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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读有所不读

已有 2499 次阅读 2015-3-7 08:23 |个人分类:休闲阅读|系统分类:生活其它|关键词:八十年代,回忆,阅读| 阅读, 回忆, 八十年代

看篇文章,《八十年代国内的阅读浪潮》,全文附在后面。我很吃惊地发现自己对于当时的阅读浪潮相当部分是置身事外,特别是后几年。虽然我觉得自己是个读书爱好者,原来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落伍了。按照该文作者的概括,我对照一下,回忆自己读过和错过的书。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重新再版、大量发行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三家巷》、《苦斗》基本都没有读过,除了小学的时候好像读过很残破的《青春之歌》。我对这种“革命”小说有种近乎本能的抵触,不知道为什么。当然,这里所谓“革命”不是指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文学趣味或者风格。

 

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当然都读过。《水浒》在七十年代“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中就熟读。《红楼梦》是在八十年代前几年熟读的。所谓熟读,不仅是整个故事了然于胸,而且诗词等不经意间就记住了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另两本不如这两本这样熟悉。

 

《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大众电影》等杂志基本都看。似乎家里订过《人民文学》和《大众电影》。《上海文学》我在图书馆看。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假如我是真的》不记得是否看过,但很多批判文章却有印象,虽然也没有看。

 

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读过许多种。特别是89之后,许多种书撕掉版权页处理,我买了不少,有空慢慢读。其中一些书应该算是对我有相当大影响。这种影响,润物细无声。如果用三言两语概括,可能还真不容易。以后或许回忆一下这套书。

 

《美的历程》看过,也许不是在八十年代看的。书不错,但也没有感觉特别突出得好。

 

通俗文学的期刊和小说几乎都没有在八十年代读过。有些后来陆续补课。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博士期间读了金庸全集。后来陆续读过些梁羽生,不是很喜欢,有点那种我不欣赏的“革命”小说的味道。后来古龙已经流行了,又读过些古龙。

 

言情小说基本没有读过。例外是琼瑶的《雁儿在林梢》、《我是一片云》和《心有千千结》。这几本当时的女朋友书架上有,随手翻过。一叶知秋,在我看来,这种小说人物相似、情节同构。很不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看。

 

外国的通俗小说基本都没有读过,除了列在其中但其实是文学经典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我曾在博文《小说开篇的议论》中引用过该书的开篇议论。只读过英文版,但没有读过汉译。至于后来伪造的所谓国外小说,就更没有读过了。

 

各种政治内幕小说我从来没有读过。正如《论语·卫灵公》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后来的种种发财致富的秘笈也没有读过。或许因此到现在仍是靠工资收入生活的穷人。正应了所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附录(加粗为原有)

 

陈益南:八十年代国内的阅读浪潮

 

一个时期对书籍的浪潮性集体自觉阅读,往往标示了那个时期国民的内心企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阅读,是从打倒四人帮后的恢复性阅读,而向纵深与多元发展,并以浪潮般气势,强力推动的十年。

 

七十年代的最后几年,因四人帮的倒台,文革十年中曾被严厉批判、被禁止阅读的众多文艺图书,率先破冰而重新面世,并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如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三家巷》、《苦斗》等,都予以重新再版,大量发行。《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四大古典名著,也大规模地进入新华书店的柜台,面向大众。

 

而《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大众电影》等杂志,更是一时竟洛阳纸贵,每期发行上百万册都无法满足读者的购买,成为了特殊的紧俏商品。以至当时订阅一份这样的杂志,都需要在邮电发行部门有熟人,才能如愿成为订户。

 

如今的编辑,是很难想象当时那种无比美妙之风光了:不是一本书,而是很多种书,动则一种就可发行数十万;不是某一本杂志,而是几乎所有的杂志,轻轻松松就能卖出几十万、上百万册!而现在读者,大概也不大可能再体会到,为获得一本书、买到一种杂志,而思绪能够进入书比钱要很多的意境了!

