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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到漩涡—学界小说丛谈之《知识者生存》八十年代之后

已有 3718 次阅读 2020-1-13 22:50 |个人分类:休闲阅读|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学界小说, 随感, 札记

《知识者生存》是汤吉夫有关学界小说的结集，包括一部长篇、7篇中篇和14篇短篇。其中的长篇《大学记事》以后另外谈。写于八十年代的11篇中短篇已经说过，《从希望到惶恐》。这次说另外9篇。6篇写于九十年代，3篇写于本世纪初。基本上还是反映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活，当年在经济大潮中人文学科教师的艰难处境。故事主要发生在天津市的东大。作者在每篇小说后注明了写作日期，但并没有给出初次发表的信息。我知道的就添上了，不知道就没有办法了。

中篇小说《新闻年年有》发表于《中国作家》1991年第5期。这是典型的学界故事，反映出学界的利益冲突以及一些学者的微妙心态。曾任高教局副局长的单身女性梁怡秋要调入东大历史系任教授。近代史教研室周伯驹主任(五十多岁刚晋升副教授)担心影响自己日后晋升教授(梁是教授而且传闻曾经因为他述而不作没有科研成果否决他的申报)，希望现代室教研室主任高云升接受梁。高云升曾是梁怡秋的追求者，但因梁拒绝了他并说他没有什么学问只是学术活动者。他后来娶了市轻音乐团的歌手蓝丽为妻(那八十年代真是教授的黄金时代，中年副教授能娶青年歌手，并受到同事非议丢了系主任职位)，蓝丽反对梁作高的同事。周高两人决定都不接受梁，但看系主任借此鼓动他们对校长的不满，高云升同意了梁怡秋在现代史教研室工作。在这条主线之外，还有干部发岗位津贴，教师不发。周的儿子研究历史投稿被拒，后来以其父亲的名字投稿，在《史学季刊》发表；因此他决定不听他父亲的话，从事学术工作，而且经商挣钱小有斩获；周伯驹莫名其妙有了论文，还以为是他大学时的同学情人现在的编辑旧情未泯，为帮助他晋级所写，安然用于申报副教授的代表作，受到同行好评。耐人寻味的是，当选了该市十大杰出人物梁怡秋教授有种种传闻。说她抢了自己导师的教授气死了导师(其实是导师让贤主动放弃，后来传说她与年过六旬独居的导师睡觉，老先生本来有心脏病就气死了)。还说她与六十多岁的市委常书记有不正当关系，常书记因此被免职(其实免职后升任省委副书记)。还说与七十多岁的美籍台湾教授睡觉被派出所抓了，那个台湾人捧她有了国际学界知名度。不仅有“新闻”故事，人物形象也很鲜明。高伯驹迂腐木讷，高云升人情练达，积极引进人才的校长雄才大略，而由办公室主任晋升的系主任狡诈阴险。

写于1991年的中篇《酷热在夏天》，讲学校机关的办公室故事。超龄的苏校长传闻要离休，他看好想提拔的党办机要员小孙跟省委写信代表部分群众要求校长留任。小孙的妻子在校报工作的小范看毛片后跟团委副书记小胡上床被小孙撞到。同时小孙在老苏坚持下晋升了科级。他决定原谅妻子。小胡则因为看内部录像被派出所抓了，但没有供出小范，自己被撤职。老苏要再当一年校长再离休，提拔了刚但科长不久的小孙替代小胡但校团委副书记。离开党办时，昔日与他明争暗斗的同事也有些依依不舍。这个其实不是学界故事，虽然发生在大学中。

