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说：“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季羡林说：“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读书和写作，对于年近半百的我也会有自己的感悟。虽然未能成名成器，但还是做了些努力的。

    先说读书。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但我算是比较幸运的。父亲是1962年的高中毕业生，父亲的父亲没读过书，父亲的爷爷是秀才（外公也是秀才），再往前追溯，好几代人都是“读书人”。我小时候，实际是没啥书可读的，家里有几本书，还多是我根本就读不懂的《资本论》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选集之类。家里的居住条件亦很窘迫，一家六口人，厨房、卧室（两间）是分散三处的。厨房真的是“风雨飘摇”，遇到下大雨，不敢久留。卧室是常年黑咕隆咚的，起初窗户真的是“巴掌大”，后来改造了一下。1989年租了一间房，一方面是堆放木料（准备盖房子，但种种原因，一直未盖），一方面成了我的卧室（还不是我“独享”，我二哥及我的一位表哥先后共享过）。我的求学之路算是经历了坎坷的，初中复读1年、高中复读2年，最为幸运的是父母供我读书的信念坚定，一定要让我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跳农门”）。我的身板，实际上也确实不大适合务农，一些农活我是真的“奈不何”，大学毕业时我的体重才106斤。那时，务农主要是靠肩挑背扛，手上有劲，腿脚勤快。读书的时间，实际是很有限的。也算是“亦耕亦读”，力所能及的农活、家务活需要分担一些。我的小学、初中阶段是在农村上的，家里用的是煤油灯（偶尔用蜡烛）；高中阶段是在县城上（租住校外），用的是15瓦或25瓦的白炽灯泡（印象中没用过台灯），条件实在有限。读书读书，读的多是“应试”书，课外书非常少，即时有也没工夫读。我的幸运之处，算是沾父亲的光，父亲从我上小学一年级开始调到“中心小学”做教导主任，父亲的办公室有一些报纸、小人书，我读过一点。上大学期间，图书馆是常去的，读课外书读的也不算多。工作之后，似乎也没有大把时间读书。近年，我倒是很想多读点书，有的是书读，可惜的是，读书时间一长，眼睛是实在受不了。

    再说写作。也是受父亲影响，我是从小学四年级（10岁）开始写日记，自此之后可以说是未间断过（2005年之后，算是以博客代替日记了）。写的水平不怎么样，但确实是一直在笔耕。小学参加县里的作文比赛得过一次“鼓励奖”，奖品是一个有吸铁石的文具盒，这对我还真是一种“鼓励”。初中也参加过一次学校组织的作文比赛，得过一次三等奖，那个奖是我初中复读那一年得的，对我重塑信心是大有帮助的。高中阶段，校刊采用了我的一则稿件，我的文字首次变成铅字，当时是无比喜悦与激动的。大学阶段，我有幸做了三年（大二到大四）校报学生记者、学生编辑，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平台与舞台。大学期间，《南风窗》曾经选刊了我写的两则小幽默，给了我40元稿费，这对我来说是“丰厚”的物质奖赏，那时一天的生活费为6元。大学期间，拼命读、拼命写。疯狂的事是写过小说投稿，十多万字。单单是一笔一划写字就需要大把时间，投稿还至少得一式两份，一份投出去，一份做底稿。我已忘了我投过几次，写的是啥。只记得写的过程还是很艰辛的，真的是朝思暮想、搜肠刮肚、废寝忘食……写的东西要得到认可是不容易的，要有基础（比如学养、经历、阅历），还要有技巧（比如文笔）。大学期间，还做过一件疯狂的事情是毕业论文投稿，投过几家，没能得到发表的机会，但因毕业论文开发的“校报管理信息系统”有两家高校是实际采用了的。而且我正式发表论文算是2000年开始的（《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年刊）。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学术期刊、图书、报纸等载体，出现我的作品频率算是比较高的。也许与我的经历有关，我的写作算是比较受欢迎的。近期发现，我出版的书也有盗版书（至少是未曾经过我同意），而且质量还真不错。

    读书、写作，二者是密切相关的、相辅相成的。读好书、写好作，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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