 

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书与刊,的确是思想寻求解放的第一武器。

 

当然,当时那种如饥似渴般的阅读热浪,主要是因文革的严厉禁锢被解除后,所产生的一个巨大反弹。之中,多是一种恢复性阅读,而并非出版与阅读的常态。

 

因此,在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文化领域的新一轮发展,包括《人民文学》、《大众电影》在内的绝大部分文艺刊物,便很快从发行高峰上坠落下来,对其的阅读热潮,也基本退去,只留下极少数近于专业爱好的读者,在坚守着那份有过的阅读。

 

恢复性阅读的特点,其重心在于:或寻找曾促使过人们激情高扬的以往,或怀念曾让人有过的平静淡泊。这个时期的阅读心态,既很少从实质上批判历史深处的错误,更少有对未来生活的重新憧憬与思考。

 

不过,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前夕,对阅读的一个破冰性理念,出现了。

 

19794月创刊的《读书》杂志上,其刊发的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作者是时为中宣部新闻出版理论处处长的李洪林),立即引发了知识界一次空前的思想大激荡、大震动。从而,对当时打破精神枷锁、促进思想解放,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此,使国人的阅读,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事实上成为了一种真正的自由。

 

即便此后,也曾发生过若干次极左思潮及其运动的干扰,但读书无禁区的理念,犹于一座鲜明的里程碑,终究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并且,在进入八十年代后,牵引了国内一波又一波的阅读大浪潮。

 

八十年代之初,随着七十年代末的伤痕、怀旧文字的消褪,人们的阅读开始转向了对整个社会现实的思考。这种转向型阅读,主要体现在批判社会现实的激奋阅读、与探索未来社会模式的深度阅读这二个方面。

 

以对《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这二个现实主义剧本的阅读,拉开了对特权问题重提批评的序幕,并立即在思想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与反批判,由此,使人们思考的方向,开始进入到现行政治制度是否合理的层面,而不再仅仅是伤痕式的控诉,或就事论事对个别问题的批判。

 

《在社会的档案里》是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作者王靖十分大胆而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了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比如首长可以不受约束地享受海滨疗养院和专职的医护人员,可以通过一个电话就能把儿子送往军医大学,可以随意在一个夜晚、把年轻的女护士唤来压倒在床上,任意凌辱。

 

上海作家沙叶新创作的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则因讽刺干部腐败、以权谋私等现象,引起广泛争议。该剧取材于当时上海发生的真实故事:一个小青年冒充将军的儿子,招摇撞骗,骗倒了许多人。诱人上钩的理由无非是高干子弟掌握特权,可以办到常人办不到的事情。题目暗含深意:假如骗子冒充的身份是真的,是否就不会东窗事发?

 

另一方面,以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与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为代表,精英文化则以浩浩荡荡之势,以全新启蒙式思考为武器,开始对社会发展的历史,与今后中国发展的方向及道路,进行了深层次全方位的回放与探索。这种新时期的精英文化,其特点是,不再象以往那样,仅仅以马克思主义著作为蓝本,而是广泛集合了以往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因此,对它们的阅读,便极大的拓展了读者的视野,爆炸式提升了读者的思维。

 

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发行后,即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读物,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反省与思考。该书出版时间跨度五年,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了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预计出版100种左右,到1988年共计出版74种。如果说,这三十多年来,中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艺术等各个方面,能逐渐有了客观、理智、欣赏与学习的态度,尤其对经济发展中看不见的手,与如何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的途径,都能有了强烈的认知、思考与理解,相当程度上,确是得益于对《走向未来》这套书的阅读。

 

而《美的历程》一书,则从哲学高度统一了社会与自然。李泽厚以优美的文笔,考察了从远古图腾到明清绘画等数千年华夏民族的艺术发展,探讨了美与人的本体存在、美感与心理情感等问题,并提出美学与人类命运关连的前景,让读者能驰骋于艺术的美妙天地,直接感触到中华民族的心灵历史。该书自八十年代初出版以来,数次再版,引导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步入对美的追求行列,从而消融了那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蛮荒情结,成为了人文阅读多样化的一个典范。

 

