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篇文章，《八十年代国内的阅读浪潮》，全文附在后面。我很吃惊地发现自己对于当时的阅读浪潮相当部分是置身事外，特别是后几年。虽然我觉得自己是个读书爱好者，原来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落伍了。按照该文作者的概括，我对照一下，回忆自己读过和错过的书。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重新再版、大量发行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三家巷》、《苦斗》基本都没有读过，除了小学的时候好像读过很残破的《青春之歌》。我对这种“革命”小说有种近乎本能的抵触，不知道为什么。当然，这里所谓“革命”不是指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文学趣味或者风格。

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当然都读过。《水浒》在七十年代“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中就熟读。《红楼梦》是在八十年代前几年熟读的。所谓熟读，不仅是整个故事了然于胸，而且诗词等不经意间就记住了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另两本不如这两本这样熟悉。

《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大众电影》等杂志基本都看。似乎家里订过《人民文学》和《大众电影》。《上海文学》我在图书馆看。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假如我是真的》不记得是否看过，但很多批判文章却有印象，虽然也没有看。

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读过许多种。特别是89之后，许多种书撕掉版权页处理，我买了不少，有空慢慢读。其中一些书应该算是对我有相当大影响。这种影响，润物细无声。如果用三言两语概括，可能还真不容易。以后或许回忆一下这套书。

《美的历程》看过，也许不是在八十年代看的。书不错，但也没有感觉特别突出得好。

通俗文学的期刊和小说几乎都没有在八十年代读过。有些后来陆续补课。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博士期间读了金庸全集。后来陆续读过些梁羽生，不是很喜欢，有点那种我不欣赏的“革命”小说的味道。后来古龙已经流行了，又读过些古龙。

言情小说基本没有读过。例外是琼瑶的《雁儿在林梢》、《我是一片云》和《心有千千结》。这几本当时的女朋友书架上有，随手翻过。一叶知秋，在我看来，这种小说人物相似、情节同构。很不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看。

外国的通俗小说基本都没有读过，除了列在其中但其实是文学经典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我曾在博文《小说开篇的议论》中引用过该书的开篇议论。只读过英文版，但没有读过汉译。至于后来伪造的所谓国外小说，就更没有读过了。

各种政治内幕小说我从来没有读过。正如《论语·卫灵公》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再后来的种种发财致富的秘笈也没有读过。或许因此到现在仍是靠工资收入生活的穷人。正应了所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附录(加粗为原有)

陈益南：八十年代国内的阅读浪潮

一个时期对书籍的浪潮性集体自觉阅读，往往标示了那个时期国民的内心企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阅读，是从打倒“四人帮”后的恢复性阅读，而向纵深与多元发展，并以浪潮般气势，强力推动的十年。

七十年代的最后几年，因“四人帮”的倒台，文革十年中曾被严厉批判、被禁止阅读的众多文艺图书，率先破冰而重新面世，并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如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三家巷》、《苦斗》等，都予以重新再版，大量发行。《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四大古典名著，也大规模地进入新华书店的柜台，面向大众。

而《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大众电影》等杂志，更是一时竟洛阳纸贵，每期发行上百万册都无法满足读者的购买，成为了特殊的紧俏商品。以至当时订阅一份这样的杂志，都需要在邮电发行部门有熟人，才能如愿成为订户。

如今的编辑，是很难想象当时那种无比美妙之风光了：不是一本书，而是很多种书，动则一种就可发行数十万;不是某一本杂志，而是几乎所有的杂志，轻轻松松就能卖出几十万、上百万册!而现在读者，大概也不大可能再体会到，为获得一本书、买到一种杂志，而思绪能够进入书比钱要“贵”很多的意境了!

