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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林院11号故居----潘光旦先生百一十龄诞辰摭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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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在清华园中，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位先生：和蔼而圆圆的脸儿，福相的双颊；鼻子上架着近视眼镜；蓄头发但不甚长，而任其自然；身材不很高，但也不甚矮；看起来是将近四十岁的，但是没有胡子；走起路来，要两根拐子帮忙着，可是并不比常人来得慢。”这是上世纪30年代清华学子眼中可爱的中年潘光旦先生，如今已至先生110龄诞辰。
潘光旦先生离我们的时代、生活并不能算远，日常闲来谈议个性鲜明与才情独具的中国近现代人物，潘先生时常能唤起谈论者的情感共识。但是，话语圈稍加拓展，对于潘光旦之名，不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文社科学者，甚至民族工作者。因此，有必要通过故居这样有形且易于接近的形式，简介先贤，以期进而钩沉史趣深处应当为更多人所知的智者及其对社会与人的关怀。对于我们自身所知的有限性，则希望读到更多人文“科普”的文章。
潘光旦与清华有着不解之缘，从学生到教师和校务管理者，亲历清华先后近30载。1922年7月，一篇名为《冯小青》的清华学生习作，博得了在清华学校开设“中国五千年历史鸟瞰”讲席的梁启超教授的赞许，他在批语中写道：“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的观察，持此泛以治百学，蔑不济亦。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这位深得思想大师赏识的弱冠少年，就是此后成长为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通识教育家的潘光旦。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人。1913至1922年，他考入清华学校就读，次年赴美留学，在新罕布什尔州达茂大学攻读生物学，获学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动物学、古生物学和遗传学，获硕士学位，并对优生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为积极探索中华民族强生优生之道，他放弃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毅然选择回国，先后在上海政治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大厦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执教，通过研究实践，开启了中国现代优生学与家庭问题研究。1934年8月，潘光旦受聘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次年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住进建成不久的新林院11号，开始他在清华大学工作的19年。
“葫芦连理之斋”
潘光旦作为博雅之士，书是他的生命源泉，爱书是他融入生命的嗜好，书房自然成为他居所的中心。他的书房的确极具特色。1936年，新林院11号房前绿地的藤萝架上，千载难逢地结出一对并蒂葫芦，均匀对称，形象可爱。时为邻居的清华大学植物学教授张景钺说，“结出这样葫芦的几率大约是亿兆次中都不见得一遇”，这更令潘光旦新奇而惊喜。于是，他为书房赋名“葫芦连理之斋”，还特地请舅父沈恩孚先生题写匾额悬挂于书房。这样的书房情趣幸而走进梁实秋细腻而富诗意的文学笔下：
“潘光旦在清华南院的书房另有一种情趣。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他喜欢用书槴，那就是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立在书架上。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签，签上写着书名。这种书签实在很别致，不知杜工部《将赴草堂途中有作》所谓‘书签药里封尘网’的书签是否即系此物。”
据潘乃穆女士（潘光旦次女）回忆：“连系两块木板的丝带是祖母亲手所织。抗日战争爆发前，她从上海来新林院11号小住，手握一个木制小梭，用彩色的纱线织出宽窄不同、花纹各异的带子。这种书带还送给亲朋使用。”为此，潘光旦赋诗“忍看慈母手中线，翻作残编夹上锦”。
潜心优生学与社会学研究
30年代，潘光旦在清华除讲授“家庭问题”、“优生学”、“西洋社会思想史”外，逐步开出“人才论”、“家庭演化”、“儒家之社会思想”等课程。教学中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引导学生自由讨论，发表独立的见解，真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学生们遇到疑难问题，十分乐于前往潘先生家中请教，书房又成为他接待来访学生的空间。他对来访者讲治学和读书方法。一位学生仍记得，“在他的书室里，你可以看到满屋尽是堆着书籍杂志，其中大部分当然是家谱。倘若你心血来潮，要看看你过去宗祖的名气，他会很和悦地原原本本搬出来指点给你看。讨论完了，你要离去了，他又很和悦地送你到门口。”
潘光旦十分重视优生学的教学和研究，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条出路。他认为个人品质和能力的形成，取决于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两个方面，前者更为根本。从人类社会的前景考虑，不能只讲求个人进步，也不能只讲求社会进步，还必须讲求种族进步。为此，他积极向社会普及优生学知识，北平妇女协会、女青年会、师范大学妇女问题研究会多次邀请他去演讲。面对世人投向优生学的不理解，他坚信：“骂，尽管她们骂；说，我还是得说的。只要我说得有道理，终归她们总会信服的。”