在精英文化图书开始不懈地进入人们的阅读之同时,大众文化的阅读,在读书无禁区旗帜指引下,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前所未有的浪潮,从而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文化享受。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对文艺图书功能的定位,基本上是作为学习的一种工具,重在教育与宣传。而从未视其也可以是一种消费,可以是一种娱乐。所以,文革前出版的图书,就都只强调其教育意义,而从不重视出版那些也能让人愉悦、轻松、休闲的书刊;到文革中,文艺书刊更是一派萧杀,民间的大众文化全被斥为封建”“没落”“腐朽了。

 

因此,传奇武侠之类书刊,竟然成为了一阵阵阅读潮,无疑是大众读者对以前片面的图书出版观念及状态,所作的一次下意识强力反抗。

 

八十年代大众文化的尖兵代表,似应首推湖北沙市出版的《中华传奇》杂志。

 

这本由一个地方文联编辑出版的16开杂志,以其内容是当时很少见且很有趣的武侠、传奇故事为利器,迅速占尽了国内的街头书店书摊及邮局报刊零售点,征服了大江南北的千百万读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传奇热。阅读《中华传奇》杂志,刹时竟成了一种热潮,顿使该杂志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了每期印数超百万册、却仍供不应求的畅销刊物。

 

《中华传奇》供不应求,而当时又没有电脑扫瞄出片手段,基本还是铅字排版印刷,操作复杂且周期较长,所以盗版一事尚未能够问世登台。

 

因此,填补《中华传奇》没能满足的市场,就是跟风

 

于是,随《中华传奇》之后,各种传奇大军蜂涌而至。

 

一批眼快手也快的民营书商,在与一些杂志社、出版社的合作之下,迅速申报改变刊物内容方向与刊名,或以书号代刊号,很快推出了《中华传奇》模式的复制品,象《中外传奇》、《南天传奇》、《传奇》、《茶馆》等一类杂志便应运而生,并且,也同样获得了不下于《中华传奇》创造的业绩。一本这样的杂志,当时每期发行近百万册,都是件较为轻松、常态的事情。

 

有些原名不见经传的专业性小报(如广西侨报、湖南体育报),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也很快搭上了这股热潮的便车,以报纸特有的低廉价格分享市场,并且同样赚到了当时就令业内人眼红不已的暴利。他们在不改报纸名称(但出版时,则将其报纸名称故意以小号字印在较偏的位置)的情况下,却专刊传奇武侠故事,每期一大篇,以传奇故事的标题作了实际的报纸名称(东方美人窟阿波罗登月”“白发魔女传),每期报纸便如一部中篇传奇小说,其发行量则能高达数百万份。

 

中国的阅读市场实在是太大了,当时中国人对大众文化的阅读,也实在是太渴求了。所以,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些趣味故事休闲谈资的内容,竟可以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横扫大众文化的阅读市场,并获得了令今天办杂志的人无不惊羡的名利双重效益。

 

上世纪八十年的大众阅读,其市场构成力量,主要是有一定文化消费能力的中、青年人群体。

 

而今天,成为大众阅读市场主力军的,则已是先天”(家庭经济支持)具有很大购买力度的大、中学生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了。所以,郭敬明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一出手,就在市场上击败了传统写作,而刮起了一阵阵另类青春阅读的浪潮,并能牢牢获得了其强大的特有读者群体的追捧。

 

阅读的历史,既有重复,也在前进。

 

当年《中华传奇》的横空出世,不仅打开、奠定了国内大众文化的竞争型市场化格局,而且,借助不断高涨的大众文化阅读,消失了三十年的书报刊之民间销售渠道,也得以恢复与发展。这种来自底层的推动,有力的促进了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催生孕育出了新中国第一批民营图书出版发行业大军。以广州东园路、长沙黄泥街、武汉武胜路、成都盐道街等面向全国的四大书市,作为八十年代的代表,形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书业的最初格局。

 