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书与刊，的确是思想寻求解放的第一武器。

当然，当时那种如饥似渴般的阅读热浪，主要是因文革的严厉禁锢被解除后，所产生的一个巨大反弹。之中，多是一种恢复性阅读，而并非出版与阅读的常态。

因此，在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文化领域的新一轮发展，包括《人民文学》、《大众电影》在内的绝大部分文艺刊物，便很快从发行高峰上坠落下来，对其的阅读热潮，也基本退去，只留下极少数近于专业爱好的读者，在坚守着那份有过的阅读。

恢复性阅读的特点，其重心在于：或寻找曾促使过人们激情高扬的以往，或怀念曾让人有过的平静淡泊。这个时期的阅读心态，既很少从实质上批判历史深处的错误，更少有对未来生活的重新憧憬与思考。

不过，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前夕，对阅读的一个破冰性理念，出现了。

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杂志上，其刊发的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作者是时为中宣部新闻出版理论处处长的李洪林)，立即引发了知识界一次空前的思想大激荡、大震动。从而，对当时打破精神枷锁、促进思想解放，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此，使国人的阅读，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事实上成为了一种真正的自由。

即便此后，也曾发生过若干次极左思潮及其运动的干扰，但“读书无禁区”的理念，犹于一座鲜明的里程碑，终究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并且，在进入八十年代后，牵引了国内一波又一波的阅读大浪潮。

八十年代之初，随着七十年代末的伤痕、怀旧文字的消褪，人们的阅读开始转向了对整个社会现实的思考。这种转向型阅读，主要体现在批判社会现实的激奋阅读、与探索未来社会模式的深度阅读这二个方面。

以对《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这二个现实主义剧本的阅读，拉开了对特权问题重提批评的序幕，并立即在思想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与反批判，由此，使人们思考的方向，开始进入到现行政治制度是否合理的层面，而不再仅仅是伤痕式的控诉，或就事论事对个别问题的批判。

《在社会的档案里》是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作者王靖十分大胆而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了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比如首长可以不受约束地享受海滨疗养院和专职的医护人员，可以通过一个电话就能把儿子送往军医大学，可以随意在一个夜晚、把年轻的女护士唤来压倒在“床上”，任意凌辱。

上海作家沙叶新创作的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则因讽刺干部腐败、以权谋私等现象，引起广泛争议。该剧取材于当时上海发生的真实故事：一个小青年冒充将军的儿子，招摇撞骗，骗倒了许多人。诱人上钩的理由无非是“高干子弟”掌握特权，可以办到常人办不到的事情。题目暗含深意：假如骗子冒充的身份是真的，是否就不会东窗事发?

另一方面，以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与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为代表，精英文化则以浩浩荡荡之势，以全新启蒙式思考为武器，开始对社会发展的历史，与今后中国发展的方向及道路，进行了深层次全方位的回放与探索。这种新时期的精英文化，其特点是，不再象以往那样，仅仅以马克思主义著作为蓝本，而是广泛集合了以往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因此，对它们的阅读，便极大的拓展了读者的视野，爆炸式提升了读者的思维。

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发行后，即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读物，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反省与思考。该书出版时间跨度五年，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了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预计出版100种左右，到1988年共计出版74种。如果说，这三十多年来，中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艺术等各个方面，能逐渐有了客观、理智、欣赏与学习的态度，尤其对经济发展中“看不见的手”，与“如何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的途径，都能有了强烈的认知、思考与理解，相当程度上，确是得益于对《走向未来》这套书的阅读。

而《美的历程》一书，则从哲学高度统一了社会与自然。李泽厚以优美的文笔，考察了从远古图腾到明清绘画等数千年华夏民族的艺术发展，探讨了美与人的本体存在、美感与心理情感等问题，并提出美学与人类命运关连的前景，让读者能驰骋于艺术的美妙天地，直接感触到中华民族的心灵历史。该书自八十年代初出版以来，数次再版，引导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步入对美的追求行列，从而消融了那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蛮荒情结，成为了人文阅读多样化的一个典范。

