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何不带吴钩：说说文人与军事（上）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李贺《南园十三首·其六》

  世言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原指韩信，典出北宋吕蒙正《破窑赋》），又清代黄景仁诗云：十个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杂感》）。纵使如此，也架不住一代代文人那颗躁动的心......

一、偶像时代：夫子知兵乎？

  文人，或云书生、读书人、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确立，依赖于官僚及其选用制度的发展。从西周的世卿世禄、商鞅的军功授爵、两汉的察举征辟（“茂才”与“举孝廉”）、魏晋的九品中正制（曹魏的九品中正又要区别于两晋的九品中正）到隋唐确立的科举制，期间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我们今天说的“文人”主要是科举确立之后的产物，而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士（庶民化的士，或者说“广义的文人”）。

  先秦的士，若论“军事情结”，必然首推诸子百家中的兵家。根据有限的史料（《史记》、《国语》、《战国策》等），诸如孙武、吴起、孙膑等兵家翘楚，在形成系统军事思想之前，并没有确凿的行伍经历：他们传世的“兵法”，一般的战略原则亦明显重于具体的战术经验；君王架前的兵棋推演，归根结底还是坐而论道。一旦获得君王赏识，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生涯才算开始，说他们是“文人知兵”或“文人掌兵”也算过得去。

  但后世的文人不会以兵家为宗，他们言必称孔子。作为儒宗的孔子，他的本来面目几乎被吴道子的“至圣先师孔子行教像”（原作遗失，现存曲阜孔庙石刻本）给掩盖了。历史上的孔子形象，远非流传画像中慈眉善目的老者可以道尽。

 《吕氏春秋·慎大览》记载：

  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

这显然是一个勇力非凡，而又不以之自彰的形象。

  《周礼·保氏》记载：

  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六艺”是西周贵族的“必修课”，也是孔子（血统上是宋大夫乃至商王族之后裔）授徒的主要课程，其中“射”与“御”（驾驭战车）除了礼仪训练外更是实用的军事技能——用今天的情况类比，孔子不仅要教语文、数学、音乐、思想政治等，还要教体育和军训。

  而孔子军事教育的成果，可以用《史记·孔子世家》的一段记载为例：

  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

又根据《史记》记载;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於曾子，事鲁君。（《孙子吴起列传》）

  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儒林列传》）

作为兵家代表的吴起，曾求学于曾子和子夏一辈的儒家，可谓出身于孔门——但孔子本人“犹厌言兵”，唯不得已而为之。

  除了军事教育以外，孔子本人也有两次重要的军事实践：其一是主导齐鲁“夹谷会盟”，其二是半途而废的“堕三都”。前者是一次准军事性质的外交胜利（“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见《孔子家语》），而后者是孔子恢复周礼的制度实践，不惜使用军事手段，他为此付出了政治生命终结的代价，颠沛流离（去鲁，周游列国，归鲁），最终恢复到了一位教师的人生本位。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又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本通“纹”，引申为文化、文明等）与“儒”历来有密切联系，后世“文人掌兵”可谓“儒将”，孔子正是第一位儒将，成为后世文人或儒家从事军事活动的一个“样板”。

二、从军入幕或独当一面

  孔子之后，文人掌兵样板的分化来自于“汉初三杰”，即张良（字子房）、萧何与韩信。秦末农民起义出身（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评价道：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世纪·高祖本纪》）

张良与萧何代表了文人军事生涯的一种基本模式——“从军入幕”，即“参谋型”或“谋士型”。其中张良出身韩国贵族，从“博浪沙刺秦”的经历看（可以全身而退），虽“状貌如妇人女子”（《史记·留侯世家》）却很可能具有高超的武艺——这是极重要的军事技能，他在刘邦军中起到的是作战参谋与情报参谋（甚至参谋长）的作用。萧何出身秦朝沛县小吏，他在刘邦军中主要扮演军需参谋或后勤部长的角色。韩信代表了另一种模式——“独当一面”，即战略军团级别的“军事主官型”，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掌兵”。他出身于庶民阶层，可以说是“秦末的士”，从军经历几乎就是先秦“兵家”的翻版，而他悲剧性的结局也与前辈兵家类似......

