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理科研经费的预算和使用，是一门大学问。科研工作是创造性的劳动，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多变性。完全按计划书照表操课，肯定做不出一流的科研。根据科研工作的特点和一般规律，完全按原有的预算来使用经费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但是，从科研管理和审计的角度出发，科研经费的预算和使用也确有必要实行严格的监督，否则用经费包二奶一类的事件还会发生。如何平衡上述两方面的要求，是摆在各国资助及监督机构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近年推行“模块式资助”(modular grant)，也就是以25000美金作为一个资助单位或模块(module)来计算资助额。申请人不必提出详细的预算，只需列出所要求的模块数目并解释其理由即可。评审人和资助机构根据计划书的质量、工作量和需要，决定资助的额度，也就是模块的数目。其中每一模块一般都包括人事和实验室日常支出的经费。香港研究资助局（RGC）评定的经费额度，也是一笔过的拨款，只对人事、实验室日常开支以及会议三大项的经费设定一个界限，如有突破才需事先申请批准。至于日常开支，RGC曾经建议的额度是每位研究人员每年150,000到200,000港元。在NIH和RGC的制度下，PI使用经费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虽然在申请经费时提出一个明细表，但该表仅供评审时参考，使用经费时不必完全照表宣科。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科研规律，科学性较强，受到学者的普遍欢迎。国际上公立和私立的多数资助机构，大都采取类似的资助方式。有人说，灵活性这么大，自由度这么高，岂不是任由PI随心所欲？事实并非如此。NIH和RGC都有完整成套的规章，其执行主要由大学的财务部门负责监督。不允许报的项目，不允许超的额度，财务上都会严格把关。比如参加国际会议超支，又比如购买电脑，都受到限制，非经预先报备批准不能报销。此外，RGC还聘请审计师对各校进行抽查，以及时发现可能的问题与不足。

香港其他几个科研资助机构，由于也是使用公币，同时主事者为政府官员，因此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弊端就比较多一些。其中被诟病最多的就是规定经费使用时必须照预算的细项执行，不得超过30%。例如动物实验的预算为5万港元，最多只能用6.5万，其他项目（例如化学和生化试剂）有盈余也不能再用于此。对此最为普遍的批评就是给PI、财务和审计部门增添了很多工作量，违反科研规律，对研究人员不信任，不必要地将问题复杂化，无法适应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

比香港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近年常常听到内地同行投诉，内地科研管理及审计部门对科研经费的预算和执行越来越锱铢必较。经费使用必须严格照预算表来执行，而且预算细到买什么冰箱，买什么品牌，买多少都要列明。使用时如与预算略有不同，无论数量、单价或品牌，都会招至麻烦，动不动就扣钱罚款。许多著名科学家都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是逼人造假帐，甚至可以说是逼良为娼。这种做法，貌似严格，貌似对人民负责，其实不符合科研规律也不符合国家和公众的长远利益，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也浪费了宝贵的公共资源。科研工作既然有不可预测性，亟需随机应变，其预算不能过细，更不能完全照预算表来执行。我认为，从科技部、基金委的层面应高度重视此类问题，用心学习欧美台港的好经验，及时对不合时宜的做法和规定作出必要调整，在讲求科学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管好用好国家的科研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