在精英文化图书开始不懈地进入人们的阅读之同时，大众文化的阅读，在“读书无禁区”旗帜指引下，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前所未有的浪潮，从而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文化享受。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对文艺图书功能的定位，基本上是作为学习的一种工具，重在教育与宣传。而从未视其也可以是一种消费，可以是一种娱乐。所以，文革前出版的图书，就都只强调其教育意义，而从不重视出版那些也能让人愉悦、轻松、休闲的书刊;到文革中，文艺书刊更是一派萧杀，民间的大众文化全被斥为“封建”“没落”“腐朽”了。

因此，传奇武侠之类书刊，竟然成为了一阵阵阅读潮，无疑是大众读者对以前片面的图书出版观念及状态，所作的一次下意识强力反抗。

八十年代大众文化的尖兵代表，似应首推湖北沙市出版的《中华传奇》杂志。

这本由一个地方文联编辑出版的16开杂志，以其内容是当时很少见且很有趣的武侠、传奇故事为利器，迅速占尽了国内的街头书店书摊及邮局报刊零售点，征服了大江南北的千百万读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传奇”热。阅读《中华传奇》杂志，刹时竟成了一种热潮，顿使该杂志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了每期印数超百万册、却仍供不应求的畅销刊物。

《中华传奇》供不应求，而当时又没有电脑扫瞄出片手段，基本还是铅字排版印刷，操作复杂且周期较长，所以盗版一事尚未能够问世登台。

因此，填补《中华传奇》没能满足的市场，就是“跟风”。

于是，随《中华传奇》之后，各种“传奇”大军蜂涌而至。

一批眼快手也快的民营书商，在与一些杂志社、出版社的合作之下，迅速申报改变刊物内容方向与刊名，或以书号代刊号，很快推出了《中华传奇》模式的复制品，象《中外传奇》、《南天传奇》、《传奇》、《茶馆》等一类杂志便应运而生，并且，也同样获得了不下于《中华传奇》创造的业绩。一本这样的杂志，当时每期发行近百万册，都是件较为轻松、常态的事情。

有些原名不见经传的专业性小报(如广西侨报、湖南体育报)，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也很快搭上了这股热潮的便车，以报纸特有的低廉价格分享市场，并且同样赚到了当时就令业内人眼红不已的暴利。他们在不改报纸名称(但出版时，则将其报纸名称故意以小号字印在较偏的位置)的情况下，却专刊传奇武侠故事，每期一大篇，以传奇故事的标题作了实际的报纸名称(如“东方美人窟”、“阿波罗登月”“白发魔女传”等)，每期报纸便如一部中篇传奇小说，其发行量则能高达数百万份。

中国的阅读市场实在是太大了，当时中国人对大众文化的阅读，也实在是太渴求了。所以，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些趣味故事休闲谈资的内容，竟可以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横扫大众文化的阅读市场，并获得了令今天办杂志的人无不惊羡的名利双重效益。

上世纪八十年的大众阅读，其市场构成力量，主要是有一定文化消费能力的中、青年人群体。

而今天，成为大众阅读市场主力军的，则已是“先天”(家庭经济支持)具有很大购买力度的大、中学生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了。所以，郭敬明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一出手，就在市场上击败了传统写作，而刮起了一阵阵“另类青春”阅读的浪潮，并能牢牢获得了其强大的特有读者群体的追捧。

阅读的历史，既有重复，也在前进。

当年《中华传奇》的横空出世，不仅打开、奠定了国内大众文化的竞争型市场化格局，而且，借助不断高涨的大众文化阅读，消失了三十年的书报刊之民间销售渠道，也得以恢复与发展。这种来自底层的推动，有力的促进了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催生孕育出了新中国第一批民营图书出版发行业大军。以广州东园路、长沙黄泥街、武汉武胜路、成都盐道街等面向全国的四大书市，作为八十年代的代表，形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书业的最初格局。

此后不久，包括“皇城之域”的北京(金台西路)、“东方明珠”的上海(文庙)在内，各省各地民营书刊业市场也纷纷跟进，建起了本地的图书批销大本营，使民营书刊出版发行业，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年之际，已成建制的作为一个全国性行业，正式重新崛起于华夏大地。