中篇小说《上海阿江》发表于《天津文学》1993年11期。诗人阿江是东大中文系的一位53岁的老讲师。58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华北，恋人阿黄给他初夜后分手嫁人。平反改正后他跑回上海，要求阿黄与丈夫离婚，几年后被阿黄的两个双胞胎儿子一顿痛打，彻底断了关系。学校规定，单身不能分房。他在单身宿舍中熬到53岁，实在挺不住，打算结婚。他要求年轻貌美，总算找到位36岁的黄小曼。黄小曼诗歌修养几乎是零，但要求他晋升副教授才嫁，因为她曾被西大化学系副教授嫌弃没有文化。阿江找人事副校长，但副校长没有时间见他。他找到系主任江老。江老先说定职称时间遥遥无期。“理论上说一年一定，实际上从来没定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有可能。…….这事情，系里说了不算，东大也说了不算，市里不说话，哪儿也是干瞪眼。(p.341)”又说没有名额，除非能说服到年限的一位退休。就算有一个名额，还有六个讲师要晋级。人家都有专著，阿江只有四部诗集，但“诗是不作数的。……评职称要看论著！(p.342)”江老这类人，“他既能将你推向绝路，却同时又绝不让你感到绝望。他可以拒绝你所有的要求，同时又让你感到，他老先生时刻都准备为你帮忙。(p.343)”最后告诉他，如果在定职称前出版一部专著，还有优势。阿江拿出讲稿找出版社，才想起过去都是出版社找他出诗集，但最近几年已经不找了。到出版社辗转找到理论室，凭着诗人的桂冠，一万六千的出版费，编辑放弃编务费，减少四千，社长破例减三千，还要他九千。四处借款，也筹不到钱。“若干年前，他的诗作输给了政治，现在，他的诗论又败给了经济。(p.348)”阿江与黄小曼在舞场遇到当年一起写诗，后来改行做生意发财的华子。华子答应资助九千，但问他，“你在文化馆讲课，你借题发挥，大骂个体户不创造任何财富，是专掏老百姓口袋的吸血鬼，是臭虫，是虱子。你明骂个体户，暗里指的就是我。现在你要出书，却来向我要钱，那么你说明白了，咱俩相比，到底你是臭虫虱子，还是我是臭虫虱子？(p.353)”虽然我不是商人，我真觉得这段话说得义正词严，说话者到底曾是诗人。阿江承认自己的臭虫是虱子(这对当过右派的人应该也不算太难)，拿到了钱，送到出版社。眼看专著有望副教授有望，但黄小曼与他分手，与华子交往。这个短篇，既写了诗人阿江的难堪，也没有回避他性格的缺陷。不谙世事，以貌取人，心胸狭隘等。在没有收入小说集中的中篇《葛懿教授》中，有人说阿江投河自尽了。

写于1995年的短篇小说《地铁里的故事》写四位教授在乘地铁时面对的流氓的反应，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学术会议组织者没有派车送参加会议的四位教授，他们只能乘了公交，再换地铁。这些人争论不休，彼此鄙视。号称人道主义有平民意识的张教授，支持市场经济被认为政治投机的李教授，艺术至上主义者赵教授，大谈人文精神失落的王教授。遇到流氓猥亵有着妙龄女郎背影的老丑女人，都不做声。女子下车后，教授们议论起来，“真是太不像话。警察都干什么去了。道德滑坡。社会失范。冷漠自私。说到底就是文化问题。(p.360)”面对流氓的谁不像话的逼问，他们又慌作一团。小说结束时，教授们总算有了共识，“咱们使劲，争取都能坐上小汽车。(p. 361)”这其实也是教授们的聪明之处。对生存状态不满意时，改变自己的境况或心态，都比改变社会容易。

