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值得尊敬与铭记的图书馆员——李兴辉先生

    近期，实际笔者是在试图溯源张厚生先生如何与目录学结缘的，在探寻张厚生先生留下的史料过程中，读到了大量1970年代“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的史料。李兴辉先生代表“图书分类法编辑组”与张厚生先生有大量通信往来，有不少信件署名为“李兴辉”。从1971年春季开始，直至1990年代《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3版）》（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出版之后一段时间，时间跨度有20余年。张厚生先生是以“盐城县图书馆”署名参加编写的。1972年9月，张厚生先生应北京图书馆邀请，作为中小型图书馆特别代表参加新分类法编辑工作会议，是当时参加会议代表中最年轻的一员（29岁），参加新分类法编辑研讨会会议的人员：胡耀辉、彭斐章、周继良、张琪玉、骆伟、成素梅、李秀英、张德芳、狄凤山、朱孟杰、赵永义等10多位图书馆界前辈，倡导并起主要负责工作之一的便是李兴辉先生。李兴辉先生是张厚生先生学术生涯中遇到的“贵人”之一，1971年春季开始因“图书分类法”交往，详见《诲人不倦 后辈师表——记北京图书馆李兴辉老师》（北京图书馆通讯，1986年第3期）。可以说李兴辉先生是张厚生先生遇到的“伯乐”。

    张厚生先生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本科毕业后，先是在农场劳动、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8月至盐城县图书馆工作，其时已关闭了几年，起初全馆在职者仅张厚生1人，1977年时职工人数7人，藏书151000册（其中未上架82000册），实有建筑面积350平方米（其中书库160平方米，阅览60平方米），图书流通情况：52000人次，61000册。1977年10月23日张先生写给张琪玉先生的信中透露“我馆目前仍和这里的文化馆是一个单位，但业务上是分开的。”也就是张厚生到盐城县图书馆工作数月之后，便与李兴辉先生领导的“图书分类法编辑组”结缘，且持续了20多年之久。

    张厚生生前曾多次与我提起过“李兴辉”，但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还曾以为是一位女性，可能是网络检索时对错号了。随着近日对李兴辉先生的“寻访” ，我发现李兴辉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与铭记的图书馆员！远不止仅仅是张厚生先生的伯乐这一桩。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我来给李兴辉先生尝试编一个“精简版”个人简介。

    李兴辉（1914.8-2016.10），男，汉族，出生于北京市，中国图书馆学家。1931年考入了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直至1992年退休（1987年退休后又返聘至1992年），长期致力于图书馆业务，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图书馆工作62年，积有丰富的经验，在文献编目与文献检索方面的研究造诣较深，对分类法和主题词表的编制及文献检索工作成绩显著，为文献检索规范化和自动化创造条件，并培养了人才。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委会主编的二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及其《简本》，经评审荣获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李兴辉先生是该项目的主持人之一，鉴于李兴辉先生数十年来在编制图书分类法方面所做的贡献，《中图法》编委会公推他为代表，1986年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在潜心研制分类法的同时，李兴辉还在1974一1978年间参加了文献检索语言方面的另一个重大项目——《汉语主题词表》的编制，主持了该表社会科学部分编辑组工作，《汉语主题词表》1985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1年7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图片说明：李兴辉先生1990年2月在黑龙江省图书馆做《中图法》(三版)修订情况学术报告

1985年3月成立第一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12月23日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61项，其中：特等奖23项，一等奖135项，二等奖535项，三等奖1068项。1986年5月15日召开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大会奖励首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项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奖代表并与代表合影。李兴辉先生是获奖代表之一，而且是同时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1986年7月19日，国家图书馆（其时叫“北京图书馆”）为祝贺李兴辉先生从事图书馆工作55周年召开了茶话会。《北京图书馆通讯》（《国家图书馆学刊》的前身）1986年第3期刊发了一组文章，分别为：张玉秋《祝贺李兴辉同志从事图书馆工作五十五周年——北京图书馆召开茶话会》、北京图书馆图书馆学研究部《图书馆园地上的辛勤耕耘者——李兴辉同志的事迹》、许培基《我所尊敬的李兴辉同志》、张厚生《诲人不倦 后辈师表——记北京图书馆李兴辉老师》。1997年曾任广西图书馆馆长、主编《中国图书馆界名人辞典》（沈阳出版社, 1991.12》的麦群忠先生为李兴辉先生写了一篇人物小传《兢兢业业六十载─—李兴辉》（《图书馆界》1997年第1期）。

    种种原因，关于李兴辉先生的贡献与事迹，可以说是“鲜为人知”。经检索，《图书馆学情报学大辞典》（海洋出版社，2013）等工具书没有李兴辉先生词条；《中国图书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附录卷未录；《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鲜有提及。其中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与时代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比如1975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者只署“《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组”，在“前言”中只提有“三十六个单位”参加编辑，而参与者一个名字都没有列出，只有编辑者的单位名称；二是李兴辉先生真的是健康长寿，103岁逝世。李兴辉对《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突出贡献，由张厚生先生留存的史料可见一斑，笔者算是幸运者。李兴辉去世的时间，经访问国家图书馆顾犇先生获得，且告知2019年国家图书馆摄制的口述史纪录片《口述国图》视频中采访了李兴辉先生。  