无疑，这一切，既使国有出版社与新华书店系统的改革，面临了强大的近距离挑战;同时，也获得了一次大跳跃发展的机会。

最初二年，几百家出版社与新华书店中人，对阅读的市场化潮流已开始了这一事实，还是浑然不悟、或甚是鄙夷岐视。民营书商们便得以一揽了大众文化阅读的天下，名种传奇武侠内容的书报刊，基本都是在新华书店系统之外，经他们之手，发行销售到了国内一切可以有交通进出的地方。因此，所谓“第三渠道”(新华书店、邮政局之外的发行网络)、“第二渠道”(国营之外的民营发行业)的称呼，及其可观的发行实力，便日益为业内外人关注。

毕竟，出版社与新华书店有着种种强大的优势，而选择出版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则表明了它们对八十年代大众文化阅读服务的有力参入。

梁羽生、金庸武侠小说阅读浪潮的兴起，是大众文化有了宽松出版环境的标志。

武侠小说虽说文革前就已出版过，如《三侠武义》、《七侠武义》，但却始终处于类似被批判的阅读位置，因而“江湖义气”，在1949年后已成了一个贬义词。所以，这些书的出版量并不大，也从未形成为一种潮流。

然而，梁羽生、金庸以及后来台湾作家古龙的武侠小说，因其内容中那种场面广阔的清新格局，高于《七侠五义》之类的陈旧老套，加上其文笔具有的时代感，让今人读来甚是轻松惬意。所以，一经问世，即立马征服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阅读，还很快席卷大陆。其势之威，几近造成全民阅读的局面，甚至让众多名人权贵也兴致勃勃地捧读。上到邓小平、王蒙等政治家、文化人，下到工人、学生，几乎各阶层人士都喜爱上了这种“成人的童话”。

尤其，对于对《传奇》类故事而不屑的读者，似乎，终于也找到了符合他们身份的休闲阅读的对象。

因为出版社与新华书店是国营的，它们对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出版发行，有着的绝对的垄断地位，故而，使民营书商对此事只能望洋兴叹，无从染指。而出版与发行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所带来的巨额收益，又让天生与市场密切相联的民营书商们，无比羡慕。

于是，一种以“合作出版”名义、实为对国有出版垄断权力进行“寻租”、俗称之为“买书号”的方式，在实践中应运产生了。这种方式，既使民营书刊发行企业，也得以分享参入了梁羽生、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版发行，而更是拉开了对出版界进行改革的首次实质性攻坚序幕。

1984年，湖北省会计协会一位叫张元奎的干部，因他以非新华书店经销的方式，自己成功发行了该会计协会编写出版的专业刊物，并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由此，他便率先在全国第一个创办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民营书刊发行公司——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该公司当年就拥有了员工达800余人，气势搞得很大。因而，也使张元奎成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书刊行业的第一人，受到了各方关注。

为获得更好的经营环境，张元奎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他的创举及其困难。对此，胡耀邦很快作了批示，肯定与赞扬了他创办的事业。这样，张元奎的“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便获得了近似新华书店的发行权力，而且，他们又比新华书店有开创性。因此，在出版发行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一事上，“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便直接与出版社合作，不仅仅只是发行销售，而且参入了出版，与出版社一道分担出版环节的风险与利润。

张元奎的成功，鼓励了众多刚刚从个体地摊经营中站起来的民营书商，一大批私有的民营书刊发行公司，便应运而生，屹立于逐渐强盛起来的各地书市之中。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寻租(买书号)模式，也不仅仅局限于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慢慢开始进入到其他图书种类，以满足读者阅读兴趣的多元需求。

由于这种“寻租”(买书号)出版模式的迅速普及，一个自1949年以后从未有过的、五彩缤纷波浪起伏的阅读年代，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

紧随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来的大众阅读，是琼瑶、亦舒、岑凯伦等人的言情世界。从青春小说《窗外》开始，《我是一片云》、《玫瑰的故事》、《爱的彩衣》等等接踵而来。琼瑶、亦舒、岑凯伦等人的书，当时既吸去了巨多的少男少女口袋里的许多钞票，也催落了很多中年女性伤感的泪花。

琼瑶、亦舒、岑凯伦这些作家都是港台人士，写的故事其实也很老套，但为什么她们的作品能在大陆获得如此多的读者呢?