写于1995年的短篇小说《教授张王李赵》是四位教授的速写，有些幽默感。退休的张教授在学校新分的房子里与人事处刘处长住对门。他认真打扫公共部分。开始刘处长还过意不去，至少在周日一起打扫。后来就刘处长就懈怠，他的家人也不尊重张教授的劳动，张教授也不扫了。面对家人对张教授的不满，处长总结说，“世界上没有比真正认识一个人更难更难的了。(p.364)”一向身体很好的王筠副教授倒在讲台上，不治身亡。她本来在乡下农场育种，已经为学校挣了技术转让费50万，但学校一直没有决定到底给她多少奖金。她每周两次回学校上课，因为评教授前两次申报都是教学工作量不够。学校想把她塑造成无私奉献的优秀知识分子典型，苦于没有什么言论。有人想到，她在进急救室前对女儿说了几句话。赶紧找来女儿询问。原来只是让孩子赶紧去排队买盐，听说下月盐要涨价了。这个真有些狗血。中医学院针灸系30岁的助教李轲破格晋升了教授，因为在德国发表了论文，并被德文报纸报道。在此之前，他想报副教授都没有资格。他利用中国与匈牙利互免签证，去了布达佩斯，又去了慕尼黑(这个技术上似乎有些问题，匈牙利在九十年代初与大陆互免签证，但到2007年才加入申根协议。因此从匈牙利去德国需要签证)。在那里无证行医，有了名声。这似乎愈发不可信了。不管怎样，出口转内销，成功晋升教授，那是当时俗套的学术传奇。与记者谈台湾和大陆差别时，李轲借题发挥，“我看差别不大。一样的崇洋媚外，一样的论资排辈，一样的充满嫉妒，谁让我们都是中国人呢！(p.368)”。赵教授赵家苑其实只是讲师，正在申报副教授。他任职年限够，著作也很多。但反对者认为，“人家写了书，他就往上贴，贴上去署个名，他就成作者之一了。(p.369)”赵在活动关键一票的评委时，盛赞评委的创作，甚至把评委随口一说并不存在的小说，他都说读过两遍，准备写评论文章。

短篇小说《龚公之死》是个悲情故事，转载于《小说月报》1996年12期。56岁的龚公罹患癌症病逝。“我”回忆认识5年的一些往事。在教师代表座谈会上当面批判尚校长。面对飞扬跋扈的城管束手无策。在公交车上教训不让座的孩子被顶撞。带病坚持上课不肯住院，治疗舍不得花钱虽然当时还可以公费报销。要求儿孙继续从事古文专业都遭到拒绝。死后众多人前来吊唁，表示对其人品的肯定。“他不见得事事做得都好，可他是个好人。(p.386)”好人，未必都是好教师。他的行为有些并不符合现代职业要求。“教一辈子书，研究一辈子古文也只是光‘治’，而不写任何文章。……后来还是他的担任副市长的学生发了话，算是破例饶了他一个副教授头衔。(p.378)”这个“饶”字春秋大义。备课讲课很认真，但“上课好跑题，抨击报纸杂志，批评小说电视是常有的事。(p. 379)”表面上看，龚公似乎是充满正义感和使命感的正面形象，但同时也有昧于道德、囿于传统、拙于谋生、疏于自省的旧文人弱点。其名字尤其让人困惑，“公公”是太监，没有后代传人。“以后还会有这样的好人吗？他没准是最后一个了。(p.386)”借龚公之口，也说了当时高校的乱象。“你看看行政处室初级以上的干部，有几个不是教师副教授的？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未必能挤得上去，到了不用念书不用做学问的人那里，职称就跟探囊取物一样的容易(p.378)”。

写于2001年的短篇小说《到彼得堡去》，颇有些无厘头，而且总体上游离于其他短篇主题之外。朋友的父亲于光彩是个无足称道的小人物，六十年代以来，先是在机关看澡堂后来在传达室当收发。肝癌弥留之际，突然说在列宁格勒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有别墅，是潜艇学院奖励，还喊着“达吉雅娜”。朋友努力寻访，发现父亲当年被送到苏联学习潜艇制造，出国前在上海补习俄语时，有苏联美女教官达吉雅娜。他还是那批留学生中最有诗人气质的。不过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40年后，他说着“孩子，别难过，我就要到彼得堡去了。(p.389, 391)”含笑离世。至于是否真有别墅，与达吉雅娜发生了什么，小说没有交待，完全是个断头悬案。