此后不久,包括皇城之域的北京(金台西路)东方明珠的上海(文庙)在内,各省各地民营书刊业市场也纷纷跟进,建起了本地的图书批销大本营,使民营书刊出版发行业,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年之际,已成建制的作为一个全国性行业,正式重新崛起于华夏大地。

 

无疑,这一切,既使国有出版社与新华书店系统的改革,面临了强大的近距离挑战;同时,也获得了一次大跳跃发展的机会。

 

最初二年,几百家出版社与新华书店中人,对阅读的市场化潮流已开始了这一事实,还是浑然不悟、或甚是鄙夷岐视。民营书商们便得以一揽了大众文化阅读的天下,名种传奇武侠内容的书报刊,基本都是在新华书店系统之外,经他们之手,发行销售到了国内一切可以有交通进出的地方。因此,所谓第三渠道”(新华书店、邮政局之外的发行网络)第二渠道”(国营之外的民营发行业)的称呼,及其可观的发行实力,便日益为业内外人关注。

 

 

毕竟,出版社与新华书店有着种种强大的优势,而选择出版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则表明了它们对八十年代大众文化阅读服务的有力参入。

 

梁羽生、金庸武侠小说阅读浪潮的兴起,是大众文化有了宽松出版环境的标志。

 

武侠小说虽说文革前就已出版过,如《三侠武义》、《七侠武义》,但却始终处于类似被批判的阅读位置,因而江湖义气,在1949年后已成了一个贬义词。所以,这些书的出版量并不大,也从未形成为一种潮流。

 

然而,梁羽生、金庸以及后来台湾作家古龙的武侠小说,因其内容中那种场面广阔的清新格局,高于《七侠五义》之类的陈旧老套,加上其文笔具有的时代感,让今人读来甚是轻松惬意。所以,一经问世,即立马征服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阅读,还很快席卷大陆。其势之威,几近造成全民阅读的局面,甚至让众多名人权贵也兴致勃勃地捧读。上到邓小平、王蒙等政治家、文化人,下到工人、学生,几乎各阶层人士都喜爱上了这种成人的童话

 

尤其,对于对《传奇》类故事而不屑的读者,似乎,终于也找到了符合他们身份的休闲阅读的对象。

 

因为出版社与新华书店是国营的,它们对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出版发行,有着的绝对的垄断地位,故而,使民营书商对此事只能望洋兴叹,无从染指。而出版与发行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所带来的巨额收益,又让天生与市场密切相联的民营书商们,无比羡慕。

 

于是,一种以合作出版名义、实为对国有出版垄断权力进行寻租、俗称之为买书号的方式,在实践中应运产生了。这种方式,既使民营书刊发行企业,也得以分享参入了梁羽生、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版发行,而更是拉开了对出版界进行改革的首次实质性攻坚序幕。

 

1984年,湖北省会计协会一位叫张元奎的干部,因他以非新华书店经销的方式,自己成功发行了该会计协会编写出版的专业刊物,并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由此,他便率先在全国第一个创办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民营书刊发行公司——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该公司当年就拥有了员工达800余人,气势搞得很大。因而,也使张元奎成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书刊行业的第一人,受到了各方关注。

 

为获得更好的经营环境,张元奎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他的创举及其困难。对此,胡耀邦很快作了批示,肯定与赞扬了他创办的事业。这样,张元奎的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便获得了近似新华书店的发行权力,而且,他们又比新华书店有开创性。因此,在出版发行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一事上,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便直接与出版社合作,不仅仅只是发行销售,而且参入了出版,与出版社一道分担出版环节的风险与利润。

 

张元奎的成功,鼓励了众多刚刚从个体地摊经营中站起来的民营书商,一大批私有的民营书刊发行公司,便应运而生,屹立于逐渐强盛起来的各地书市之中。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寻租(买书号)模式,也不仅仅局限于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慢慢开始进入到其他图书种类,以满足读者阅读兴趣的多元需求。

 

由于这种寻租”(买书号)出版模式的迅速普及,一个自1949年以后从未有过的、五彩缤纷波浪起伏的阅读年代,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

 

 

紧随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来的大众阅读,是琼瑶、亦舒、岑凯伦等人的言情世界。从青春小说《窗外》开始,《我是一片云》、《玫瑰的故事》、《爱的彩衣》等等接踵而来。琼瑶、亦舒、岑凯伦等人的书,当时既吸去了巨多的少男少女口袋里的许多钞票,也催落了很多中年女性伤感的泪花。

 

琼瑶、亦舒、岑凯伦这些作家都是港台人士,写的故事其实也很老套,但为什么她们的作品能在大陆获得如此多的读者呢?