显然，是因大陆自1949年以来描写情爱的小说，基本上都受革命观念的制约，不能真正进入到人性层面，从而也无法真实并深度的表现人们对情爱的体验与向往。因此，琼瑶、岑凯伦、席娟等人的作品，便轻易就拨动了大陆中青年读者内心深处的人性之弦，由此产生出了与作品的大规模共呜。

在大众读者尚在刀光侠影、或卿卿我我的意境中游弋之际，八十年代后期，以美国作家谢尔顿的《假如明天来临》出版畅销开始为信号，一股现代欧美通俗小说热，又莫名其妙地异军突起，形成了一种新的阅读潮。一部近40万字的厚厚的二战间谍小说《堕落》，居然短短二个月时间，一次就热销了40万册!如此多的人买，如此多的人读。

而且，这次阅读浪潮中，只流行现代欧美通俗小说。有的书商将此误读为“外国”小说热，便出了几本日本小说，结果竟无人问津，以亏损告终。即便象森村诚一、松本清张那样著名的社会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与《砂器》等作品，对它们的阅读，也始终未能形成很大的热潮。

这种情况，的确有些诡秘。

照说，日本的文化，远比欧美文化，接近于中国。而且，日本的电视剧，如《血凝》、《排球女将》、《聪明的一休》等，当时早已成为中国观众的热选。

为什么在这次阅读流潮中，却惨败于欧美的小说上呢?

现代欧美通俗小说居然也能突出奇兵，短暂一领阅读之风骚，除因得到民营发行“第二渠道”当时3万多处图书摊(店)点的鼎力销售之外，显然，是对现代西方的好奇这种潜意识，在支持此次大众的阅读。

否则，为何那些经典的西方文学名著，都未能在这次阅读热中显出特别的光彩?为何同样是来自资本主义文化的日本小说，却反而受到冷遇?

欧美通俗小说阅读潮中公开出现的一股支流，便是性及性爱类作品，包括充斥了大量性描写内容的低俗小说。《情场睹徒》(英)、《玟瑰梦》(美)等十多种涉“性”小说，包括世界名著《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也堂而皇之借欧美小说热，突然大量正式出版发行，每种发行量都有数十万册，并且极为热销。但是，这些书问世不久，即很快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指责为淫秽“黄书”而严厉查禁，并由此，而开创了中国图书市场中已长达二十多年的例行“扫黄”运动。

涉“性”小说阅读的突起，既是人们对“读书无禁区”的另类解读，实际也不过就是因国内对“性”问题，长期是采取严禁涉及的、单一的“堵截”观念及政策，由此引发人们以阅读形式，对此进行的一次反弹与宣泄而已。实践表明，二十多年的强大“扫黄”运动，虽然保证了图书市场，没有再重现过八十年代后期那种“黄流滚滚”的放肆局面，然而，比“黄书”更令人不安百倍的是，如今却到处有活生生的“繁荣娼盛”现实!

可见，现实中的“黄”，并非阅读所致。

在欧美通俗小说热期间，四川作家田某等人，也敏锐的搭上了这班“便车”。他们搞了一个写作工作机构，以港台录像片为蓝本，以世界地图做工具，改写成所谓“欧美系列外国小说”，以“香港·雪米莉”的笔名，出版发行了若干部畅销书，一时风行，几成洛阳纸贵，广受民营书商们与读者的欢迎。现在说的所谓“伪书”，田某与“雪米莉”系列，恐怕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造假的始作俑者了。

欧美小说冷却后，政坛高层的纪实热与时政热，便接了上来，而且很快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浪潮，不让图书市场掀起的阅读，有半点儿空隙。

