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的《围城》初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是第一部以大学教师为主人公的汉语长篇小说。据说出版之后就颇有影响，所谓“交谈不说《围城》记，纵读诗书也枉然”。这是套用得舆许多《京都竹枝词》中的一首，“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一曲红楼多少梦，情天情海幻情身。”当然并非都是赞誉之声，尤其受到左派文人抨击。49年前有再版和三版，然后大陆长期没有出版，直到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简体横排本，钱锺书还专门写了《重印前记》。当时似乎也引起强烈反响。此前的1979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作者授权的英译本，译者为Jeanne Kelly和茅国权。该书在台湾也长期受禁，推测是前言中涉笔成趣地讽刺了“还政于民”，正文中对所谓“新生活运动”也颇不恭。直到1989年，台湾才有书林出版有限公司的版本。听说该书还有俄、法、日、德、西、韩语译本。2003年，大陆发行的该书的英译本。

在创作该小说前，钱锺书有多所学校的任教经历，虽然持续时间都不长。1933年清华外文系毕业后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外文系任讲师两年。1935年起在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习两年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在巴黎大学研究1年。1938年回国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39年到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其父在那里任国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任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上海，日军占领全部上海，开始在震旦女子文理学校授课，1942年起任教授，至1945年抗战胜利。在这个教职上写了小说《围城》。1946年起任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至1949年。在这个教职任上出版了小说。作者不仅有国内外大学的求学经历，而且有在国内不同层次大学任教的经历。

我读书总是赶不上热闹，读《围城》也比较晚。想想真很惭愧，大陆在80年已经再版了《围城》，我还在读《大学时代》和《大学春秋》。手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围城》是1991年的第5次重印本。这个之前，我还不小心买到过一个盗版的版本，送人了。大陆发行的英译本倒是有两种，外语教学出版社2003年版的2004年第2次印刷英文本Fortress Besieged，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版的2004年第3次印刷英汉对照本，杨绛先生写有《汉英对照本前言》。

从故事发生地点大致划分，小说共有五部分。第一部分几乎是个短短的引子，1章24页。海路返乡，交待方鸿渐的背景，以及与鲍小姐、苏小姐旅途中的交往。第二部分主要是在上海，穿插一次返乡，3章112页。方鸿渐追求唐小姐未成，又拒绝了苏小姐，决定与赵辛楣三闾大学去任教。第三部分是个过渡，1章58页。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顾尔谦四位先生和一位小姐孙柔嘉从上海去三闾大学。先乘船到宁波，从宁波乘船和洋车到溪口，再乘汽车到金华，从金华乘火车到鹰潭，再乘汽车相继到南城、宁都、兴国、吉安，然后在界化龙离开赣境入湘，到邵阳，最后乘轿子到学校。说句题外话，这条路基本上与钱锺书当年一行五人到湘西宝庆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行程相同，他们用了34天。第四部分发生在三闾大学，2章85页。方鸿渐在三闾大学任教，职位又原来许诺的教授变成了副教授。没有合适的课程，颇不如意。赵辛楣因为爱上同事的妻子，事败仓皇离开。方鸿渐阴差阳错形成了与孙柔嘉的恋爱关系。最后部分，2章80页。方鸿渐没被续聘，和孙柔嘉离开学校。途中遇赵辛楣。两人结婚后，回到上海，方鸿渐先在报馆做事后失业。最后以方鸿渐与孙柔嘉激烈冲突结尾。

题目叫《围城》，虽然故事发生在1937年到1939年的抗战期间，其实并没有攻城和守城。这是对一种人生荒谬状态的形象说法。开始是说婚姻，像“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p. 96)”后来又引申为人生万事。

小说的语言非常有特色，幽默的概括，诙谐的夸张，奇妙的比喻。后来有些小说作者试图模仿，可惜往往画虎不成。看似轻松，其实更需要功力。

《围城》中正面描写大学生活，也就有前述第四部分的第六和七两章。其他部分对大学也偶有议论。这些已经涉及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大学的见解入木三分，堪称刻画前现代非职业化大学的经典了。

现在大学招人，都要博士，而且还要有留学经历。学位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p. 10)”而留洋，书中更有妙论，“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那种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p. 81)”当然，教师要持博士证上岗，也有其道理。读学位和教书，按书中所写，有类似之处。“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p. 269)”

对教学有些有趣的议论。教学是师生互动。书中这样议论学生，“学生一方面盲目得可怜，一方面眼光准确得可怕。他们的赞美，未必尽然，有时竟上人家的当；但是他们的毁骂，那简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p. 267)”以至于“古代中国人瞧不起蛮夷，近代西洋人瞧不起东方人，上司瞧不起下属－不，下属瞧不起上司，全没有学生要瞧不起先生时那样利害。他们的美德是公道，不是慈悲。他们不肯原谅，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不需要人原谅，不知道也需要人原谅(p. 267)”。教学内容要在难与不难之间，太难了没有学生选，太容易了，学生看不起课程，也就瞧不起老师。“因为这门功课容易，他们选它；也因为这门功课容易，他们瞧不起它，仿佛男人瞧不起容易到手的女人。(p. 215)”如果一门课在学生看来全是废话，讲课的老师无疑是废物了。考试打分要宽严并济，“对坏卷子分数批得宽，对好卷子分数批得紧，因为不及格的人多了，引起学生的恶感，而好分数的人太多了，也会减低先生的威望。总而言之，批分数该雪中送炭，万万不能悭吝…切不可锦上添花，让学生把分数看得太贱，功课看得太容易 (p. 232)”。我最认同的是对上课点名的说法，“从大学者的放任忽变而为小学教师的琐碎(p. 216)”

书中关于教师晋级的说法也很有意思。“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这一字之差，不可以道里计。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争气；等副教授出头’(p. 269)”。说法有趣，但可能有些过时。至于具体操作，“有个办法：粗话所谓'跳槽'。你在本校升不到教授，换个学校就做到教授。假如本校不允许你走，而旁的学校以教授相聘，那么本校只好升你做教授。旁的学校给你的正式聘书和非正式的聘书，你愈不接受，愈要放风声给本校当局知道，这么一来，你的待遇就会提高。(p. 269)”原则固然不错，但使用需要谨慎。至少在当代大陆，教职是粥多僧少。教授之后，如何更进一步？“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初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所以讲义在讲堂上试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p. 270)”当年教师都不太搞科研，确实也只有这条必由之路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顺便一提，说到研究，钱锺书这样概括他所谓“学术的轮回”，“先把图书馆的参考书放入自己写的书里，然后把自己写的书列入图书馆的参考书里(《人生边上的边上·杂言》)”。

《围城》是部经典，但也难免时代局限。本质上，该书描写的是中国大学的过去，我称之为前现代、非职业化的大学。但其中对人情世故的体认，或许超越了时代，反映着不变的人性，虽然在不同环境下人性有不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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