  历史上，“从军入幕”的“谋士”要远远多于“独当一面”的“儒将”。类似秦末的乱世，知识分子与被压迫阶级（农民阶级）的结合是常有的事情——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最早见《五四运动》），他们的“知识”促使他们扮演“出主意”的角色。而能在军事上“独当一面”的文人是不世出的，即使在宋明这样“以文抑武”的时代，也是极其罕见的。

三、投笔从戎

  历史的时间尺度是足够长远的，再罕见的，也能挑出一些，比如东汉的班超。说班超是文人，主要因为他那耀眼的家族光环——班氏一门，这是可与西汉司马氏（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媲美的门庭，他的父亲班彪、兄长班固、妹妹班昭均为杰出史家与辞赋家。班超偏是一个另类，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

这便是“投笔从戎”的典故（“笔”为文之器，“戎”为兵之器），连同班超本人的西域功业（经略西域三十年，封定远侯）成为后世的文人从军的偶像：王勃在名篇《滕王阁序》中标榜“有怀投笔”；抗战时期流传的《知识青年从军歌》（佚名词曲）有词“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四、同构的士人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代的乱世，为渴望功业的士人提供了更大的舞台。这一时期，文人掌兵（同构于“文人化的武人”）的典型形象便是“横槊赋诗”的曹操。他是官宦士族出身的军阀与权臣，是同时代唯一当得起“军事家”称号（除了军事实践，还要用理论建树）的两个人物之一（另一个是诸葛亮），同时作为“建安文学”（“三曹”与“七子”）的核心，进入了古典文学史——这便是“狭义的文人”。

  由于后世民间话本的渲染，作为文人掌兵偶像之一的曹操被逐渐“白脸化”。明代流行的《三国演义》（明代以文抑武的国策）进一步渲染，周瑜和诸葛亮的民间形象逐渐“儒将化”。周瑜出身世家子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瑜长壮有姿貌”；“瑜少精意於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即是说，周瑜既仪表堂堂又精通音律，这在魏晋时期臧否人物的重要指标——“美”与“审美”，也符合后人对“儒将”形象和气质的想象。与曹操、诸葛亮比较，周瑜同样有左右历史进程的军事实践，只可惜没有流传的军事理论建树（比如曹操的《孙子注》）。

  至于诸葛亮，与曹操同为权臣，却独于后世（无论官方民间）拥有极高赞誉。他出身于没落官宦世家，投军刘备后，从“军师”（系小说家语，其实就是幕僚性质的参谋，因为当时刘备自己尚处于“丧家之犬”的地位）干起，由“军师中郎将”（相当于参谋长）至“军师将军”（相当于总参谋长），这一阶段是典型的“谋士型”生涯。蜀汉建政特别是刘备逝世后，由于“白帝托孤”获得“法统”，诸葛亮的政治角色与曹操趋同，既是摄政的权相（“丞相录尚书事领益州牧”，可谓中央地方一手抓），又是战略军团的军事主官（北伐军团）。作为诸葛亮政敌的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对诸葛亮的最终评价是“可谓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后世对诸葛亮的赞誉集中在政治方面（“识治之良才”），他的失败往往被归结为军事的失败（“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在“特殊时期”的“儒法斗争”历史叙事结构中，诸葛亮因其治蜀功业一度被光荣地归于“法家”（包括曹操），其实作为一个现实的执政者，他们什么“家”都不必是，唯有清末赵藩的对联最为中肯：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至于军事（他的军事才能更多体现在战略预判与谋划层面，比如《隆中策》，所谓"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政权的先天不足”也好，“个人的能力不足”也罢，他作为一个人的悲剧只是一个字“累”——他不得不一人同时扮演“张良”、“萧何”与“韩信”三个角色！

  曹操最终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作了“周文王”，“胜利果实”最后却落到了曹操与诸葛亮的同构——司马氏（从司马懿到司马炎）手中，司马氏的崛起仍然遵循士人“从军入幕”到“独当一面”进而做大的路线。

  就“狭义的文人”而论，曹操毕竟是汉末唯一的偶像：周瑜、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收入《古文观止》，但《梁甫吟》作者仍存疑）纵然一把大火端了曹丞相几十万甲兵（到底几十万呢？），“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短歌行》）这样的句子却是写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