    《钱亚新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中有关李兴辉先生的内容，笔者做了摘录，特此分享希望有助于“见微知著”。1974年8月中旬，北京图书馆李兴辉在南京图书馆主持召开《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试用本）》征求意见座谈会，先生在夫人吴志勤的陪护下出席会议并作发言。1984年12月在南京召开《中图法》编委会扩大会议。北京图书馆的丁志刚馆长、《中图法》主编韩承铎、副主编李兴辉也来了。1986年1月下旬，李兴辉来宁拜访钱亚新先生，请教《中图法》修订问题，钱亚新与张厚生一起接待。钱先生记录了三人会谈情况。1986年4月初，张厚生转交李兴辉先生的《关于“综合科学（知识）”的列类问题》，钱亚新致函李兴辉，最后一句为“您是这编委会副主任，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况，请您作复以去除我的困惑！”

    笔者以张厚生先生《诲人不倦，后辈师表》中的文字结束本文：“他那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他那热爱图书馆事业，甘为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他那谆谆善诱，诲人不倦的高尚品德，为我们后辈树立了楷模师表，值得我们敬佩学习。”“李老师的道德文章，为后生所景仰。我要向李老师学习，努力工作，为图书情报事业多做贡献。”         

 延伸阅读：

[1]群忠.兢兢业业六十载─—李兴辉[J].图书馆界,1997(01):56-57.

[2]周玉玲.刻苦·严谨·求实——访北图研究馆员李兴辉先生[J].北京图书馆馆刊,1995(Z2):129-132.

[3]李博达.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图书馆界前辈李兴辉先生记事[J].黑龙江图书馆,1991(04):67-68+62.

[4]丘峰.我国情报检索语言建设的组织者——李兴辉同志[J].国家图书馆学刊,1987(04):66-69.

[5]钟开杰.李兴辉同志是我学习的榜样[J].国家图书馆学刊,1986(03):47+6.

[6]张玉秋.祝贺李兴辉同志从事图书馆工作五十五周年——北京图书馆召开茶话会[J].国家图书馆学刊,1986(03):40.

[7]图书馆园地上的辛勤耕耘者——李兴辉同志的事迹[J].国家图书馆学刊,1986(03):41-42.

[8]许培基.我所尊敬的李兴辉同志[J].国家图书馆学刊,1986(03):43-44.

[9]张厚生.诲人不倦 后辈师表——记北京图书馆李兴辉老师[J].国家图书馆学刊,1986(03):45-46.

[10]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组编.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75.10.

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关怀和支持下，北京图书馆于一九七一年二月提出以大协作的方式，编辑一部新图书分类法的倡议。随即得到全国各系统图书馆的积极响应。先后派员到北京图书馆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部分大专院校回书馆，和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等三十六个单位。

[10] 纪录片《口述国图》：国家图书馆110年里那些闪光的人和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2606470036936725&wfr=spider&for=pc

《口述国图》海报

12月10日晚，由国家图书馆摄制的口述史纪录片《口述国图》在2019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首映。首映式由国家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共同主办，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和国图影视中心承办。《口述国图》是国家图书馆在建馆110周年之际，制作出品的第一部以亲历人视角展现国图发展历史的口述史纪录片，也是国内首部记录和展现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口述史纪录片。

据了解，国家图书馆于2003年启动老馆员口述史访谈工作，十多年来，共有47位老馆员及其亲属接受口述访问，累积了200余小时、105万字的口述资料。这部纪录片选择在图书馆首映，当晚也有很多图书馆人前来观看这次首映礼，可以说是创造历史、见证历史、学习历史的图书馆人的聚会。

片中，“缘起文津街”讲述了从最早的京师图书馆建立，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建馆的发展过程。受访人中有两位老馆员在1931年入馆，其中李兴辉老人亲历了文津街馆区的开馆盛况。他们的叙述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附麦群忠先生《兢兢业业六十载——李兴辉》全文如下：

    在我国图书馆界有许多一辈子都在默默奉献的老专家、老馆员，其中时间长而贡献又较大的要算北京图书馆的李兴辉先生了。他从1931年起就在北平图书馆工作，1987年退休后又回聘至1992年才离开工作岗位，在图书馆岗位上工作了62个春秋。正式退休后仍关心着图书馆事业，参予一些图书馆界的学术活动。