政坛高层的纪实热与时政热图书的热浪，其来势既迅又猛。

一本后来遭禁了的《毛泽东走麦城》，16开刊型图书，内容一般，书名雷人，发行量却超过百万册。而作家权延赤的“领袖走下神坛”系列图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红墙内外》等)，更是大领了这阵出版热之风骚，开机印数动则数十万，书商们蜂踊前往拼命抢订，刹那间便热销全国。

那部后来也遭查禁的的《雪白血红》，就在此时脱颖而出。因其较为客观、生动的描绘了作为杰出军事统帅的林彪——而这是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内出版物第一次较真实再现的“林总”形象，加之同时披露了令人惊骇的某些战争内幕细节(如围困长春饿死无数百姓)，故迅即走红，成为“名著”，受到各界读者的热烈追捧。

涉及当代时政的书刊，更是成为这次阅读浪潮的亮点。以“后新闻”为方针的时政类杂志《海南纪实》，因其第一次在内地将杂志新闻化、图片化，加之刊物的内容又有重大新闻人物及时政事件的深度报道，于是，也立马受到读者的喜爱。创刊号首批就卖出60万册，后还再次追加印刷，才满足各地读者的要求。而1989年5月出版的《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最后十年》一书，更是创造了不到一个月而发行高达百万册的纪录。一本纪念性图书，居然刹时能拥有如此巨量的读者，的确表明了阅读与现实，产生了最近距离的接触。

《乌托邦祭》与《庐山会议实录》这二本在八十年代末出版的纪实性著作，不仅仅是将1959年彭德怀冤案的详情过程，首次予以公开的披露，并作了较客观的回放。更重要的是，它们第一次细致、丰富的展示了中国最高层领袖们政治运作的生动场景，让曾经对很多东西顶礼膜拜的人们，不论是精英阶层、还是草根小民，在阅读后的惊骇之余，都不可避免地对历史与现实，生出空前的震撼性反思。

八十年代后期阅读浪潮的热点，是以纪实类书刊为主。而且，原属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二个不同阅读层面的读者们，却在这次浪潮中，有了共同的阅读对象。一部《雪白血红》，或一本《海南纪实》，满怀热忱阅读它们的，不仅有揣着《走向未来》的忧国忧民之士，也同时有既喜读《传奇》、却每天要忙忙碌碌为生计操劳的青年人。

政坛与时政纪实热阅读的形成，显然，与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内时局欣欣向荣的氛围有关。

当时，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加大，上上下下都渴望开创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国家强盛的新时代;而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经济改革率先进行后，也开始在跃跃欲试。由于“读书无禁区”理念已普及，并且，出版界管理层对各出版单位包括私下进行的“买书号”、“重大选题边报边做”之类的种种改革尝试，也采取了“看一看”的积极态度。而来自中央高层“允许试点私人办出版社的设想”传闻，更是极大的鼓舞了读书人与文化商人，关注时政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第一。

人们的阅读需求与出版的宽松环境，虽未相约，却在此时趋于了同步。因而，一种对政坛与时政纪实热图书的空前阅读浪潮，得以顿然而生。

遗憾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合作出版”的寻租(买书号)模式，所掀起的对出版事业进行改革的攻坚，已进行了二十多年，至今，却并无什么实质性进展。出版，仍然是国家出版社的垄断性特权。民营出版发行事业所需要的经营条件与环境，本质上仍然只能停留在寻租(买书号)阶段。

八十年代最后的日子，及九十年代初，政坛与时政纪实的阅读热潮，嘎然中断，或不再是一种浪潮，而又退回到少数人的阅读范围。代之而兴起的新浪潮，则变成了财经图书热，如《招财奇术》、《犹太人赚钱绝招》、《白手打天下》等图书，迅速面世，涌向并充斥了市场。如何赚大钱的阅读，很快成了人们关注的新中心。

这次阅读浪潮的转换，不仅仅是政坛与时政纪实热的终结，也标志着一个从观念上重视个人赚钱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