三四十年代，他出版《近代苏州的人才》、《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家谱学》、《人文史观》，多年研究优生学的心得集成《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专著，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译释霭士理著《性的教育》、《性的道德》、《性心理学》等系列科学巨著，为中国优生学、谱牒学、社会学研究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重整书房与书的情结
全面抗战爆发后，潘光旦随校南迁。西南联大期间，他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西南联大进步教授之一。1946年秋，清华大学复员北平，潘光旦一家重新回到离别九载的新林院11号。面对残遭日军涂炭的家园，他重整书房，重整优生学与社会学研究。据潘乃穆女士回忆，“书房当中放了一张两面都有抽屉的大书桌。四壁高矮不同的书架是他自己设计尺寸，请人制作的。‘葫芦连理之斋’的匾再次悬挂在墙上。战前存放城内的三十箱图书、稿件等均已遗失，无踪可寻。其中有一部分藏书后来居然陆续从旧书摊上买回。从父亲所存的一些稿本上写出的标题看，这间书斋还有过‘存人书屋’的称号，……这个名称大概和他注重对人的研究有关。”
书房中还有潘先生钟爱的小摆设。“他有时顺便逛文物商店或地摊，选一两件价钱不贵的小玩意、小古董回来，磁的、玉的、木的、石的都有。有的陈设在书桌上、书架上，有的则收藏起来，空闲时拿出来叫我们一起欣赏把玩。其重点当然还是文房四宝，因为他爱好书法。例如多式砚台，大小厚薄不一，形状方圆各异，质地纹饰都有特色，最大的一块石砚有一个圆坐垫般大。毛笔则从大的斗字笔到细的小狼毫，一应俱全。若有人向他索字，写的时候家里人都得帮着磨墨、抻纸。他更喜欢自然得来的石头和竹木自制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三件：一是从路南天生桥下拣回来的一块吸水石，放在大理带回的大理石盘中，成为一个盆景，里面养过小鱼、小鳖。二是自制老竹根烟斗，由于竹根质地坚硬，最困难的一道工序是挖出烟道，打通两头；最后在斗腹上还刻有铭文：‘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三是从新南院路边搬回来一个新刨出来的大柏树根，把它倒过来做成一张圈椅。上面保留许多盘绕弯曲的树根，伸出的一枝上吊一盏电灯，一枝上悬挂一排大小不一的毛笔。下面放上家中自制坐垫。他自得其乐地坐在这张椅子上看书。”（潘乃穆.回忆父亲潘光旦先生,宗璞，熊秉明.《永远的清华园》.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复员后，潘先生爱书的情结延伸至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改为“馆长”）。为争取日伪图书的分配、洽购私人大批藏书，他亲自多方奔走，收购刘半农遗书14000册、苏州金氏藏书15000册，接受北平卢木斋图书馆赠书等。1948年4月清华图书馆藏书已大体恢复战前水平。他写下《南行记感》、《救救图书》两文，针对旧书业凋敝，大批线装书被毁、化为纸浆，以及私家藏书趋向流散以至流失的情况，呼吁挽救线装书，争取由公家典藏。
超越“非人非蚁的世界”
作为“通才教育”与“人格教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潘光旦力陈“专门教育”与人格陶冶相分离的弊端。他明确指出，人，终究不是为了分工而存在，人的存在有其独特的价值，人的发展有着无限的可能。假如我们的教育仅仅是使学生像蚂蚁似的，训练某一种能力，那么这个社会岂不变成一个“非人非蚁的世界”？他认为各门学科技术有相通之处，主张理科大学生应当学点文科，文科大学生应当学点理科，培养学生要先博后约，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对人格的全面培养。
潘光旦把儒家思想凝炼为“中和位育”的人生境界，他的学术人生正是对此境界的诠释。1946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住在胜因院39号的费孝通，与潘光旦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如费老所言：“我和潘先生很早就相识，在清华时住得很近，到民族学院后又一直在一起，天天见面。我和潘先生的关系可以说是生死知交、荣辱与共。潘先生的人格魅力来自他对儒家思想的精深理解，他懂得怎么做人、如何对待“己”，从“我”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行为，为人做事不是为了迎合别人，而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这种情怀在心，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时，他能够坦然面对，而没有怨天尤人。”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潘光旦调往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兼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全国政协第二至四届委员。他继续为我国少数民族身份认定、《辞海》民族辞目拟定与编纂完成开拓与奠基工作，直至1967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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