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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国招渝日本的使者、册风琉球国王即位的天使,通常大抵由福建福州府长乐县广石梅花所开洋——入清之后,“因巨舶不行,沙壅水浅,遂从五虎门出口”,在当地祭神登舟后即航向海中。其时往返福州与琉球间,主要以海岛(山)为航标,以季风为推动,孟夏之季乘西南季风往东北驶去,秋时循东北季风而回。
关于钓鱼列屿的记载,目前所知者当以《顺风相送》为早,据向达于《两种海道针经序言》所述,“两书原本都是旧抄本,原藏于英国牛津大学的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顺风相送的副叶上有拉丁文题记一行,说此书是坎德伯里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劳德大主教(Arch. Laud)于一六三九年所赠”。[1]另据吴天颖所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书中上传《顺风相送》的封面、封底,此书为1637年收藏本(见右图)[2]。此书辑录之前,流行久远之古本中“有山形水势,抄描图写终误,或更数增减无有之,或筹头差别无有之”,加且“古本年深破坏,有无难以比对”,作者因恐后人抄写从真本误事,而于暇日“将更筹比对稽考通行较日,于天朝南京直隶至太仓并夷邦巫里洋等处更数针路山形水势澳屿浅深攒写于后”。[3]可见,古本原为图经并茂,是我国先民海洋实践活动的知识结晶,流传至今之针经,应有其相对应之海图,惜因攒写此书之佚名氏或不善丹青之道、或专重指南之法,没能得以延传。但书中所记之针路,让我们得以推知图画之大致情形。是书记有福建与琉球往来针路。《福建往琉球》篇载:“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坵。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风东湧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湧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4]《琉球回福建》篇记:“港口用坤申一更半平古巴山是麻山。用辛酉四更半,用辰戌(作者按:原本辰戌不合罗经定位之理,疑应作辛戌或乾戌)十二更、单乾四更、单辛五更、辛酉十六更认是东路山,望下势便是南犯,坤未三更半台山,三更是乌麻山,坤针见官塘。五更平官塘,取定海千户所前抛为妙。”[5]
“至八日出海口,……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然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夷船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6]此中“平嘉山”当即《顺风相送》中的“彭嘉山”,两者相照,无疑属同一航线。途中描绘诸山(屿),也早于此前为中国海员所熟识,并为之命名。[7]
钓鱼列屿并非琉球国土,可在后来的《琉球三十六岛图》中得到证实。此图乃是程顺则受琉球国王尚敬的委托,绘出一丈见方的琉球草图,“东西南北,方位略定,然但注三十六岛土名而已”。继而与徐葆光等人“遍游山海间”,“询名以得其实,见闻互证,与之反复,去疑存信”;最后由随往琉球的测量官平安、丰盛顿二人正式绘成,是名副其实的中、琉合作绘制而成的官方性质的舆图,其内容的真实性应无疑义。如图所示,上所讲之中琉航线中只有姑米山出现图中,与上陈侃所谓“古米山,乃属琉球者”相符合。
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有《沧海津镜》卷,为郑氏参绘日本图籍而成,但个中名称沿袭中方原有之名,如与日方有所不一,则以注标明。如右图,乃郑氏所绘台湾、琉球诸岛图,图中记台湾时,标名“小东岛,即小琉球,彼云大惠国”,彼即为日方。而台湾与琉球间的彭嘉山、钓鱼屿、黄麻屿、赤坎屿等皆无注,说明日方其时图籍应为参考中方海图而成,并沿用中方对岛屿之命名。
《海防一览图》为郑若曾等所绘早期海防图,是《万里海防图》的前身,在此图中,中国岛屿名趁用长圆形框,临近中国的琉球岛名则用长方形框,泾渭分明,一目了然。此图因为沿海草图,沿袭了《大明一统志》的一些错误,如P84-85
但郑若曾及其协作人员,在正式绘制成《万里海防图》时,经过周密修订,修正了草图中的错误。经过图形比较可看出:一、摒弃了以长方形框来表示琉球属岛的办法,干脆把琉球从中国沿海图中删除;二、否定了 与高华屿的存在,而将“彭湖山”正确绘入 平海卫东方海域,恢复其本来面目;三、将原来“黄毛山”与“赤屿”之间重复出现的“黄茅屿”删除。
[1]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3-4页。
[2] 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25页。
[3]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21页。
[4]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95-96页。
[5]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98页。
[6] [明]陈侃撰,《使琉球录》。
[7] 关于中国海洋活动群体在海洋实践中认识钓鱼列屿并为之命名一事,已有较清楚论述,可见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29-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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