我是温家宝顾问,权威医生陈也来查房给我看病了。所以夏海斌,你做这个保密课题有点失落,“又没名。,又没钱,论文不公开,职称还卡着”,要看到它的溢出效应,谈到研究经验,我的研究经验就是,不要怕吃苦,怕苦怕累干不了地学,学艺术的田园参加我做这个课题,为研究这个问题,还随我跑了西部,开始我就要求她能吃苦,后来他爸爸见到我们带他学音乐的女儿这么“走西口”流眼泪了,“女儿你走西口,老爹爹我泪花流。”但是,要就研究政策就要深入现场,要能吃苦。当然,技术上还要发展计算模拟,现在是计算机文化时代,政策研究靠撞,靠“掐指一算”肯定不行,在实际问题研究中,要发展理论。例如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就发展了区域发展的三个本性学说,夏海斌、刘清春、戴晓晔以及田园为做这个项目随我吃了不少苦,真对不起。我们几年来出过两次车祸。那年在广西,刘清春在电话里告诉我:“翻车了,我们碰出血了.”.我忙问:”伤没在脸上吧?“她笑了:“王老师怕我们将来嫁不掉。哦,杨念朝林子那边跑了。””赶快叫住她,林子里越南人可能过来埋了地雷。“当时我在贵州边界,安全。说起来对不起他们。刘清春、杨念后来提交了关于中越边境艰苦性的考察报告,也找到了两口帅的锅。后来纯理论认识在国际上著名的Springer出版社出了书。叫《区域科学原理(principle of Regional Science)》。我还在修改我写的《区域的发展与管理》,科学出版社出的,可惜因为保密规定,内容有些也要保密,新的发现也修改不了。希望能在退休后能修改完成。“区域管理(及治理)这个概念是我提出来的,我感到它与企业管理(不一样),企业管理关键是利润增长,区域管理核心的是保障就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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