写于2002年的短篇《宝贝儿》有些狭邪小说的意味，只是其中的嫖客是博士毕业后工作四年的讲师宝贝儿。他的正式姓名小说中没有说，这样称呼他因为他对女性特别感兴趣。小说开始时，他到亚主任家去请假，不顾主任劝说马上要开始职称晋升，坚持要去旅游。原来教工食堂有位漂亮的临时工服务员冬，他要与她一起去海边。在途中他就迫不及待地下车野战，到海边住在有两个客房家庭旅馆。滚床单动静太响，致使另一间房不能出租，只好由他们包下。这个住了十多天，宝贝儿没有钱了，冬出资又住了四天。冬是到南方打工的东北小姐，什么活都干过。想嫁给宝贝儿过安静日子，但宝贝无意结婚。冬大怒让他出嫖资，他写了两万的欠条。警察上门，把他们作为嫖客妓女抓了，通知他单位。主任派自己的儿子也是体育系的教师代表学校把宝贝儿接回，以尽量不扩散。主任抱怨他没有留守学校晋级，职称名额多得需要校长的司机帮忙用掉个副教授名额。还希望他去北京找自己的导师为报博士点疏通关系，但被宝贝儿拒绝。在等候处理决定过程中，冬从劳教中放出来找宝贝儿，他给她答应的两万元连同利息。冬再次提出结婚，被宝贝儿拒绝。冬让他免费做爱。最后学校因为宝贝儿嫖娼而把他除名。听过决定离开行政楼，看到公布的亚主任负责申报的现代文学博士点获得批准。宝贝儿在整篇小说中都是漫不经心，很有些《局外人》的意思。小说也说了其中的原因，晋升的教授副教授不学无术，晋级论文都是宝贝儿帮忙写的，包括亚主任和宣读解职决定的人事处长。他因此攒下的给冬的两万多元。“他为此对神圣的教授和副教授们统统失掉了兴趣。(p.400)”

《漩涡》有些黑幕小说的意思，发表于《芒种》2002年5期，转载于《小说月报》2002年7期。快要到六十岁的靳先生已经当了15年教授。教授很多，系里当年两位，现在三十多位。毕业不用不用当助教，直接上讲台。更何况，“大学越来越不可思议了。教务处和科研处联合下文件，说是为了鼓励竞争，教授一档，必须每年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两篇，两年完不成任务的，就不能再当教授(p. 407)”插一句，这种文应该是人事处和科研处一起下呀。受命到县里研究生班讲课，居然有一百几十号人。好吃好招待，县里招待所还有领导买单的小姐按摩。但很多人不听课，考试舞弊。他没等人送自己就跑了。路过省城，找当副省长的大学黄同学告了一状。黄副省长热情接待。休息的房间一天四百美元，秘书陪吃顿午饭，两人一千多元。副省长对他直言“对于文学，你是专家，对于生活，你就差得不是一星半点了。(p.413)”副省长过问下，研究生班上的县长书记教委主任调离，班上只剩十多个学生。断了财路，系里同事都暗恨靳先生。副省长又托他关照考研的女儿黄小屯。副省长第一位夫人是他们同学，离婚去了美国。黄小屯是第二位夫人的，离婚去了新西兰。现在的夫人是电视台播音员。黄小屯考了第27名，总分和外语都没有过线，计划内外各招6名。系主任让27位考试面试，把黄小屯录取为计划内。面对纯粹陪考的3位新疆考生，靳先生很难过。“或者与生活同步，或者退出生活(p.417)”。他决定准时退休。系主任很惶恐，担心黄副省长埋怨。县城的研究生班虽然黄了，但在副省长帮助下，省城招了两百多人的研究生班，“一块很大很大的肥肉(p.418)”。靳先生其实是低配版的龚公。高配版活不下去，低配版只好退休。

这些中短篇小说，再现了大学尤其是其人文学科在经济大潮冲击下的艰难处境。开始只是经济大潮的冲击，后来有种种耦合效应，形成漩涡。人文学科有其特殊性，无法与国际接轨，就不能享受成熟学术治理系统的制度红利。因此很难彻底完成职业化转型。小说写的那个时期我已经是教师，虽然只是最底层的青椒，但对时代氛围也感同身受。读这段历史中的小说，不仅多有共鸣，而且还有些“忍过事堪喜”的庆幸，甚至有些“回首向来萧瑟处”的豪迈。真要是历史逆行，重回30年前，希望也能有些“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脱。

作者汤吉夫1937年出生于山东黄县。195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即现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河北省香河中学任教17年。1975年，调入廊坊师范专科学校(现廊坊师范学院)工作。1984年任校长。1988年调至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2007年退休。2017年逝世。写了学界小说多篇。除了中短篇小说外，还有长篇《朝云暮雨》和《大学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