 

显然,是因大陆自1949年以来描写情爱的小说,基本上都受革命观念的制约,不能真正进入到人性层面,从而也无法真实并深度的表现人们对情爱的体验与向往。因此,琼瑶、岑凯伦、席娟等人的作品,便轻易就拨动了大陆中青年读者内心深处的人性之弦,由此产生出了与作品的大规模共呜。

 

在大众读者尚在刀光侠影、或卿卿我我的意境中游弋之际,八十年代后期,以美国作家谢尔顿的《假如明天来临》出版畅销开始为信号,一股现代欧美通俗小说热,又莫名其妙地异军突起,形成了一种新的阅读潮。一部近40万字的厚厚的二战间谍小说《堕落》,居然短短二个月时间,一次就热销了40万册!如此多的人买,如此多的人读。

 

而且,这次阅读浪潮中,只流行现代欧美通俗小说。有的书商将此误读为外国小说热,便出了几本日本小说,结果竟无人问津,以亏损告终。即便象森村诚一、松本清张那样著名的社会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与《砂器》等作品,对它们的阅读,也始终未能形成很大的热潮。

 

这种情况,的确有些诡秘。

 

照说,日本的文化,远比欧美文化,接近于中国。而且,日本的电视剧,如《血凝》、《排球女将》、《聪明的一休》等,当时早已成为中国观众的热选。

 

为什么在这次阅读流潮中,却惨败于欧美的小说上呢?

 

现代欧美通俗小说居然也能突出奇兵,短暂一领阅读之风骚,除因得到民营发行第二渠道当时3万多处图书摊()点的鼎力销售之外,显然,是对现代西方的好奇这种潜意识,在支持此次大众的阅读。

 

否则,为何那些经典的西方文学名著,都未能在这次阅读热中显出特别的光彩?为何同样是来自资本主义文化的日本小说,却反而受到冷遇?

 

欧美通俗小说阅读潮中公开出现的一股支流,便是性及性爱类作品,包括充斥了大量性描写内容的低俗小说。《情场睹徒》()、《玟瑰梦》()等十多种涉小说,包括世界名著《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也堂而皇之借欧美小说热,突然大量正式出版发行,每种发行量都有数十万册,并且极为热销。但是,这些书问世不久,即很快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指责为淫秽黄书而严厉查禁,并由此,而开创了中国图书市场中已长达二十多年的例行扫黄运动。

 

小说阅读的突起,既是人们对读书无禁区的另类解读,实际也不过就是因国内对问题,长期是采取严禁涉及的、单一的堵截观念及政策,由此引发人们以阅读形式,对此进行的一次反弹与宣泄而已。实践表明,二十多年的强大扫黄运动,虽然保证了图书市场,没有再重现过八十年代后期那种黄流滚滚的放肆局面,然而,比黄书更令人不安百倍的是,如今却到处有活生生的繁荣娼盛现实!

 

可见,现实中的,并非阅读所致。

 

在欧美通俗小说热期间,四川作家田某等人,也敏锐的搭上了这班便车。他们搞了一个写作工作机构,以港台录像片为蓝本,以世界地图做工具,改写成所谓欧美系列外国小说,以香港·雪米莉的笔名,出版发行了若干部畅销书,一时风行,几成洛阳纸贵,广受民营书商们与读者的欢迎。现在说的所谓伪书,田某与雪米莉系列,恐怕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造假的始作俑者了。

 

 

欧美小说冷却后,政坛高层的纪实热与时政热,便接了上来,而且很快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浪潮,不让图书市场掀起的阅读,有半点儿空隙。

