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宁老师，王善勇老师，金拓老师，陈安老师，孙学军老师，贾伟老师：很荣幸有机会和大家一道作为嘉宾来谈谈科技评价问题。姗姗来迟，首先给大家道个谦。说实话，我没有及时赶到这里和大家交流，我都感到自己有些不识抬举。但实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首先来解释一下，我这两天做的事情。其实，按照规定，我每周有两天半的科研时间。但因为国家要评选长江学者，上海市要选择青年拔尖人才，而要报名参加评选，您必须提供收录，引用或者所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我的工作就是给人们提供这些证明的。给大家提供一个范本吧：

证明

经检索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XPANDED)数据库和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数据库，同济大学图书馆刘玉仙的14篇论文被SCI-EXPANDED收录，并附期刊影响因子。详细情况如下：

下面是详细的从SCI数据库下载的数据，拷贝下来，如果做引用证明，还要加上所有的引用数据，一条一条地数，并区分这些引用有多少是被他引引用的，多少是被共同作者引用的，多少是被自己引用的。

前些天去土耳其参加了国际科学计量学会，会议论文在15日前必须提交到一个期刊上，原本想利用我每周两天半的科研时间来完成这件事情的。这周特别忙，大家忙得四脚朝天还不能做完。咱们不能耽误学校的青年才俊申请长江计划，拔尖人才。所以部门主任恳请我这周辛苦一下，我就每天都去上班了。会议论文没有按时提交。在大家讨论科学计量学指标评价科学的不合理性的同时，我辛辛苦苦地给那些青年才俊做这个指标，以便他们能够被认为是青年才俊。我不得不违心做着一个个的证明，甚至如我这种身体条件，还不得不加班加点来做，因为这份证明关系到另外一个人的前途，我没有资格耽误别人的前途。这便就是我不能来这里和大家交流的原因之一。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工作。作为一个研究科学计量学10年有余的学者，我当然知道各种指标的不合理性。Science发表社论的第一时间，我就知道DORA了。我没有签名，第一是认为如我这般的小人物，who care？我想我签名或者不签名，对这件事情毫无影响。第二我认为那些科学家也太小题大做了，不过是几个科学计量学家在玩得几个数字，谁会在意呢？

回国后，作为对我工作的认可，我开始从阅览部调到图书馆信息咨询部上班，主要工作是查新，教学和开收录引用证明，但因为还没有查新证和教师资格证，我主要做收录引用证明。说实话，在图书馆工作25年，从来没有想到图书馆工作会如此繁重。做了几个收录引用和影响因子证明之后，才知道影响因子收录引用等等已经如此深入地渗透到我们平时的科研生活中。我扭头就去DORA上签上了我名字，回过头，我不得不接着做所谓的收录引用和影响因子证明。这是我们工作，图书馆服务于学校的科研评价，给科研评价提供证据是我们图书馆的使命，我不能违背。但我知道，我工作的内容毫无价值。等我退休，这些工作可能就被废除，我的生命原本就风雨飘摇，再用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来填充，我竭力维护的生命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但如果不做这些事情，我又拿什么来谋生呢？因为身体不好而无法选择另外的单位。我觉得我如同囚徒一样，被陷在一个困境中，怎么也挣脱不出来。

如果您碰到如我这种情况，单位的使命不合理，您还会在单位使命的框架里寻求自己的价值吗？我认识的一个人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他单位曾经以证明他只会犯错误为使命而组织业务流程和分配物资，他们派了专人来检查她所做的每一个工作，检查出来错误，让那些检查的人签字画押，如果检查不出来，他们把他做得正确的抹掉，换上错误的，然后来计算他的错误率……如果，我是真的反对以单位使命来评价科学的。不管这个宣言是发表在Nature上，还是发表在什么墙壁上。

当然，后来发表的leiden宣言，把使命放大了，不管具体使命是什么，而放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下，把使命定义用其推进科技前沿的，还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考虑科学研究的政策意义，工业开发和公共利益方面的价值，这也是我在做，并想一直做下去的，没有反对的理由。

当然，我一点也不反对我们以科学家所研究的科学内容来评价科学家。实际上，我一直在寻求这方面的方法。这我将在下一篇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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