    李兴辉先生1914年生于北京市的一个书香人家，他中学毕业后因受家庭情况的影响，没有读大学，直接考人了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图书馆(1909一1929年)，李先生入馆时，文津街的北平图书馆刚建立不久，它名义上受教育部管辖，实际上却是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当时馆长蔡元培先生、副馆长袁同礼先生又很重视人才，注重学术研究，求知欲旺盛的李兴辉来到这个学术空气浓厚、人际关系融洽的学术殿堂，真是如鱼得水。他抱着“一个人应该终身接受教育，工作就是受教育的过程”的信念，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在学习中钻研工作，由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自学成才，成为图书馆界的颇有名望的老专家、研究馆员。他为北京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建设做过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分类法，主题法的研究和编制方面更是成绩卓著。我国文献检索语言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几个大的成果如(中图法》、《汉语主题词表)以及以前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大型法)》、(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等，均是在李先生的主持或参予主持下编制的。此外，他还写有(图书编目》、《图书分类》、《主题法》等教材，发表了有关文献编目分类法、主题法、标准化等方面的论文。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李先生刚步入图书馆这座学术殿堂的门槛时，只是个才17岁的高中毕业生，他先从辅助性、助理性工作做起。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业务需要，我就学习。”为了工作需要，他曾人英文补习学校进修过英文，也曾到打字学校练习打字。在中文采访部门工作时，他认真学习图书采购知识，熟悉版本源流，反复钻研《书目答问》等中国古籍的经典性目录。在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先生的指导下，他自学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10多门课程。他曾在阅览部，善本部，编目部工作过，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踏踏实实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做学问。为了搞好图书分类工作，他又在工作之余浏览了许多学科的概论性著作和科学史方面的论著，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分类的水平。如前所述，李先生的主要成就是在文献检索方法—分类法和主题法方面。他曾先后担任北图中文编目组、分类法主题法组长、中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兼第五分会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兼分类法主题法组组长。1949年建国后，李先生在主持中文编目工作时，就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图书分类法上。当时，北图还沿袭使用刘国钧先生编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为适应新思想、新文化、新学科文献分类的需要，在他的主持下，即着手在原分类法的基础上充实修订。1957年印出修订本，作为新分类法编出之前过渡使用。1956一1957年，李先生主持编制了《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这是专为基层图书馆类分图书而编的，简称《中小型表》。1959年初，北京图书馆决定扩编(中小型表》为详表，以便适应省、市图书馆的需要。在北图主持下，有4个省、市馆派员组成小组，由李先生牵头编制。扩编工作开展后不久，文化部决定组织一批国内有关专家正式组成(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委会，聘任李兴辉与北大图书馆学系史永元老师主持此项工作。这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大型分类法。1964年先完成下册自然科学部分。当时即为全国图书情报研究单位和部分专业大学所采用。1966年上册社会科学部分尚未完成便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停编了。直至1971年才恢复分类法的编制工作，仍由李先生主持。1980年刊行(中图法》第二版后，又继而编出“详表，’(资料法)、“简表”“期刊表”、“索刊”、“使用说明”(手册)等多种版本和辅助工具，为全国各类型图书、情报、资料单位广泛采用，遂成为一部全国通用的图书资料分类法。(中图法》在1985年末荣获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这个项目的主持人之一。李先生为它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功不可没。

    李先生在潜心研制分类法的同时，还在1974一1978年间参加了文献检索语言方面的另一个重大项目—(汉语主题词表》的编制，主持了该表社会科学部分编辑组工作。1980一1984年又受聘主持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委员会第五分会工作，主持制定了“文献主题标引规则”和“文献主题词表编制规则”。编制分类法、汉语主题词表和制定文献主题标引规则都是聘请有关专家共同协作研究完成的。作为主持者，李先生一方面率先钻研，另一方面又虚若怀谷，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善于归纳，与大家共同研究，所以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得到各方面的好评。

    在这些大型研制项目中，李先生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主持者，而且也是善于另寻蹊径、独有所得的研究者。如1957年，国家刚公布汉语拼音和规范简化字后，他即对汉语拼音进行研究，写出《文字改革与图书馆目录》一文，提出采用拼音字母检索，为图书馆字顺目录的建设开辟了新的检索途径，并在编制(中小型表》时第一个提出采用拼音字母与数字组成混合号码的主张。李先生对中外分类法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后认为，用拼音字母与数字编制混合号码，虽然在号码形式上显得复杂些，但大大提高了符号的标记性、等级性和助记性。李先生的建议曾引起很大的争议，但经过专家们认真讨论对比，最后决定采用了。其后，在1959年编制(大型分类法》和1971年编制(中图法)时都采用了这种混合号码的编制方法，为我国编制分类法的标记符号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

    笔者有幸与李先生两次见面，一次是80年代有关中图法的一个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李兴辉、韩承铎、刘湘生诸位专家来主持会议，笔者参加会议得以相识。他们会议结束后到广西图书馆参观指导，临走时，广西图书馆曾请他们三位在一个工作人员家里聚会，作为饯别。后来，笔者出差到北京，李兴辉先生和刘湘生先生得悉后，执意要请广西赴京的同行到全聚德吃北京烤鸭。李先生的诚恳、慈祥、谦和、真挚给笔者留下的难以忘怀的印象。李先生对图书馆事业的执着，对工作科学、严谨、求实的态度，对同志的祥和，堪称楷模。