 

政坛高层的纪实热与时政热图书的热浪,其来势既迅又猛。

 

一本后来遭禁了的《毛泽东走麦城》,16开刊型图书,内容一般,书名雷人,发行量却超过百万册。而作家权延赤的领袖走下神坛系列图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红墙内外》等),更是大领了这阵出版热之风骚,开机印数动则数十万,书商们蜂踊前往拼命抢订,刹那间便热销全国。

 

那部后来也遭查禁的的《雪白血红》,就在此时脱颖而出。因其较为客观、生动的描绘了作为杰出军事统帅的林彪——而这是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内出版物第一次较真实再现的林总形象,加之同时披露了令人惊骇的某些战争内幕细节(如围困长春饿死无数百姓),故迅即走红,成为名著,受到各界读者的热烈追捧。

 

涉及当代时政的书刊,更是成为这次阅读浪潮的亮点。以后新闻为方针的时政类杂志《海南纪实》,因其第一次在内地将杂志新闻化、图片化,加之刊物的内容又有重大新闻人物及时政事件的深度报道,于是,也立马受到读者的喜爱。创刊号首批就卖出60万册,后还再次追加印刷,才满足各地读者的要求。而19895月出版的《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最后十年》一书,更是创造了不到一个月而发行高达百万册的纪录。一本纪念性图书,居然刹时能拥有如此巨量的读者,的确表明了阅读与现实,产生了最近距离的接触。

 

《乌托邦祭》与《庐山会议实录》这二本在八十年代末出版的纪实性著作,不仅仅是将1959年彭德怀冤案的详情过程,首次予以公开的披露,并作了较客观的回放。更重要的是,它们第一次细致、丰富的展示了中国最高层领袖们政治运作的生动场景,让曾经对很多东西顶礼膜拜的人们,不论是精英阶层、还是草根小民,在阅读后的惊骇之余,都不可避免地对历史与现实,生出空前的震撼性反思。

 

八十年代后期阅读浪潮的热点,是以纪实类书刊为主。而且,原属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二个不同阅读层面的读者们,却在这次浪潮中,有了共同的阅读对象。一部《雪白血红》,或一本《海南纪实》,满怀热忱阅读它们的,不仅有揣着《走向未来》的忧国忧民之士,也同时有既喜读《传奇》、却每天要忙忙碌碌为生计操劳的青年人。

 

政坛与时政纪实热阅读的形成,显然,与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内时局欣欣向荣的氛围有关。

 

当时,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加大,上上下下都渴望开创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国家强盛的新时代;而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经济改革率先进行后,也开始在跃跃欲试。由于读书无禁区理念已普及,并且,出版界管理层对各出版单位包括私下进行的买书号重大选题边报边做之类的种种改革尝试,也采取了看一看的积极态度。而来自中央高层允许试点私人办出版社的设想传闻,更是极大的鼓舞了读书人与文化商人,关注时政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第一。

 

人们的阅读需求与出版的宽松环境,虽未相约,却在此时趋于了同步。因而,一种对政坛与时政纪实热图书的空前阅读浪潮,得以顿然而生。

 

遗憾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合作出版的寻租(买书号)模式,所掀起的对出版事业进行改革的攻坚,已进行了二十多年,至今,却并无什么实质性进展。出版,仍然是国家出版社的垄断性特权。民营出版发行事业所需要的经营条件与环境,本质上仍然只能停留在寻租(买书号)阶段。

 

八十年代最后的日子,及九十年代初,政坛与时政纪实的阅读热潮,嘎然中断,或不再是一种浪潮,而又退回到少数人的阅读范围。代之而兴起的新浪潮,则变成了财经图书热,如《招财奇术》、《犹太人赚钱绝招》、《白手打天下》等图书,迅速面世,涌向并充斥了市场。如何赚大钱的阅读,很快成了人们关注的新中心。

 

这次阅读浪潮的转换,不仅仅是政坛与时政纪实热的终结,也标志着一个从观念上重视个人赚钱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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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武夷山 李轻舟 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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